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而言，大定是不缺粮食的。
但大定不安定，天灾频发，间或还有人祸，受苦受难的唯有百姓。
灾害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一般说来，大多数灾害都会引起粮食歉收，造成饥荒。如熙宁六年七月至次年三月，连晴无雨，干旱长达八个月，受灾地区遍及北方诸路及淮南地区。司马光曾对这次干旱造成的饥荒做了这样的描述：“北尽塞表，东被海涯，南逾江淮，西及邛蜀，自去岁秋冬，绝少雨雪，井泉溪涧，往往涸竭。二麦无收，民以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
与干旱往往伴生的蝗灾，其造成的饥荒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旱灾，是对农业生产极具威胁的灾种。如大中祥符九年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蝻继生，弥覆郊野，食民田殆尽，入公私庐舍；七月辛亥，过京师，群飞翳空，延至江、淮南，趣河东，及霜寒始毙。
在饥荒的原因中不仅只是天灾，有时人祸的冲击也会造成饥荒。如定燕、定宁的战争，对中原地区，尤其是与北燕、西宁交界的河北、河东、陕西、秦凤诸路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使广大人民缺衣少食。当时，为了支援定军北伐，“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
长期的征战造成关辅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农桑失望。
灾害不仅给民众带来饥荒，有的还大量毁坏民舍，使百姓居无住所，失去庇身之地。如仁宗嘉佑元年，京师自五月起一直到六月，大雨连绵不断，结果水冒安上门，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地震次数虽不及水灾，但对房屋的破坏是最具杀伤力的。
崇宁三年七月，甘肃熙和路发生强地震，土地有裂数十丈者，兰州尤甚，陷数百家，仓库俱没。火灾，尤其是特大火灾，对民居的吞噬也是相当残酷的。
饥荒和失去庇身之所的最直接连锁反应就是出现大量流民，或更有甚者就是导致死亡。如仁宗时期，刘敞在《论水旱之本疏》中云：“见城中近日流民甚多，皆扶老携幼，无复生意。问其所从来，或云欠旱，耕种失业，或云河溢，田庐荡尽。”灾民在灾害的摧残下，迫于生存的压力，只好离乡背井，寻找活路。兵灾也是民众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五路伐宁，大定出动三十多万军队，外加二十余万民夫，结果铩羽而归。其中极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后勤能力不足导致缺粮。
《汉书·赵充国传》里记载了一支部队总的军粮消耗量：“臣所将吏士马牛食，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
大定士兵每天配备的军粮数量：
“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或并粮）。叵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
十万兵便需三十万民夫运粮，五路伐宁显然是准备仓促的。
攻入西宁境内以后，大定军队的补给线被切断。贫瘠的西北地区根本无力供养这么多军队，就地征粮的办法根本就行不通。
西宁一老将给梁太后提出了，掐住定军死穴的战略，“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也就是集中兵力，前期避战，坚壁清野，让定军就地补给的想法落空，之后利用西宁军骑兵的机动性，袭扰定军后勤补给线。简单来说，定军想找西宁军拼命，而是西宁军只想着怎么把你饿死。
此次战役中定军的后勤补给明显准备不足。民夫苦折运，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斩其足筋，宛转山谷间，数日乃死者数千人。
