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方面军七十余万人的几乎全部覆灭令俄国民众脆弱的心理再遭重创，而让他们终于忍无可忍的是，沙皇政府在大败之后再次加税，然后资本家们很自然地以此为由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很多工厂甚至低到了就连工人自己都很难维持生存的程度，更不要说是养活一家老小了......
但即使到了完全活不下去的时候，绝大部分沙俄民众也没有想到要推翻沙皇，和中国类似，沙俄民间同样有类似“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就算政府推行了苛政，他们也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沙皇陛下被小人蒙蔽。于是，在加邦牧师等社会活动家的组织下，绝望中的圣彼得堡工人一边罢工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一边上街游行向沙皇请愿。但是，包括这次请愿的组织者在内，十几万参与者中没有一人想到，那位自己心目中的“父亲”竟然会拿子弹和马刀来招待他们，雪中的冬宫广场上尸横遍野，死难人数多达数千......
不过曾经是沙俄贵族、深知沙皇三观和作风的导师却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一天，得知沙皇尼古拉二世派兵屠杀圣彼得堡请愿民众后，他在愤慨之余，心中更多的是振奋，因为俄国民众的幻想被这样血淋淋地撕碎之后，才能产生革命的觉悟。正如导师预料的那样，就在沙皇派兵镇压游行请愿之后的第二天，圣彼得堡工人就在中央大街筑起街垒，从兵工厂、猎枪店乃至于一切可能有枪的地方搞到武器弹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工人纷纷罢工声援，仅在当月就有四五十万人参加。
意识到国内革命即将爆发后，导师立即向李晖告辞回国，虽然这样做对他个人来说，远没有按李晖所说的那样直接带着改造完成的俄军战俘组成红军从中国占领区杀回去来得安全，但政治上却要有利得多。如果照李晖所说的那样做，俄国红军就算有千般理由，也难以洗脱“伪军”的嫌疑，而换成是导师先回国发动革命，然后中国释放的俄军战俘再发动起义响应，洗白就容易多了。
导师一个人回去肯定是不行的，虽然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留在国内工作，但是这次回去是要闹革命的，所以军事干部必不可少，因此导师这次还带了不少人回去，李晖相信有了这些人的组织和领导，这次俄国革命的规模和成效一定会远远超过历史上的1905年革命。
不过，将来红军的主力肯定还是中国准备放回去的那些俄军战俘，一来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作战经验相对起义的工农优势明显，二来墨门已经同意将之前对俄战争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尽量都转交给他们，总量比目前沙俄军队的拥有量都多，而且背靠中国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援助，三来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改造时间更长，掌控力更强、组织度也更高。
但是能够看清这一点的并不多，当初随导师来华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大部分都准备随他回国，因为跟在老大身边永远是最容易出头的。还有一点就是，接受敌国援助毕竟不太光彩，就连导师自己，心里都存了如果革命足够顺利就不动用这支奇兵（指的是直接让其以红军的身份回俄参战、而不是等到苏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再以华夏共和国释放战俘的方式回国。）的想法，因此留在中国看起来可以掌握军权，但也有很大的可能在未来沦为一个只是跟中国交涉战俘释放问题的代表，从此远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中枢。
由于此时布尔什维克还不够成熟，就连导师自己都对革命前景有些过于乐观（历史上都因此交了学费，更不要说这个时空得了中国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已经强了太多，盲目乐观在所难免。），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都将这种可能性无限地放大了，最后留在中国主持改造战俘工作的重任落到了此时还没有进入布尔什维克主席团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身上......
“钢铁同志在关键时刻再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啊！导师实在太乐观了，真以为带着几千骨干回到俄国，就能革命成功？沙皇的统治还没那么脆弱，何况就算能够推翻沙皇的统治，还得应付接下来西方列强的联合干涉呢，现在还没经历一战的消耗，各国能够投入进去干涉苏俄革命的力量可比历史上十月革命之后要大得多！”，李晖得知此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过却是高兴多于惋惜。
虽然历史上的形象粗暴强硬，但钢铁同志实际上是一个极为谨慎的现实主义者，处理对外关系时尤其如此，这一点非但不同于此时还未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甚至也不同于导师大人，后两者理想主义的倾向比他要重得多。
历史上在钢铁同志执政时期，苏联从未挑衅过任何一个没有必胜把握的列强（反过来说，就是苏联主动发起的战争全都打赢了，就连犯错无数的苏芬战争，最后也还是打赢了。），对美英德三国的种种妥协退让就不说了，就连诺门坎战役中痛扁了日本之后，苏联在谈判中也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可见钢铁同志谨慎到了何种程度。考虑到未来肯定是中强苏弱、而且苏俄有求于中国的格局，现实而谨慎的“种田派”钢铁同志作为苏俄领导人显然要比“革命派”托洛茨基、甚至是导师大人更加符合华夏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导师在华期间不止一次地与李晖发生争执，换成是钢铁同志的话，除了领土问题可能会更难谈妥之外，其他方面应该更容易达成共识，毕竟跟现实主义者只要谈利益就行了，而理想主义者就麻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