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取士，实行的是“察举制”，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是为“察举制”之始。
其后惠帝、吕后时期更进一步，诏举“孝悌力田”，孝悌就是孝敬父母兄长者，力田则是勤于农事者。
真正的“察举制”，诞生于汉武帝之手，即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茂才）”，中央和州郡直接从民间和低级官吏中选拔人才，极大扩展了国家的选材范围。
贤良、方正等中央特科选士，尽管时断时续，没有形成常制，却也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如本朝名将，“凉州三明”中的皇甫规、张奂，都曾举贤良方正。
汉武帝开创的“察举制”选士，除了诏举“贤良、方正”、郡国察“孝廉、茂才”之外，还有太学“设科射策”。
当年大儒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不仅把太学视为培养人才之所，而且也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选拔的基地。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遂“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所谓设科射策，就是将考试内容书于简策，并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分为甲科与乙科。
王莽执政时，又将甲、乙二科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录四十人，授郎中；乙科录二十人，授太子舍人；丙科录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光武中兴汉室后，恢复甲乙二科之制，之后又屡有变革，如采用“两岁一试”定制，废除甲乙之名，不设人数限制等等。
可惜这种取士方式，充其量和贤良方正一样，只是作为国家选士的补充。
孝廉、茂才，才是国家最主要，同时亦是最重要的入仕途经，这也是本朝民间乡论品藻风气如此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毕竟要被举为孝廉、茂才，首先要有称于乡里的德行，这就需要名士的点评，为其扬名。
于是狡诈平庸之徒，或使用手段，或依靠家族，影响乡评，博取名望，借以入仕，方才有那首妇孺皆知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陈蕃、黄琬等有识之士，曾欲整顿察举风气，然而事情刚刚开了一个头，就因侵犯到权贵的利益，而遭到免官，乃至禁锢。
九品中正制，说白了，不过是国家将人物品评的权力，从民间手中收归国有罢了。
可惜这根本就治标不治本，人物品评的权力，最终还是被士族所垄断，以至于西晋建立之初，就有卫瓘、刘毅、司马亮等人上书，以阻碍人才晋升为由，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司马炎出于统治的需要，最终没有同意。
刘景因“躬耕养客”、“质书救邻”，德着长沙，从而入仕，算是乡论品评的受益者。
然而作为熟知历史进程的后世之人，他深知品第取士，是一条歧途，而九品中正制，则是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
历史证明了，科举制才是正途，刘景完全可以借鉴科举制，对官学考课加以改进，以便为未来真正的科举制铺平道路。
宋忠听到刘景有意参照太学，射策取士，颔首道：“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初平初，刘荆州崇立学校，已十余年矣，如今学有所成者不在少数，足以为国家分忧。”
刘景笑着对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道：“那就烦请先生及诸君，选取《五经》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此番考课，我准备录取百人，以面试策问定夺最终排名，其中甲科二十人充任幕府，乙科八十人补入州郡。”
说到这，刘景顿了顿，又说道：“经学虽为国之根本，然汉家法度，本以王霸道杂之。除通经外，不如再增设明法一科。”
明法乃是国家特科的一种，国家特科可不止贤良、方正，此外还有明法、明经、文学，乃至明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
是以对刘景增设明法一事，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尽管有些意外，却并未出言反对。
刘景随后又与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商议具体细节，接着起身行出大堂，登上宏大的讲台，面对数以千计，席地环坐的学子，缓缓言道：“诸君皆海内俊士也，身在官学，自可不烦赋役，饮酒赋诗，悠游终日。”
官学学子，无赋、役之虑，他们既不交赋（人头税），也不服役（劳役），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特权。所以太学生从数千人一路蹿升至三万余人，所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刘景此话一出，颇有嘲讽的意味，自宋忠以下，官学师生，莫不面面相觑，现场一片死寂。
刘景肃然扫视台下，继续说道：“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今天下丧乱，社稷凌迟，诸君皆为饱学之士，通经明义，何忍神州沉沦，万民涂炭，而置身于世外？”
“我生于江南，未经战乱，是以少时顽劣，读书不求甚解，待年岁渐长，见天下悲苦，始有兴复汉室之心，澄清宇内之志，虽处市井之中，亦不改心志，蒙张长沙看重，为酃县长。”
“后荆州内乱，数载之间，长沙庐落丘墟，田畴芜秽，民不聊生，为救长沙百姓于水火，愤而起兵，平息动乱，尽复荆南。今南平交域，北定荆州，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展志。”
“我今日至此，是为开甲乙之科以取士，选拔英俊，与我共扶社稷。《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诸君若认为我尚可辅佐，不妨射策量才，登甲乙之科，届时我必于州部之中，扫榻以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