先是李察请以驴代夫运粮，驴塞路，馈不继师病之。可以推测，缺马的大定，大部分马匹都在前线部队中，后勤运输更多的是依靠民夫的人力运送，比如小型推车，但是毕竟前线是三十五万大军，只能尽量保证前线将士的粮食供给量，民夫哪吃得饱？是故民夫大量逃逸，由是加重了定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后来想用驴代替人力，也是因为道路阻塞而失败，加上西宁骑兵的袭扰，定军前线的三十五万大军，就像是弃儿，要吃饭喝水需自行解决。
王中正带着河东军从麟州出发，只带了半个月的粮草，一路上谨小慎微地前进，他的前面没有一个敌人，但是冷、饿折磨死了两万军队，在吃光粮食后，无奈退回定境。
而在经历过前期的攻势之后种谔“迂枉不进”的原因就是后勤不继。虽然种谔想把罪责推卸在李稷身上是有些不地道，李稷面对西宁坚壁清野的战法的确是没招，之前民夫大量逃走时，就是李稷无法遏制，但是也不能说种谔就完全想要推卸责任，毕竟在其位谋其政，种谔本职就是大胜仗，李稷就是要保证种谔所部的军粮供给。任何一个将领都很难再没有后勤支持的条件下打胜仗，最终种谔所部就是在无粮可吃的窘境下，发生了溃退，种谔至夏州索家平，兵众三万人，以无食而溃。
刘昌祚所部在磨齐隘打破十万西宁军后，昌祚出胡卢川，次磨齐隘，宁众十万扼险不可前。昌祚挟两盾先登，夏人小却，师乘之，斩首千七百级。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部的军粮不足以支持其进攻灵州城，所以他对属下将领说，“吾闻鸣沙有积粟，夏人谓之御仓，可取而食之，灵州虽久，不足忧也。”既至，得窖藏米百万，为留信宿，重载而趋灵州。刘昌祚所部而已成为了唯一一支没有因为后勤补给不足而遇到困境，抵达灵州城的定军。
而作为可以节制刘昌祚的高遵裕所部当时的补给情况也没好到哪去，虽然是成功和刘昌祚所部会师了，但是他干了一件事，刘昌祚可能要骂娘了——“遣昌祚巡营，凡所得马粮，悉为庆兵所取，泾师忿噪。”庆兵就是环庆路的将士，环庆经略使就是高遵裕啊，刘昌祚所带的是泾原路部队，可见高遵裕所部后勤也是堪忧的。
剩下的那一路，由李宪统领的定军所部无力进军灵州城。事后，李宪也是以后勤补给不利为由摆脱罪责，帝以宪犹有功，但令诘擅还之由，宪以馈饷不接为辞，释弗诛。李宪所部因为在战事未结束只是提前回撤，所以并未遭遇重大损失，命运没有其他几路定军那么悲惨。
在整个战役中，定军无论是因为自身原因还是西宁的原因，都没有足够的能力保障定军的后勤，这极大的限制了定军的战斗力，本来气势汹汹的一次围攻西宁之战，变成了西宁的绝地反击战。
某种意义上说，五路伐宁是决定大定国运和西宁国祚之战。但显然这一战双方都未获胜，或者说双方都输了。
大定貌似攻入西宁境内直犯灵州，李宪大部队行至天都山，尽焚南牟诸宫殿，击溃夏将仁多丁，俘虏宁兵百余人。获悉诸路伐宁大军退败，遂班师回守定境。此战大定兴师动众，几乎全国总动员，但只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使西宁在横山沿边地带不敢耕者二百余里。相比于消灭西夏的初衷，战果确实一般。且兵士伤亡近十余万，民夫更不知亡几，劳民伤财，实则大败矣。
西宁初期以防御战术为主，后期战略举措妥当。定军五路合进的羊群战术，矛盾频生，牵绊不断，自我耗也是相当庞大。
反观，西宁的狼群战术，甚是骁健，倏忽百余里，来往皆若飞。在山地险峻之处由“横山步跋子“奔袭冲杀，若是平川田野可纵马奔突，由“铁鹞子“纵横决荡。
总而言之，纵览大定伐宁整体战争势态来看，大定失败，西宁胜出，也必然是“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的自然常态。
虽说，定败宁胜，但历经此战，西宁统治者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可以预见的是，西宁国力必然会日渐衰落。
大定固然是因为准备不足导致粮食供给跟不上而兵败，但国内粮食储备不足也是事实。
大军未动粮食先行，战争打的是综合实力，而非简单的兵力对比。
经此一战，大定貌似富庶实则外强中干的事实公诸于世，粮食之需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