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山海公刚峰先生台鉴：
久仰先生英名而至今未得一晤，此学生多年之遗憾。学生虽末学后进，素知先生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先生之政，多未通方止，诚为咄咄怪事。昔先伯父新郑高文正公曾私言：“琼山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以廉正不阿，署风纪之司”。今得其位也，天下幸甚。
闻先生主南察，满朝正直之士闻之鼓舞。学生虽寄私函，不敢一语言私。
今西北方安而天下多事。诸藩观望，疑朝廷开藩之用度；各地踌躇，挟豪商私利而抗税。
前者学生疏言：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也。
学生愚钝，以为天下无分南北，不别户籍，家家户户皆有纳税之责。念其贫者，或少纳免纳；查其富者，必多纳倍纳。此既不违能者多得之本，亦可均贫富参差之巨，岂非古贤人念念不忘者也？
先生当知学生践行经世实学，所获颇丰，故历年来曾数度自求纳税，何止十倍他人。然今朝廷官吏，家中涉及商务者不知凡几，却有几人甘心纳此商税？
北地诸省，学生以京华迫而诱之，今愿纳商税者已逾十之八九。江南各省，学生鞭长莫及，实不得而令其行，反被污以谤君，几遭牢狱，诚当慨然而叹矣。
学生素信：官之为官，不特以显贵而尊，而当以贡献为荣；士之为士，不特以学问见傲，而当以德行为耀。
今先生既主南察，惟望审慎区处，不独察其贪与不贪、勤与不勤、能与不能，更当察其德与不德。
计典成宪具在，固无容议。但立法虽善?而奉法者容或有不尽焉。先生直声响于海内，值此大计?料必苦心孤诣?不使貌忠实奸者逃脱国法?不使勤勉善德者黜于奖陈。如此学生虽远于千里之外?当顿首南拜先生厚国之德矣。
念兹在兹?诚惶诚恐。奉书涕零，不知所言。
末学后进庚辰在榜新郑小子高务实敬上。”
这封高务实写给海瑞的私函?以极快的速度送到了南京?不仅是快，而且送达的时间极其准确——海瑞刚刚获知自己将要主南察，高务实的私函随后便送了进来。
即便海瑞以刚正闻名天下，也知道这信绝非一般。这意味着高务实不仅有媲美于朝廷文书转运之快的运送渠道?还能准确知晓每一封他想知道位置的公函何时抵达何地。
不过，海瑞不在乎这些。
高务实这个小后生，在海瑞眼里大抵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海瑞评价一个人的好坏虽然有时候会走极端?但通常而言还是能坚持“二分论”。
高务实“学习成绩”问鼎本朝，海瑞淡然视之；高务实军功边功冠于当世，海瑞不为所动。当然?高务实常被污以“挟智慧以专私营”、“恃圣恩而争民利”，海瑞也同样不屑一顾。
原因并不复杂：高务实的京华虽然富甲天下，但海瑞并未听说他有什么巧取豪夺之举，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做生意。而且更难能可贵的，则如同他这封私信中所说：“历年来曾数度自求纳税?何止十倍他人。”
海瑞深知高务实这句话丝毫也无夸张之处?甚至还有些谦虚了——仅以海瑞这几年巡察南直隶各私港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高务实要真是“挟智慧以专私营”、“恃圣恩而争民利”，他一年至少能少缴纳近十七八万两银子的税款。
一个南直隶地区就已经如此，而全国范围内高务实都是出了名的高额缴税，甚至自己给自己设专税(在广西就有)，这足以证明高务实的“与众不同”了。
所以，海瑞基本上相信高务实是有践行他信中所言“念其贫者，或少纳免纳；查其富者，必多纳倍纳”这一原则的。
这就和当年的徐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能够获得海瑞的好感。
但海瑞毕竟深知自己的名望，一举一动都可能在朝野掀起巨浪，是以对高务实的来信，他也很是谨慎。
他知道，南察这样的大事，对于朝廷而言非同一般，尤其是对于当朝诸公来说，更是影响巨大。简单的说，谁的人计典论赏，谁的人计典论罢，此消彼长之下，都一定会对朝中局势造成影响。
当然，海瑞本身不在乎这些，他是个坚持“君子不党”之人，虽然为官多年，却既无靠山，也无帮手，他早年宦海沉浮如斯也是因此。
任你朝中格局如何变幻，关我海刚峰何事？
他真正谨慎的地方，在于担心被高务实给利用了。
世人皆言，高务实能有今日之局面，一是在高拱给他留下的政治余荫，二是在皇帝对他的无限信任，三是在他自己当年考得的确是好。至于边功什么的，反而只是锦上添花罢了。
但海瑞从来不这么看，高务实所获政治资源再好，不能有效利用也是白给；皇帝的信任再重，事情总办不好也会尽失；至于考试，天底下状元那么多，谁有他仕途这样顺利？
当年杨慎乃是杨廷和之子，政治资源比高务实也不差，而且同样也是状元及第，那又如何？还不是贬官云南，终老边陲了。
不过当海瑞仔仔细细把这封书信看了三遍之后，他终于松开了紧皱良久的眉头。
高务实这封信里，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暗示，他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朝廷考虑，只是希望主持南察的海老先生能严格一些，多考虑德行这一条罢了。
注意德行，这个说法海瑞是完全赞同的，毕竟他本身就是一个无比注重德行的人。
不过海瑞却也知道，高务实的这个建议，在制度上似乎有些麻烦。
有明一代对于官员的处分细则，有所谓的“八目”与“四科”。
