初期的谈判与沟通，主要由中英双方的外交部门先行展开，进行初步的接洽与商议。
这项工作的核心担子，落在了蔡大使以及使馆内几位经验丰富的官员肩上，他们负责把控整体的谈判方向，与英方代表进行首轮的正式对话。
顾从卿也有幸参与其中，不过他的角色更为特殊——会议上，他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沉默，目光却如同精密的仪器，细致地观察着在场每一位英方代表的神态、语气乃至细微的肢体动作。
同时，他要全神贯注地捕捉对方所说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会后再将这些信息进行系统的汇总、梳理与提炼，形成详尽的记录与分析。
这项工作旁人难以替代，只因顾从卿的英语水平早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流利精准，更能敏锐捕捉到语言背后潜藏的弦外之音，甚至比不少英国本土人更能领会那些微妙的表达。
可这样的工作极其耗费心神，每一次会议都像一场高强度的脑力博弈。
散会时，顾从卿常常觉得大脑像被灌满了铅，连转动一下都觉得吃力。
回到家，他往往一句话都不想说，倒头就能睡上很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将透支的精力一点点补回来。
刘春晓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总会提前温好汤，等他醒来时，递上一碗热乎的，轻声说：“慢点来，别太拼了。”
她也知道做些汤汤水水给他补一补了。
顾从卿接过汤碗，暖意顺着喉咙淌进心里，只笑笑说：“没事，这活儿总得有人干仔细了。”
他记下的每一句话，提炼的每一个要点，都可能成为后续谈判中至关重要的参考。
这肩上的责任，容不得他有半分松懈。
今天谈判会议室的长桌铺着深绿色台呢，中英双方代表分坐两侧，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醇香，却掩不住暗流涌动。
蔡大使坐在主位，神色沉稳，顾从卿则坐在稍侧的位置，面前摊着笔记本，指尖捏着钢笔，目光看似平静地扫过每一位英方代表。
英方首席代表说话时习惯轻敲桌面，每到措辞犹豫处，食指的力度会不自觉加重。
旁边的女秘书记录时，若听到敏感内容，会悄悄抬眼瞟向首席代表。
而那位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总在提到“香江金融地位”时刻意放缓语速，似乎想强调其特殊性。
这些细微的举动，都被顾从卿飞快地记在本子边缘，标注上“犹豫”“请示”“施压”等字眼。
“关于过渡期的司法体系衔接，我方认为需要更细致的方案。”
英方代表抛出问题，语气带着试探。
顾从卿笔尖不停，将对方用词里的“需要”“更细致”圈出来。
这表明他们并非完全反对，而是想争取更多话语权。
顾从卿这一觉睡了十几个小时，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
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笔记本上，他忽然想起英方代表提到“香江市民意愿”时的眼神闪烁，赶紧在报告里补充：“需核实英方是否暗中进行民意调查，警惕其以此为借口拖延。”
蔡大使看到报告时，赞许地点头：“你这双眼睛比放大镜还厉害。
他们确实在玩文字游戏，这些细节不抓牢，谈判很容易跑偏。”
又一次会议结束后，顾从卿在走廊遇见那位英方女秘书，对方笑着用流利的中文打招呼：“顾先生的英语真是地道，听不出半点外国口音。”
顾从卿淡淡一笑：“语言只是工具，重要的是传递准确的意思。
就像今天会上，贵方说‘理解华方立场’，但我们更希望听到‘接受’。”
女秘书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匆匆点头离开。
顾从卿望着她的背影，在心里叹气——这项工作就是如此，每一句话都像在走钢丝，既要有精准的表达，又要有敏锐的洞察，稍有松懈就可能错失关键信息。
因为顾从卿最近整个人都很紧绷，土豆一有机会就凑到他跟前给他耍宝。
土豆凑过来，举着英语课本：“哥，你看我这发音标不标准？”
他念了段课文，那股东北味依旧顽固，却比以前流利多了。
顾从卿听着，忽然觉得轻松了些。
他揉了揉土豆的头发：“比那些谈判代表真诚多了。”
至少，这孩子的话里没有弯弯绕绕，只有实实在在的进步。
刘春晓端来汤碗：“快趁热喝，补补你这费神的脑子。”
“你都快成了香江那边的师奶了，听说香江师奶个个煲的一手好汤。”
周末土豆和刘春晓休息，他们三本来打算出去野餐，但顾从卿又被紧急叫回了使馆。
了解到大使的需求后，顾从卿回到办公室找文件。
顾从卿将整理好的英方诉求分析报告放在蔡大使桌上，指尖在“主权换治权”几个字上重重一点。
“他们的核心想法就在这——表面上归还主权，实则想通过保留治权，继续掌控香江的经济和司法体系。
这从他们提出的‘过渡期英方保留行政主导权’条款就能看出来。”
蔡大使手指敲击着桌面，眼神锐利如锋：“这是妄想。
主权和治权从来都是一体的，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和躯体，岂能分割？
我们要的是完完整整的香江，不仅要在地图上划回来，更要在实际治理中说了算。”
下午，华英双方进行了第37次非正式会议。
英方代表拿出一份厚厚的方案，语气看似恳切。“我们理解中方对主权的重视，因此愿意在名义上承认香江归属中国。
但考虑到其特殊的经济地位，由英方继续治理二十年，才能保证稳定，这对双方都有利。”
顾从卿坐在旁边，飞快记录着对方的措辞——“名义上承认”“继续治理”“二十年”，这些字眼像一根根刺，扎在纸上。
他注意到蔡大使的手指在桌下轻轻握成了拳，却依旧保持着语调的平稳。
“先生们，”蔡大使将方案推了回去，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香江不是一件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
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现在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就必须纠正得彻底。
主权包括治权，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没有例外。”
休会时，顾从卿在茶水间遇到英方首席谈判代表，对方递来一杯咖啡，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傲慢。
“顾先生，你们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香江的治理需要经验，你们目前的体制，恐怕难以驾驭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
顾从卿接过咖啡，指尖却没碰到杯壁，只是淡淡一笑：“经验是在实践中积累的。
中国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您怎么知道我们不能让香江更繁荣？
更何况，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理应由我们自己来管，哪怕开头难一点，也心甘情愿。”
这场会议又吵吵嚷嚷的开了四个小时，双方不断的进行试探。
回到家，顾从卿把自己关在书房，对着镜子一遍遍模拟谈判场景。
刘春晓端来宵夜，“又在琢磨他们的话？”
“嗯，”顾从卿揉了揉眉心，“他们总拿‘治理能力’说事，其实就是不想放权。”
他拿起桌上的香江地图，指尖划过维多利亚港：“你看这里，多少华人企业家在这里扎根，多少内地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
我们要的，就是让这种联系更紧密，而不是被外人隔着一层手。”
“国内大领导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上次跟蔡大使通话说，告诉英方，别打‘主权换治权’的主意，这是红线，谁也不能碰。
97年之后，香江的一切事务，必须由华国政府说了算。”
其实双方的目标都很明确。
英方想保留的不是“治理权”，而是对这片土地的最后一点掌控欲。
而他们要争取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条款，而是一个国家应有的底气。
第二天的谈判桌上，蔡大使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主权与治权不可分割”七个字写在白板上，红笔加粗，像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这是我们的底线，”他环视全场，目光坚定，“没有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