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京里。从北京望出去，天下督抚，几乎尽是汉员。
十五个巡抚，轩军赴美之前，只有江苏巡抚是旗人——关卓凡。轩军赴美之后，江苏巡抚由赵景贤署理，天下巡抚，一度全是汉员。曾国藩奉旨督师剿捻，他的两江总督交给李鸿章署理，李鸿章的安徽巡抚腾了出来，由藩台英翰署理，如此一来，十五个巡抚里面，才勉强挤进去一个旗人。
而十个总督，连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内，只有一个两广总督瑞麟是旗人。
这个瑞麟，笔帖式出身，却连字也认不全。他在广东卖缺纳贿，无所不为，唯一没有兴趣的，就是政务。这样一个货色，不止一次几乎就被参倒，全靠了和慈禧太后的特殊渊源，才勉强留在两广总督的位子上。
瑞麟是慈禧的同族，也姓叶赫那拉。当年慈禧姐妹扶灵回京，孤儿寡母，窘迫无依，族里面时常过来照应的，只有这一个瑞麟。为了报答这份援手于微时的情谊，祺祥政变后，慈禧勉力照应，瑞麟的官运愈发亨通，最终爬上两广总督的位子。他帘眷深厚，虽然摇摇欲坠，可就是不掉下来。
换个说法，如果瑞麟没有和慈禧的这一层关系，只怕十个总督，十个汉人。
有清以来两百年，汉人的势力从未壮大到这个地步。
原因自然是洪杨作乱，八旗无能，全靠以湘系为主的一班汉人自筹兵勇，才得以戡平大乱。军兴的时候，朝廷的政策是谁打下的地方交由谁管理；战后，地方政权自然就纷纷落入汉人手中。
这个局面，愈来愈多的旗人不服气。
拿出来说事的，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关卓凡。
谁说长毛都是汉人打平的？上海是关卓凡保住的；江苏是关卓凡和李鸿章一起打下来的；金陵，轩军的炮弹可是比曾老九先打进城里的！如果不是恭老六维护曾家兄弟。金陵城就是咱们旗人拿下来的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旗人也不会被汉人逼得喘不过气来了！
恭老六和肃顺他妈的一路货色，吃里扒外！
现在，轩军把美国的反叛都打平了，哪一个汉人办得到？
八旗的这份威风，真叫“超祖越宗”了！太宗皇帝最远打到朝鲜，十全老人最远打到尼泊尔，都比不得美利坚隔着一个大洋那么远。怎么好说我们旗人“一蟹不如一蟹”？
这班人，开始公开地要求朝廷重用旗人，贬抑汉人。
慈禧和恭王都非常清醒。关卓凡是一个异数。除了他之外。旗下大爷们。不堪如故，是绝对不可以重用的。比如瑞麟那个位子，换一个旗人去做，一样无能、贪墨。而督抚里总要有个把旗人点缀，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瑞麟做好了，倒也不完全因为他是慈禧的私人。
用一个瑞麟，慈禧和恭王已经是捏着鼻子了，架得住再来几个？
欲求不得厌饱，这班人对当国的恭王愈加憎恨，暗地里形成了一股倒恭的潮流。
一个是洋务和保守之间，新旧水火。
洋务派对轩军的胜利。当然欢欣鼓舞，这是不消说的；荒唐的是，不少守旧人士也自以为找到了支持己方立场的依据：中国人既打垮了洋人，可见洋人那一套本不中用，之前道光朝和咸丰朝那两场乱子。不过是洋人一时侥幸罢了。治国平天下，还是得祖宗章法、孔孟大道啊。
洋务派瞠目：轩军用的可是洋枪洋炮！
保守派：洋人的坚船利炮，咱们花点银子也就都有了。其他的奇技淫巧，拿来做什么用？
其时的中国，真正办开洋务的，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北京，一个上海。上海那边，保守派们自然当看不见，集中火力攻击的，是北京这一块。于是，一度被关卓凡献“请他们来试试”之计压下去的反对洋务的风潮，又抬起了头。
北京主持洋务的，是恭王，于是嫉恨汉人的旗人和反对洋务的守旧人士，自然而然，结成反恭的联盟。
另有一种人，专门投靠刚刚崭露头角的新贵，提前预留地步，以求日后的飞黄腾达。为此他们不惜对当道者主动发起攻击，为后起的新贵扫清障碍。这班人中尽有胆大心黑的，遵循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思路，失败了轻则降级免职，重则充军杀头，但若功成，回报却极其丰厚。
他们眼中，当道者自然是恭王；这新贵嘛，乃是关卓凡。
其实，当时关卓凡还是被视为恭王一系的，但对于这班人来说，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历朝历代，把恩主踩在脚下，借势上位的，不知凡几。
这一班“政坛狙击手”，正暗地里磨拳擦掌，只待轩军回国，就要有所发动。在日后波云诡谲的政争中，他们会有精彩表演，现暂时按下不表。
几路人马，共同的目标，是恭王；共同的“倚靠”，是关卓凡。
还有最后一路，异曲同工，也是“倚关攻恭”。
几路之中，以这最后一路能量最大。但这一路说到人数，究竟起来，却只有一人。
这个人就是慈禧。
对待旗人和洋务的态度上，慈禧和恭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对待权力的态度上，可就不一样了。
慈禧的地位非常微妙。名义上，最高的决策权在慈安手里；而实际的办事权，全部掌握在恭王的手里。就是说，慈禧如果想做成一件事情，第一，要慈安支持；第二，要恭王服从。二者缺一不可。
慈安是很少不支持她的，这一层问题不大；但恭王可就不是完全服从了。
叔嫂二人如果生出不同意见，最终又不能达致统一，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慈禧迁就恭王，这种情形并不算少。
一种是慈禧坚持，恭王只好遵命。
但“遵命”绝不代表慈禧的意志就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军机都是恭王的人，六部也都看恭王的脸色，一件事情，如果恭王心里不想办，就算朝堂上口头上答应了下来，也总有各种办法，在执行的过程中消灭它于无形。
除非“慈颜大怒”。但太后是不可以和议政王轻易发脾气的。
包括在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上，慈禧其实也做不得主。
有一次，安德海拿了一张单子，去向内务府要东西。这张单子，安德海自作主张，比“常例”添了一些东西。不过，这个“常例”是在平洪杨的时候定的，当时钱得花在军兴上，宫里的开销压缩得很厉害。
安德海想，仗既然打完了，“太后以天下养”，多要一点东西不算过分。慈禧被他几句好话一说，也觉得有道理，既然他自夸一定有本事要的回来，就由得他了。
内务府的司官为难，向内务府大臣明善请示。明善指示：只要不需动用现银，库里有的，尽可以拨给他。
未曾想，这个时候兼领“管理内务府银库”的恭王来了，一问端详，大为恼火：“拿‘则例’来！”
所谓“则例”，就是“常例”的书面记录。恭王拿着单子，一条条对照，多出来的，通通划掉。
处置完毕，临走前还对明善扔下一句话：“告诉小安子，他再这么浑水摸鱼，挑事逗非，当心他的脖子上的吃饭家伙！”
这句话，明善当然不会转告安德海，也没有任何必要了：因为恭王的声音很大，坐在屋子外的安德海听得清清楚楚。
恭王依据“则例”的做法当然是正路，但言语动作之间太不给人面子，安德海固然又怕又恨，回去偷偷哭了一整天，慈禧心里也很不是味儿。
慈禧痛感：没有自己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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