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闲有些木然的看着书桌上的册页。
册页两开。
不同于其他物件，册页看上去已经被包袱的颜色沁了上去，皱巴巴的纸上呈现大面积的淡蓝色。
还有或大或小的零星的斑点，让原本泥金的宣纸失色不少，多亏宣纸是厚实的夹宣，又保管得当，没有虫吃鼠咬，品相还算完整。
这是当年袁寒云卖字的挂单词。
很可能，当年袁寒云信手写了这挂单词，让身边的童儿拿去给报社，后来这童儿就把原稿细心保存了下来。
“三月南游，羁迟海上，一楼寂处，囊橐萧然，已笑典裘，更愁易米，拙书可鬻，阿堵傥来，用自遣怀，聊将苟活。嗜痂逐臭，或有其人，廿日为期，过兹行矣，彼来求者，立等可焉。
连屏、直幅、横幅整纸每尺二元，半纸每尺一元。折扇每件六元，过大、过小别议。以上皆以行书为率，篆倍直，楷、隶加半，点品别议。先润后书，亲友减半，磨墨费加一成。”
不说书法造诣如何，只单单读此文字，便觉得既有云霞意气，又抱泉石襟怀，名士之风，虽百年而未曾稍减。
卖字鬻画，从汉朝到明清，古已有之。
郑板桥最有名的书法作品除了“难得糊涂”之外，就是他的挂单词，但相比之下，郑板桥之流就显得粗俗鄙陋了。
看着袁寒云的书法，把玩着田黄小印，常闲目光悠悠，念及古人有“下笔便作千秋之想”，自顾这小小的一方书斋，亦于樽前灯下提笔书写一幅条幅：“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字拟杨少师《韭花帖》笔意，字与行间距离极远，却又顾盼相通，萧散而冷静。
条幅右侧的腰部再添上一枚闲章，多了两分金石气。
寒云深处问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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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卖字，这个故事线很长。
跟本书无关，但想多聊几句。
汉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出来，图书主要是抄写，于是出现了以抄书获得报酬的职业，叫做“佣书”。
当时很多后来名气很大的人物都有过“佣书”的经历。
比如为东汉建功西域的班超，年轻的时候就是靠此养家糊口，因家贫，“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
以“佣书”来发家致富，首推书圣王羲之的先祖王溥。
在《太平御览》一书中记载：安帝时，王溥“家贫无资，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
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
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集粟十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
后来‘溥以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
这真是一个让人心生艳羡的故事！
到了东汉，发展到了以书法的名义来赚钱。
西晋卫恒在其《四体书势》中记载，东汉师宜官“时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师宜官好酒，但他去酒家有时不带钱，而是现场书壁，观看者要收钱，钱凑足了就灭掉字迹。
这样的场景很有镜头感，生动而有趣，这种书壁有点类似现在的酒吧驻场歌手卖唱表演。
书法在那个时代原来是一种表演艺术！
这一点从杜甫描绘张旭写草书的诗句中也可见证：“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无独有偶，同为唐代人窦冀所写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则更加绘声绘色了。
“唐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长幼集，贤豪至，枕糟藉麹犹半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抄写经书也成为一种职业。
当时有位名叫刘芳的人常为抄经，其“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
而至于王羲之抄《黄庭经》换鹅，为老妇书扇换钱的故事也不能完全当传说。
宋明帝藏王羲之书127卷，绝大部分是信札，但是其中有两卷“扇书”，由此也可证明王羲之书扇是存在的。
再有王献之的书法为世所爱，很多人收藏，于是他的学生羊欣，也就是写出《采古来能书人名》作者，他便经常模仿王献之的作品来卖，所以在当时就有流传这样一句话：“买王得羊，不失所望”。
看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学生造假老师作品的先例了！
到唐代，书法的市场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的书坛两大首富分别为李邕和柳公权，他们是通过给高官富人书写碑文来发财的。
李邕的书法，人“多齎金帛求其文字”；柳公权的书法收入则以“岁时巨万”来计算的！
到宋代，书法作品的交易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商业活动。
比如有文字记载的便可见唐代的沈传师的作品到了宋代“以完本售至数万”，而苏东坡的书法在他去世后不久，“一纸定值万钱”。
这个价格刻完全超出他自己生前的预估，他曾在自己的一件得意之作后面非常自信的写到：“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值”。
