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需升衙点卯，冯过穿戴一新，自有一派凛然官威。
说起官威这事委实是玄之又玄的，绝非天生，而是浸淫官场所得。说穿了，便是位置决定一切。一旦上位，言行举止自是要慎之又慎，所表现岀来的距离感便是所谓的官腔与官威了。即便再如何亲民接地气，也不可能与寻常百姓“打成一片”。
这大红袍呀，咋看咋别扭，对于冯过而言，还是t恤牛仔裤穿的舒服。
呃，有矫情之嫌。
“青袍官仕轻，白首更悲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冯过是有点晕的，这身官服大致介于那个时空的宋、明之间，饶是自认对历史了解颇深的他也是有些懵圈。
本朝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法令规定：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昌楚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
元丰改制之前，青色官服适用于九品以上官员，绿色官服则是七品以上官员，绯色官服则代表五品以上，紫色官服则是三品以上的朝中大员。
元丰改制之后，青色官服被摈弃不用，七品包括七品以下的官员，只能身穿绿色官服。六品以上的官员，则是身穿绯色官服。四品以上的官员，其官服颜色还是紫色。
此所谓“已上文武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九品已上服绿。”
另外，皇帝会给立过大功的官员特赐“鱼袋”。
“鱼袋”便是佩戴于腰上的小荷包，共分为金、银两种不同颜色。
一般来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身穿官服，佩戴银色鱼袋。四品以上的官员，则是可以佩戴金色鱼袋。
因此，“鱼袋”乃是用来彰显官员的身份。
冯过，自是没有鱼袋，“无功难受禄”。
上述算是那个时空宋代的官服规定，但却揉进了彼时明代的样式。
比如，大定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即“补子”是也，这种官服就叫补服。
洪武二十四年规定，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补子图案为蟒、斗牛等题材的，属“赐服”类。
所谓“衣冠禽兽”，盖因此出。
别扭只是他自己的小小心理活动，在旁人看来那绝对是眼前一亮，样貌俊美、身形高挑的少年郎衬上这身朱袍，太养眼了。
大定知州（知府、知军）和通判分厅办公，通判有自己的衙署，除了刑狱诉讼事务外，还有权力过问粮食运输和水利工程，以及田产物权方面的事情。
对于地方上的规定比较细致，知府知州和通判都是地方上位置最高的官员，为了区分开他们，平常并不在一起办公。三个官职都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安排配套的相关办事人员。地方上的官职一般是文臣为正，武将为副，政务上以文官为主。
大定建立后，国内局势比较安定，对外倾向于和谈，原则上不轻易诉诸武力。因此武将在地方上主要是练兵，政务上几乎没什么决定权。通判和武官其实都是辅佐型官员，但通判有权过问粮运等重大事务，是对知州知府的补充。
欧阳修在《归田录》这样说：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
这样的争吵实际上就是权力归属的问题，到底是谁说了算，恐怕只有找太祖来做出必要的解释说明了。但其实，常威早就想到了！
欧阳修在《归田录》接着说到：
“太祖闻而患之，下语书戒励，使与长吏同押。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常威对于这件事也非常的头痛，于是就下旨让他们都好好工作，但凡是州府的文件，知州或知府都必须和通判联合签署才能生效，任何一方单独签署都不能生效，于是这件事才慢慢的平息下来。
通判既然是皇帝派遣去监督知州或知府的官员，那么其本身应该很可靠，但是如果这个通判并不能胜任皇帝所交付的任务，或者和地方官员勾结，那么这种名义上的监督就不存在了。太祖的应对方法是在科举中选拔，朝廷规矩：科举考试每科的一甲前三名无须待缺，除了授予京官的之外，都可直接授予州府通判。
是以，冯过这从五品通判一职虽说是越阶任命，但也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当然，虽说通判权力与主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冯过却从未想过与宗泽争权，他真心想为其分忧解难，姿态放的很低。
虽然是分厅办公，但平素可以多走动的嘛，且看日后吧。
今日是上任之始，该走的程序尚得走上一遭。
一般而言，主官上任之日需行上任礼、讲学、盘仓等，一连几日折腾后，才能走完流程。他倒是无需如此复杂，升衙署知晓份内之责即可。
他这个通判属下也有不少人，幕僚即幕职官有签书判官厅公事、团练判官、团练推官、团练掌书记；属官是诸曹官，有录事参军、司户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监粮料院、监盐、监仓、监钱、监酒、监镇、监门、监茶、监场、监务等监当官。
堂下众属官尽皆躬身行礼，冯过端坐上堂受礼，乃起身朗声道：“诸位，朝廷设官置吏，欲其敬神恤民，亲贤远奸。兴利除害。某不敏，忝兹重任。尚赖一二僚属，及邑中长者，匡其不逮。庶免后艰。其四境之内，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某等当共竭力为之，以安黎庶。”
堂下诸人齐声应过，而后将之前所管理的事务以及尚未完成的任务，逐一撰写须知，呈报给新官逐一在文书签字。照依各房呈报须知事目，逐一发落署判公事毕。
走完流程，换上常服，看看已近午时，干脆下午再去乱流堡拜见宗泽，趁着午膳前的时间，冯过顺手拿过刑狱案件卷宗翻阅。
这些卷宗涉及面极大，皆是前任通判任期积压下来未判决的案件。
其实，为官判案不太会劳心费神，若无必要，百姓并不会告状报官。
第一道程序是“放告“，就是允许老百姓告状。不是谁想告状就能告状的，如果想告状就能告状，那官员一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就在衙门等着接状子了，这不现实。同时，官府也不想助长百姓告状的氛围。所以，官府接受百姓诉状是有时间限制的，要么是逢五逢十，要么是逢三逢八，各地不同。在这几天衙门打开，允许百姓告状，称为放告。一般每个月只有几天放告，同时照顾到农业生产，农忙时节不放告。比如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大家都忙着田里的活，不允许告状，节假日也不放告。所以算下来，一年真正允许老百姓打官司的也就四五十天，万一碰上刮风下雨下冰雹或者是官员公出、新旧交接，又得减去几天，老百姓真正能打官司的时间也就三十多天。当然，恶性刑事案件不受放告限制，随时可以告状。比如，大街上有江洋大盗拿着大刀斧头群殴，又比如某处发现无名尸体，这种事情官府要随时处理。
官司要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打，要去归属地的州县告状。知县、知州拿到状子，收还是不收，是有讲究的。兄弟分家产，知县不收；夫妻闹离婚，知县一般也不收;邻里矛盾，知县还是可能不收。大多数案子，州县官员是不会收下状纸，也就是说是不予立案的。
老百姓闹到官府的纠纷，绝大多数是民事纠纷，很少有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又集中在两类，第一类是财产纠纷，商品买卖、争夺田地、分割遗产、子嗣过继，等等；第二类是感情矛盾，离婚、通奸、私奔，等等。官员认为官府不便于硬性介人这些民事纠纷，况且很多事情不道德，很害臊，家丑不可外扬，完全可以找族长，找乡绅来解决。甚至可以当场劝解，让原被告双方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法来。官府就这样把大多数案子推给了社会力量来化解。
普通百姓可以把纠纷摆到衙门大堂上去理论，前提是他必须承受书吏、差役等群体的骚扰、侮辱和勒索。他必须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心理准备，除了心理磨难，打一场官司就要扒一层皮，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还不一定有明确的结果，所以，只有被逼上绝路、真正绝望的人才会到衙门口打官司。
可……冯过看着这厚厚一叠的卷宗，不由皱眉：难不成治下铜鞮、武乡、绵上、沁源四县多出“刁民”？否则何以有这许多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