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朱由检是明代的末代皇帝，他接手的的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清代溥仪皇帝外接手的最烂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党争。如东林党和宦党，齐楚浙党。
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手里，中央官员基本不工作，整天都是互相倾轧，这对于像崇祯皇帝这样一个一心想当中兴之主的人来说是十分愤怒的。
所以，在上一世，崇祯皇帝朱由检也说过群臣误我的话。
一个人一心希望众人跟他一样，但整个天下，似乎就只有他一个人着急，这个人即便是急白了头发，急坏了心肝，又有什么用处？
门阀制度兴起于汉代，兴盛于唐代，灭亡于宋代。
宋代的文人地位比明代高了不是一星半点，宋代皇帝讲究与士人共治天下，这有点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的味道，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比较好，皇帝出错了，文人都还可以发牢骚。
犯了重罪，不过是流几千里，很少杀人。
明代不同，中央集权很严重，宰辅一职革除，文人集团的政治力量不能发挥，这一切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宗，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工作狂所赐。
当然，这种情况到后期有所改观（出现了大学士参政以后）。
但是，不管如何，像方孝孺因为“谋逆”而诛十族的事在宋代时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宋明对待文人集团的态度之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决定的。
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实在不多，就算相比权势也没有多大。
崇祯皇帝朱由检从来就不信太监亡国的那些话，太监当权，只能说皇帝无能，而太监再怎么跳的高，这太监的权力。仍然是属于皇权的一个分支，实际上，比文官集团当权，比权奸掌权的危害，要小的多！
皇帝可以将一个大太监杀掉。就可以让财富回流，而整个文官集团就不同了，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控制的集体，而是散布天下！
拔出萝卜带出泥，可以说，封建制度本身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后来的满清能存在那么久，这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现代的时候。一直都想不通的一个道理！
崇祯皇帝朱由检很清楚，明朝本身就是完于一个强势的文官政府，这个文人阶层控制室了一切。就是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灭亡。我还有个发现，凡是被文人歌颂的时代，都不是什么好的时代；而被文人痛骂的时代，对底层人民来说，却不是什么太坏的时代。有的时候却反而是个不错的时代。
为什么呢？去收税的是文官！地主士绅不交税，上边收一。下边收一百！清代雍正之后，摊丁入亩什么的一搞。农民负担不是很重。
大明英宗皇帝第二次登基，几个大臣带着走回皇宫，就登基了。然后，开始了大明文官一统天下的时代，成化年间更是加重了这种局面。孝宗皇帝时期史书都说国舅贪张枉法坏事做绝暗无天日什么的，但是李梦阳追着国舅打最后国舅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正德年间太监和武将势力终于有点起色，结果正德莫名其妙就落水了，落水之后回京他的心腹都被关在皇宫外面，相见正德都见不到他。
后来想想嘉靖万历死活不出宫也不是没原因的，相对于魏忠贤、刘瑾、王振等人，宦尚有王岳、徐智、范亨、覃昌等皆为一时忠良廉靖更有文雅如萧敬，谨厚如陈宽，忠谠如何文鼎，廉洁如金安，耿介如兴安，知人如金英，持正如怀恩，刚勇如张永、节义如王承恩者还有张宏修身自守，田义无私至公，陈宏以圣贤道理为准则。对比一下，太监们出坏人的概率等于文人们出清官的概率。
这也是为什么，在万历爷的手里，国家反而得到了相对的稳定！至少，大部分地方是稳定的，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是一种古怪的平衡！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可能跟万历爷一般什么都不管。
但是，历史是文人书写的，文人们把天下治理着治理者就把天下治到自己家去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理学兴起在宋朝，被当成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则是在明朝。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明朝皇帝面对这群时刻以捍卫“天理”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其困难可想而知。汉唐宋三代都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由于文官集团是帝国的支柱，明朝皇帝又不象清朝皇帝那样能依靠旗人，所以在整个十六世纪，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一直在别别扭扭中展开。由于皇帝拥有行政权，而文官拥有话语权，两者的斗争异彩纷呈，格外好看。
四位跟文官斗得热闹的明朝皇帝，他们是：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明孝宗弘治四年，明孝宗的嫡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正德皇帝诞生了。由于孝宗皇帝只有张皇后这一个妻子，所以朱厚照生下来不到半年就被立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其相貌奇伟，面质如玉，再加上孝宗只有这个儿子（孝宗次子早夭），自然深得孝宗和张皇后的溺爱。朱厚照少年时喜欢骑射，孝宗想治国安民也少不得武功，就没有干涉。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就把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叫到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并亲自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有句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行事果然不出孝宗所料。
孝宗死后，年仅十六虚岁的朱厚照登上了皇位。少年天子自然要找点乐子。文官集团马上来了精神，奏折如雪片似的飞来，大学士刘健把它们集中起来，搞了个精装版，主要有五条内容：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二、皇帝在宫内乱转；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欢打猎；五、皇帝乱吃零食。
然后，几位老先生把这份精装版奏折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郑重态度交给了武宗。
武宗忍了一段时间，又去行乐，另一位大臣杨守随立刻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可怜的人，他一定没有读过《汉书》的《孝武本纪》，看看一千多年前另一位少年天子的作为。
文官集团拿已经听腻说教的皇帝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边有小人，必须除掉这些人，国家才能生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