宋代书法市场里最活跃的，不是苏东坡，而是米芾米襄阳！
他的很多现在被当做经典法帖的信札，将他买卖书法作品的经历暴露的一览无余：有市侩算计、有巧取豪夺、有倾家荡产、有得之喜出望外，有失之捶头顿足……故事太多，权举两个以为例证：
王羲之的真迹《王略帖》即《破羌帖》，米芾看上了，并打探到此帖在苏之纯的手上，但是人家官大，不缺钱，米芾不死心，软磨硬泡了好几年没能如愿。
不想转眼苏之纯死了，机会来了。
但是命运再次给米芾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这个节骨眼上，米芾却被朝廷派到西都出差。
这期间，宗室赵仲爰便从苏之纯老婆手里将《王略帖》买走了，据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苏之纯老婆还是觉得对不起米芾，说这件作品当时老苏在世的时候曾经有意转给米芾的啊。
没成想赵仲爰毕竟宗室大户出身之人，当即回答说：“米亦姻家也，即以十五万取，则以归米。”
米芾出差回来，闻听此信，马上筹到十五万，终是将这件心心念念的王羲之《王略帖》请回家中。
米芾《适意帖》便清楚的记述了这个过程：“百五十千，与宗正争取苏氏《王略帖》，获之。梁、唐御府跋记完备。黄秘阁知之，可问也。人生贵适意，吾友觑一玉格，十五年不入手，一旦光照宇宙，巍峨至前，去一百碎故纸，知他真伪，且各足所好而已，幸图之！米君若一旦先朝露，吾儿吝，万金不肯出。芾顿首。”
元佑二年（1087）七月，米芾与太学博士王涣之一起造访仁宗驸马李玮，在驸马家米芾第一次看到《晋贤十四帖》。
在这14件晋人法帖中，有《晋武帝帖》和《王戎帖》等，更有唐玄宗御府收藏过的《谢安帖》，更是让米芾惊艳不已。
15 年后，李玮过世，《谢安帖》流落宰相蔡京手中，再辗转由米芾购得，米芾的尺牍《李太师帖》，记述的便是这件事。
米芾在晚年，因收得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以及顾恺之《净名天女》、戴逵《观音》等几件极为珍贵的晋人书画，便以“宝晋斋”命名他的书房。
真正将本朝书家的作品作为交易的主流是到明朝才完成，之前的书法作品的买卖还是以前朝或者更早如魏晋的书家作品为主的。
在明代，社会以“'家中无藏字，不是旧人家”为风尚，一幅名家真迹挂壁，家中主人身价倍增。
明中叶以后，市场首重者为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祝允明等人。
有着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唐伯虎便是长期靠卖字画为生，他即使为童年的好友刘嘉作墓志时，也是要得到到相当的润笔费。
袁宏道尝以此取笑他：“子畏原不知文，志铭尤非所长，而不乏求之者，想白雪无权，黄金有命也耶，一笑一笑。”
祝允明则是“内索书，贽币门，辄辞弗见”；而作为吴门的老大沈周更早已是“噪寰宇，征求过多而日不暇给。”
至文徵明时代的苏州，经济生活异常繁荣，“四方乞诗文字画者，踵接于道。”
使得文徵明书法作品交易价格比沈周在世时还要高的多，特别是其晚年“德尊行成，海宇钦慕，嫌素山积，喧溢里门”。出现了“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质纵横”的作伪现象。
这一时期书画作伪异常突出，临摹当代名家作品的作伪者，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所谓“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一时砚食之士，沾脂泡香，往往自润。”
在古玩行，有个名词叫“苏州片”，就是打这儿开始的。
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傅山傅青主此时穷困潦倒，经济陷入窘境。
而傅山在明朝时期已经誉满天下，尤其是在他的老家山西，如果能在家中悬挂傅山的一件书法，便与有荣焉。
于是山西的商人，或者是一些买得起傅山的字但是文化修养又不那么高的地方乡绅，都来买傅山的字。
但是这些人往往要求傅山当面书写以保证自己买到的作品不是代笔。
这个让傅山很难受，傅山说自己常被“俗物面逼”，当场挥毫。
还说：“因无贷之难，遂令老夫役人之役。凡人来，不忠厚者多”。
他还曾自嘲道：“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是要药方，即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多少绫绢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
可见傅山内心对于卖字的矛盾和无奈，但是为“稻粮谋”，拿人钱财，不得不写。
到了满清三代，经济的活跃中心转到扬州，因此全国的书画名家均云集于此来讨生活，这其中的代表便是扬州八怪。
郑板桥罢官之后，在扬州卖字画为生。
他曾写一则“卖画文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再到清末民国，齐白石、张大千、吴昌硕、康有为、黄宾虹、吴湖帆、沈尹默、白蕉、梁启超……，卖字的学者、书家众多，如过江之鲫。
就连当时并不以书法为着名的鲁迅也不能免俗。
读鲁迅书信手稿，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增田涉信说：“写字事，倘不嫌拙劣，并不费事”同意为增田代人所求写字。
同年四月三十日致同人信中说：“我的字居然值价五元，真太滑稽。”
卖字鬻画是文人最后的谋生手段，到了如今，这个赖以谋生的土壤也没有了。
当然，也是因为文人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