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边的土地还给中国是作为咱们帮助其驱逐日军恢复独立的酬谢，与现在的支援有什么关系？”，李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不禁呵呵冷笑，“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对他们稍微好一点就忘了自己其实只是候补选择......”
李晖给予朝鲜有限的支援其实也并非全是出于好心，关键在于朝鲜如果太穷、就肯定会有难民往中国跑，朝鲜如果太弱、就无法有效地平衡日本。不过朝鲜政府如此不识抬举，还是让李晖非常生气，他一生气，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于是，曾经在朝鲜作威作福很多年的袁世凯再次来到了朝鲜，由于自认为是带头劝进触怒了李晖而被发配至此，袁大头的心情非常不好，不自觉地就将朝鲜王室视为了出气筒，后者的日子顿时就不好过了......
来到朝鲜之后的第二天，之前各种作死的朝鲜国王李熙就“主动”退位，由当时（1896年初）还不满22岁的王太子李坧继位，此子性格比他老爹还要懦弱，小时候就很怕袁世凯，而且脑子也比李熙清楚，知道分寸不会找死，这一点更加重要。
另外，此子还有一个好处，他身体有缺陷，不会有子嗣后代，而且体弱多病，也活不了太久，这样只要袁世凯先做些铺垫工作将朝鲜国王变成完全的橡皮图章，等这位过渡性的国王一死，朝鲜就可以比较方便地过渡到共和制了。意识到李晖对帝制的厌恶后，袁世凯马上就见风使舵，转而高调拥护共和制度，来到朝鲜也不忘鼓吹，希望以此重获圣眷，尽管他心里其实不抱太大的希望，但做了总有希望，不做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不过对朝鲜极为了解的袁世凯深知，朝鲜国王其实只是小问题，真正难以解决的是和清末中国类似的缺乏新式人才的难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朝鲜这方面的问题比中国还要难以解决，因为这儿还有一个阶级固化的痼疾......
朝鲜虽然很早就仿效中国搞起了科举，但是上升的通道实际上仍为所谓的“两班贵族”所垄断，平民子弟就算有机会读书，也很难成为官吏，更不要说是身居高位了，这跟同期的中国虽然也有暗箱操作，但还是能有很多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而飞黄腾达有很大的不同。也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朝鲜有限的人才几乎都出自于那几个大族，而那几个大族却又恰恰是阻止朝鲜改革的主要力量，可想而知要在朝鲜完成开化改革有多么困难。
好在李晖也了解这些，特意将国内大部分会朝鲜语的干部（基本都是当初准备用于对付侵朝日军的生化兵）都派了过来，虽然数量也就万把人，却还是给了袁世凯很大的帮助，至少局部的试点可以先搞起来了。
袁世凯选定的试点地区分别为城市的样板仁川和农村的样板全罗道，仁川在甲午战争之前是朝鲜境内最西化的城市，市民相对来说较易接受那些新制度和新观念，而全罗道则是东学党起义的策源地，经过甲午战争期间的长时间战乱，当地秩序已经几乎被完全摧毁，正有利于建立新的秩序，而经济惨遭战乱荼毒，又令改革更易见到成效。
等到两个试验区取得成功，一方面有了实例增强了说服力，一方面多少发现和培养了一些可用的人才，再向全国推广就容易多了。
除了试点之外，袁世凯还以反腐为名清洗朝鲜官场，将那些顽固派免官的免官、杀头的杀头、灭族的灭族，以清除改革的阻力，反正不是国内，袁大头下起手来毫无顾忌。只是即便下了如此狠手，未来朝鲜的高层依然还是以金、李、朴、全等大姓为主，让人不得不感慨两班贵族的遗毒之深，倒是李晖对此早有预料，他可知道历史上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纪，朝韩两国的政体也还是残留有历史的痕迹，那些高官显贵也无不是出身大族......
另外，袁世凯还响应国内的要求，从朝鲜征召了不少劳工去中国从事高度危险性的工作，以满足劳改犯数量迅速减少后产生的劳动力缺口，这样做虽然有些不太厚道，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朝鲜人死伤总比中国人死伤要好，何况以目前朝鲜的贫穷落后，没有经过长期培训的朝鲜人想去中国赚钱，也只能干这类工作了，危险是危险，但是门槛低、工资高（当然是相对朝鲜贫民的收入来说），每次招工都是应者如云。
袁世凯之所以要大力推动此事，一方面是希望以此获得国内的嘉奖，但更直接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给朝鲜开辟一条新的财源。朝鲜除了劳动力和价值有限（结合市场容量来看）的土特产，几乎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商品，而普及近代教育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想让朝鲜早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短期之内也只有劳务输出这个办法了。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还可以借中国的资源来让那些朝鲜劳工初步了解工业化，他们将来回国之后，总会比国内的那些愚民更支持改革吧？
虽然袁世凯没有等到朝鲜完全开化就回国了，但是朝鲜基本制度却基本都出自袁大头之手，后来朝鲜的工业化也都是沿着袁大头制定的路线逐步完成的，朝鲜人对于袁大头的评价，就如同历史上的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的态度那样......
华夏对盟国的内政干涉如此之深，直接就派大量军队和干部过去，只有朝鲜和夏威夷这两个例子，其根源在于两者的复国全靠中国帮助，自然中国也就有“好人做到底”的义务和相应的权利。而对于其他的盟国，中国政府就不会管这么多了，哪怕他们发生内乱，就算该国政府求助，中国政府也未必会就一定会介入其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