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朕在后世进修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是清朝让华夏落后于世界吗？
后来朕好好想了想，清朝最让朕生气的地方，并不是签署了多少丧权辱国的条约。
最让朕生气的是，清朝的皇帝和很多高层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知道西方在大航海，大革命，更知道工业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这样一群人，依然选择了让清朝自绝于世界。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这些发生在华夏，那就是华夏变天，清庭落地。
有人问：你会大清死战到底吗？
众人皆曰：“我愿为大清的死，而去宁愿战死。”
所以朕就明白了，相比起对于进步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满清统治者）更需要稳定的统治。
所以他们宁可牺牲华夏的利益，也要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
哪里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自朕上辈子煤山自缢后，华夏的天下就已经亡了。
直到辛亥革命才恢复了华夏的正统。
此朕愧对华夏之天下也。
满清执行的是可怕的愚民政策啊，和五胡乱华、金兵入关、蒙元天下之时的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乱杀相比，手段高明，造成的后果却不相上下！
拉拢高层知识分子，收买中层知识分子，打压底层知识分子，再断绝产生新知识分子的渠道，造就一个群体文盲的统治对象，最好把统治对象改造成原始人。
除基本的生存技能，连祖宗是谁都忘的一干二净，假以时日，他们就成了我大清最好的奴隶，最好的压榨对象！
所以事实证明，清朝统治者不是蠢，他们就是单纯的坏。
借用一下国外客观的见证者记录：
当马戛尔尼使团在大清的活动结束后，他们对乾隆帝治下的大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之所以要用国外见证者的记录，就是因为朕找不到国内的记录。
那么国内的记录呢？
满清文字狱了解一下？
后来朕认真的读研读了一下马克思的着作，才在里面找到只言片语的记录。
马克思在《反杜林论》里也说道：“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
马克思又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里指出：“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
还有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里的总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所以说，满清一代，对老百姓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正是因为满清的恶劣行为，老百姓才会对满清恨之入骨！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才会有极大号召力。满清才会在没啥像样的抵抗中，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当时的老百姓了，就是朕也要去参加革命了。
所以认真考量了一下满清的罪过，就能轻易的得出一个结论。
满清统治集团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而朕，是有道的明君，和满清统治集团不是一路货色。
是比较愿意为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出让很多自己的利益的。
比方说周亚夫事件。
这方面还是得从头看。
首先就是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平定诸吕的叛乱，因为再不动手就是改朝换代了。
而他的儿子的周亚夫是出了名的犟驴，不懂政治，还特别死硬。
这个品质，放在战场上是极大的优点，比方说能顶住长安的压力按兵不动，在最合适的时机再出兵给吴楚联军致命一击。
一场本该天倾的叛乱，之后被瞬间碾碎。
这才为之后的汉武帝搞推恩令留下了军事基础。
世界上没有什么无解的阳谋，只要其他诸王下一起举兵推翻中央，推恩令就废了。
所以无解从来都不是推恩令，是大汉帝国无解的中央野战军。
但是犟驴放在政治上，就是周亚夫的死期。
那周亚夫是怎么死的呢？
就和汉景帝的第一个太子刘荣有关。
刘荣的老妈，粟妃，也就是汉景帝的第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脾气很差，但是年轻的时候长的漂亮。
所以汉景帝就把粟妃给睡了，生下了太子刘荣。
但是后来粟妃的脾气越来越差，都快成泼妇了，加上人又年老色衰，人渣汉景帝直接移情别恋了。
汉景帝因为没有嫡长子，就立了长子刘荣当太子。
后来汉景帝病重，眼瞅着就快不行了。
就请粟妃过来交代后事。
由于刘荣是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以后，粟妃就会成为太后，所以有些事必须向她说清楚。
“朕百年以后，还请爱妃善待朕其他的子嗣，不要太为难他们了。”
正常来说这个时候为了国家的稳定都该答应下来。
即使是非常不满，也可以在事后算账嘛。
结果大家猜粟妃说了什么？
“老狗！”
然后粟妃就气呼呼的自己走了。
这下直接让原本就快咽气的汉景帝，硬是给气的活了过来。
等汉景帝自己是身体状态稍微稳定一点以后，立刻废粟妃，废刘荣的太子之位。
结果周亚夫不干了，他也不知道粟妃给汉景帝说“老狗”的事情啊。
周亚夫觉得汉景帝这么草率的废太子影响太坏，就和汉景帝顶牛了。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汉景帝这个刻薄寡恩的家伙，一句“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就把周亚夫给弄死了。
那么如果朕来解决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答案就是缓和与周亚夫的矛盾，即使说出粟妃骂朕为“老狗”的事情，丢掉自己的面子，也要尽力得到周亚夫的支持。
周亚夫一天不同意，朕就一天去劝说。
朕能生得北汗，饮马瀚海，封狼居胥，勒石燕然。
又能大破东虏，斩获无数，生擒敌酋，俘获奴汗。
这些说明朕还是有点能力的，又对忠臣非常宽厚，可见朕还是有点人格魅力的。
如果这样连选劝说三年都不能让周亚夫支持朕，那朕也太失败了些。
所以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那么最坏的结局也就是杯酒释兵权了。
给周亚夫一个地位极高又没有什么实权的职位让他去养老。
但是待遇，地位和尊重都能有，不会让他难堪。
固然是君择臣，但是臣也在择君啊。
要是让周亚夫在本明君，和汉景帝刘启那个刻薄寡恩的流氓里面一个选一个做君主，他肯定会选择本明君嘛。
这就是人格魅力了。
能以最小的代价，消弭一场大麻烦。
而不是简单粗暴无脑的逼死周亚夫了事。
这么做固然是一时爽了，但是会逼得下面的人去养寇自重。
但是代价全由底层人民承担了。
朕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朕自己可以受点委屈，委屈完了还能去皇后怀里痛哭。
但是底层人民是没有办法的，养寇自重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尽的血泪。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
老祖宗都已经把话说的这么直白了，但是还是有蠢驴不懂。
或者说他们明明什么都懂，就是不在乎底层人民的苦难。
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歌舞升平，而不顾底层的老百姓吃不上饭。
底层的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没有工作，娶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看不起病了，那就是底层老百姓去参加革命的日子了。
哪有什么反贼？
不全是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吗？
上层的蠢驴统治者让老百姓活不下去，那老百姓让这群蠢驴统治者也活不下去，从法理上讲，是没有问题的，是正义的。
朕始终认为，当法律无法给当事人带来正义时。
私人报复，从这一刻开始就是正当，甚至高尚的。
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正义，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朱元璋问一个起义军的领袖：“你为什么要造反呢？你为什么不告官呢？”
别人直接反问：“你造反的时候为什么不告官呢？”
所以朕统治天下的路数就是朕可以受委屈，但是不能让老百姓承担代价。
因为老百姓真的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忽视这一基本条件的都是傻瓜。
故而杯酒释兵权是对老百姓最友好的方案，也会是朕采取的主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