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隗从建康带来的这个人，其实还是裴该的同乡呢——他是河东郡闻喜县人，姓郭名璞字景纯，乃是当时着名的文学家和训诂学者。
不过郭璞最有名的还不在于这些正道学问，他同时也是两晋之交闻名遐迩的方士、风水家，在《晋书》中与葛洪并传。《晋书》芜秽驳杂，什么神神鬼鬼的不经之谈都往里记，对于郭璞的记载更是有若玄幻小说一般，倘若剥除掉那些明显迷信的玩意儿，则郭景纯的经历大致如下：
郭璞家世不高，其父郭瑗终于建平太守。建平郡地属荆州，跨长江两岸，西临益州的巴东地区，属于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的偏远下郡，也就是说，郭瑗这个郡守身份和裴武、裴嶷兄弟相等，跟内地的郡守则判若云泥。即便如此，也属于超擢了，据说是因为郭瑗担任四百石尚书都令史的时候，对尚书杜预多有匡正，因此得到了杜元凯的举荐。
郭璞的道术，相传得自于一位客居河东的高人“郭公”。他本人都三十岁了还没有出仕，正逢天下大乱，经过卜筮，得出结论：“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于是就拉上亲朋数十家离开河东，逃往江南。途中先后依附过赵固和庐江太守胡康、宣城太守殷佑，最后过江投入王导门下——这一路上到处算卦，言凶论吉，正不必细究。
其后郭璞又靠着说祥道瑞得到了司马睿的重视，不过重视归重视，终究这人出身太低，因此只担任过着作佐郎的吏职，最高成就也不过跟王隐共撰了《晋史》而已——他是没赶上好时候，若在汉武帝时代，说不定就能受拜为将军并且尚主了……
王敦谋逆之时，温峤、庾亮使郭璞占算，郭璞这回露馅，算不出来——当然会被时人认为是有意隐讳——只是恭维温、庾二人的前程“大吉”。那俩货一琢磨，既然咱们是大吉，当然王敦就不吉了，就此怂恿晋元帝下诏讨伐。
谁想到王敦也来请郭璞卜筮，郭景纯趁机奉劝他不要举兵，说：“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王敦一怒之下，就把郭璞给宰了——据说郭璞早就知道了自己的死期，甚至死地，这种荒唐事儿，听听也就算啦，不必当真。
然而历史已经改变了，郭璞沉沦下僚，本来在江南就呆得很不开心，最近听说同乡裴该已入关中执政，估摸着不久后便会兵发河东，杀回老家去，郭景纯不禁心动。于是就趁着刘隗奉命北上的机会，暗示司马睿，我可以跟着去，帮大王您瞧瞧裴公究竟如何人也，是否可以和睦相处，司马睿当即允诺。
因此今日刘隗便揪了郭璞来观望裴该，孰料郭景纯一见之下，竟然惊呼失声，随即解释说：“我今所见，一如蒯彻之见韩信也……”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齐人蒯彻（因避汉武帝讳，书中写作蒯通）以相术干谒韩信，看完了就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言下之意，是要韩信“背”汉，说你若不“背”，位不过封侯，且有厄难，若然一“背”，贵不可言——你能当皇帝啊！
所以刘隗闻言，当场大惊失色，忙着追问郭璞，你瞧得准不准哪？难道说裴公命当背晋，且真有天子之份不成么？郭璞不敢打包票，说我只是简单瞧瞧，还没有卜筮呢，未必就做得了准。于是刘隗便扯着郭璞回去，要他筮占。
郭璞自然并非汉武帝朝那位尚主的五利将军一样，纯粹江湖骗子，却也跟老前辈蒯彻不同——蒯彻是辩士，不是术士，相面云云，纯粹是用来蒙韩信的，目的就是要说韩信背汉自立。郭景纯幼习道术，他本人也信这套，但正因为如此，反倒不敢妄下断言。