所谓“八目”，即使对考核不称职的官员所定之罢黜名目，“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而“四科”，即是结合“八目”所拟定的内容而进行分别区处，“贪、酷、为民；不谨、罢软，冠帯闲住；老、疾、致仕；才力不及、浮躁浅露(即浅陋，大概是通假字)，降调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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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八目”始自何时，无准确的记载可供参考；然其最终成型，则在弘治元年二月。
成化二十二年，李裕任吏部尚书之前，明代考察并无“八目”之名，而以“四目”括之。史载：“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罢软、曰贪酷、曰不谨。(李)裕言人材质不同，偏执类酷，迟钝类软，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爱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着为令。”
从这里不难看出，所谓的“四目”实则为“八目”之前身，“八目”仅仅只是将“四目”的各条细分开来，并将“疾”改称“病”，以及增加了“才力不及”与“浮躁浅露”二目。
“才力不及”这一条，设于李裕任吏部尚书之成化二十二年十月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间的十三个月内；而“浮躁浅露”一条，是在弘治元年二月京察之际，由时任南京河南道御史吴泰等奏请，时任吏部尚书王恕报孝宗批准，并于该年京察之时实时进行了运用，罢黜了太常寺卿李绅。
关于“八目”、“四科”运用的一般原则，沈德符曾说：“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则有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凡五条；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这在《明实录》与京察相关的诸条中亦有应用实例的记载。
但是，因为有关“八目”的规定极简，因此在确定“八目”之时，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模糊性，甚至还有部分名实不符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贪、酷，为民”。贪，可根据官员的贪污事实来确定，但有明一朝惩贪力度较大，虽然规定“贪者为民”，然而实际上有重大贪腐行为者受到的惩治往往较重，故此目针对的仅是贪污数量较小的官员。另外，一旦发现贪污行为，往往不必等待京察，而是当即处置。然而“酷”的行为本身较难确定，若因公事而“酷”，惩治力度往往较轻；而任私行酷，处置则较重。
说起来，海瑞自己还有多次被弹劾的理由就是“酷”呢。不过，“酷”与高务实书信中所提到的重点并不合拍。
至于“老、疾、致仕”。老、疾是比较容易确定标准的二目，因为二者皆有准确的标准可供衡量，更和高务实信中的主要观点无关，不提也罢。
接着是“不谨、罢软，冠帯闲住”。罢软，通常指官员在位时期，无甚作为或品行稍亏，如“四川夔州府知府某某，两任郡牧，鲜有恵泽之布，所谓罢软无为者，兹其人也”，就是指在位无甚作为；
又如：“先生(章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罢软多矣”则是指品行有亏。而与之前的数“目”相比，不谨则较难定性，虽然明廷对不谨的定性是有的：“有央求势要嘱托者、即以不谨黜退”，但实际上“不谨”二字囊括的范围可大幅延伸。
可以是居官操守上的不谨，亦可能是行政过程中的不谨，因此该名目时而发挥其正常效用，惩治言行不谨官员；时而被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来使用。
如“图典庚戌会试。分校官汤宾尹欲私韩敬，与知贡举吴道南盛气相后谇。……及考察，卒注宾尹不谨”。此处的注不谨，乃为有实际可循，一分校官包庇门生，已属操守不谨；加之诋毁上官，更属言行不谨。以此注处，名正言顺。
又如徐大化，“以京察既官，再起再蛇，至工部主事。孙丕扬典京察，坐不谨落职”。按京察之常理，一经黜落便不复叙用，徐大化能再贬再起，显然是巴附强援的结果，因此坐不谨，亦不为过。
但也有以不谨为名来打击异己的情况，以丁元荐(万历十四年进士)为例，丁“以辛亥三月之官，时京察甫竣，太宰孙富平(孙丕扬)为反噬者所讦，其党和之，举朝鼎沸。度无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疏……留中不报，乙卯复驰书下，语多激壮，亦不报。丁巳京察，遂以不谨削职”。
丁元荐之不谨，并不是有何品行上的过失，仅因得罪权贵，便坐不谨。而且削职的处分，较“冠带闲住”为重，可见“八目”与“四科”并非紧密相对，仍可根据掌权者之意愿有所出入。
这一条海瑞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倒还能和德行关联上，不禁在心中暗暗记了一笔。
至于“才力不及、浮躁浅露，降调外任”。与“不谨”相同，“才力不及”与“浮躁浅露”二目，亦因其含义的模糊性，也容易被掌权者所利用。
就“才力不及”目而言，冯琦即说：“从来考察，不及者有两端。才短不能任冲繁，力弱不能肩矩要，此真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浮轻，心求速化，事不谙练，动涉周章，此非真才力不及，直是有才而不善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