唯有正经学习过，才知晓道术深奥无比，天意渺茫难测，自己学艺不精，瞧错了那也很有可能啊。正如郭璞自己所说的：“此前所谓见事如神，不过见一人而及其亲朋所有、权势所覆，大不过一州一郡罢了……”我以前给人相面，那些相比裴该而言都是小人物——哪怕王导王茂弘——他们的影响范围有限，所以命数相对浅薄一些，也稳定一些，容易说准。裴该就不同啦，“其一怒则千军辟易，其一惊则天下翻覆，其一喜则士庶得安，其一哀则天能为雨，时势皆因其奋力而变，如何可测”？
说白了，人定胜天，只要你的力量足够大，自能扭转乾坤，进而改变自己和相关人等的命数。
再者说了，此前相人算命，说君旬日贵，道你月内亡，命数注定，你就算想改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云裴该“背”晋则不同了，即便最终成真，谁晓得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啊？固然以裴该目前在长安的权柄，加有大军在手，他想要取天子而自代易如反掌，可是然后呢？首先祖逖就不可能跟从，必然与之兵戎相见，长安朝廷目前勉强能够掌握的地盘儿，将会瞬间缩小到关中数郡而已，且难免人心涣散，部伍离心，白痴才会行此下策哪！
郭璞是从来不说类似于某某“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之类话的，因为短期内难以印证，却白白遭对方记恨。故此他一时惊惧，说出“一如蒯彻之见韩信”的话来，转过头去便无比的懊悔，这才赶紧跟刘隗解释：不一定啊，我可不打包票。
然而刘隗强要其筮，郭璞无奈，只得取出筮草来，焚香礼拜，占上一回——其实他也挺好奇的，自己刚才瞧的是不是准呢？《易》又会如何论断？
他当着刘隗之面筮占，这是搞不了鬼的，因为《易经》为“五经”之一，是儒者的必修课——虽说基于这年月的教育资源，多数儒者只通一经，其它四经知道大概就成——士人多数都懂筮占。但具体得卦后如何解释，那便郭景纯说啥是啥了。
十有八变后，上艮下坤，得一“剥”卦，之卦在六三。郭璞解释说：“山附于地为剥，示居上者厚德，而使民安乐之意——岂裴公之谓乎？”
刘隗皱眉问道：“本经云‘不利有攸往’，是云裴公当居于长安，不宜外出之意么？”
郭璞心说你记得那么清楚干嘛？当即笑笑：“若天下定，宰臣自当居于都邑，燮理阴阳，然今乾坤板荡，岂有不出之理啊？我意是指裴公当居关中，不宜迁天子还洛。”
刘隗捻须颔首，表示：你这解释说得通啊。
晋朝的正牌都城是在洛阳，如今洛阳已然克复，而且刘隗自建康北渡，直到进入关中，自然途径河南，早就听说了祖逖正在重修洛阳城，甚至于旧日宫室，则其盼望还都之意甚明。那么对于裴该来说，就有一个是否在天下大定前，便拱卫天子还于旧都的重要问题需要决断。今日卦中之意，或许就是说：长居关中则可保境安民；若还旧都，恐大不利。
至于是对朝廷不利，还是对裴该本人不利，郭璞没明说，刘隗也不便细问了。
随即又问：“之卦在六三，‘剥之，无咎’，又如何解？”
郭璞答道：“象云：‘剥之无咎，失上下也。’为敌失上下之序，乃可侵其土而无不胜。此乃云胡寇乎？云南阳大王乎？抑或……”注目刘隗：“云琅琊大王乎？”
刘隗不禁皱眉，半晌不语。
原本建康政权理论上的控制区域，并不仅仅江南之地，还包括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以及徐、豫。如今裴、祖既已北伐，裴该复入长安执政，等于说把徐、豫都从建康“剥”离出来，直接从属于长安朝廷了，即便荆州的江北地区，也未必安稳——若再派一个第五猗过来，就没有裴该去攻他啦。
因此刘隗本能地觉得，这个“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八成是指的建康政权，因为是从建康过来的自己求问，同样从建康过来的郭璞为贞啊。建康城内，以王导为首的侨姓大族总揽政务，司马睿不过垂拱而已，这怎么看都算是“失上下也”。筮占之意，是若江东不能改变这种上下失序的状况，则裴该将会逐步侵吞其地吧……
果不其然，自己此番前来，肩上的担子确实很重啊！
他沉吟半晌，这才想起来问郭璞：“然于卿适才街上所言蒯彻之语，又有何示？”郭璞一摊手：“筮无明断，或某看错，或非数年间事，变数正多，故不得解也。”
刘隗轻叹一声道：“也罢了。曩昔王莽克己礼贤之时，魏武初挟天子之日，何尝有篡汉之意啊？待等时移势至，终非人力所能挽回。且若天要灭晋，即不亡于裴，也将亡于胡，我等凡俗，何敢窥天？只能就目下情状，努力跋涉而已。”随即正色关照郭璞：“景纯，今日之事，出卿之口，入我之耳，慎勿再使第三人知道。”
郭璞说那是当然的，我没那么大嘴巴。
于是刘隗便道：“事不可延，时不可迟，我等今日便投刺往谒裴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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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初入长安之时，和梁芬就时局有过一次长谈。梁芬既然已经决定与裴该合作，也便不再玩儿虚的了，坦言对于长安朝廷来说，如今有三大敌。
第一个自然是胡寇，也包括了河北的石勒——当时王浚被杀之事尚未传入关内，因而在梁芬看来，羯奴并不足惧，若破平阳，即便不能如刘琨所言加以招抚，也可轻松剿灭之，裴该倒也不跟他多辩——第二个是秦州的司马保，而第三个，就是建康的司马睿。
梁芬说了：“我晋之所以颓败，皆因诸王纷扰，各欲执政，甚至于觊觎神器，乃相攻伐之故也。若诛杨骏后，贾后不讽楚王，使害汝南王，又何致如此？”
裴该趁机就说了：“司徒以为，此皆贾后之过么？私以为，武皇帝使诸王出镇方面，使各拥强兵，是致乱之由也……”
梁芬一抬右手，手掌向前，朝裴该一比划，那意思：可以了，到此为止，你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个道理我不是不知道啊，但事涉武皇帝的施政，还是少说为妙。但他随即就接着裴该的话头说道：
“是故雄藩坐大，必成朝廷之患，昔孝惠、孝怀皇帝时，因胡寇之扰，不得已使南阳王（指上一代的司马模）坐领关中，使琅琊王总统江南，而若胡寇既定，则必夺二王兵柄，社稷始可大安。”
裴该沉吟道：“南阳王怙恶不悛，且断绝陇道，明与朝廷为敌，待我先收全雍，即可率得胜之师躬行天讨。然而……琅琊王阳奉阴为，貌似忠厚，其实狡诈，尚无可加之罪，且所在悬远，暂时不宜往征……”
梁芬点头说是，然而——“琅琊王总督江南，有扬、荆、江、湘、交、广六州，几半天下。据闻南渡侨客与江东土着嫌隙甚深，烟尘遍地、盗匪纵横——文约曾住建康，自然明知其情。今若弃胡寇、南阳不攻，以朝命发大军自司、豫而南，再沿江而下，料侨客必箪食壶浆，土着亦拱手称臣，不旋踵可下建康。若先攻胡寇、南阳，待北方大定，再伐江东，则恐其人心已定、羽翼日丰，更胜于昔日的孙吴。我晋伐吴，固然势若破竹，多因孙晧残暴，不修德政之故，否则，即武皇帝亦深戒惧，不敢遽下决断……”
裴该心说那是因为司马炎太怂，明明有足够的实力、很好的形势，早十年便可灭吴，他却始终犹犹豫豫的，不敢去打——你要换了司马懿父子试试？或许不等孙晧上台，晋军就进了建业城了。
当然他也就腹诽而已，并未反驳梁芬，只是问：“以司徒之意，难道是要先讨伐江东不成么？”
梁芬摇摇头，说：“我意江南虽然卑湿、贫瘠，终究地方广大，加之中原士人、百姓避难迁居者不下数十万，若使安稳积聚，恐将来势大难制啊。文约今既执政，则需慎重以对琅琊王，早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