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初八，是我的生日。乡下的规矩，过了年便算长了一岁。过了这个三岁生日，我便算是实实在在地踏进了人生的第四个年头。村里的老人爱说“三岁看老”，可看着我如今这副模样——整日眼神飘忽，言语颠倒——任谁都会摇头，觉得我这辈子怕是难有出息了。
生日那天，母亲还是疼我的。她特意煮了个红鸡蛋，又用红绳系了枚磨得发亮的铜钱，挂在我脖子上。可我那时浑浑噩噩，连剥鸡蛋的力气都没有，手指软绵绵的，最后还是母亲一点点剥开，小心地喂到我嘴里。她看着我痴痴呆呆的模样，眼圈一红，赶紧别过脸去，偷偷用袖口抹了把眼泪。不料，这细微的动作却被我瞧见了。
“娘，你哭啥？”我歪着头，不解地问，“是不是想起去年腊月王奶奶去世时，你也是这般偷偷掉泪？”
母亲的手猛地一颤，那半个还没喂完的鸡蛋“啪”地掉在地上，滚了一身灰。她像是被针扎了一样，惊恐地瞪着我，声音都变了调：“你、你咋会知道王奶奶？她走的时候，你才两岁，路都走不稳啊！”
我眨了眨眼，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的影子，慢悠悠地说：“王奶奶临走前，不是还念叨吗？她说她那旧木柜最底下，拿蓝布包着三块钱，是留给她大孙子的。可惜啊，她儿子翻遍了柜子也没找着。”
母亲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这件事，是王奶奶家关门闭户的私密话，村里除了他们自家人，绝无外人知晓。
从那天起，我越发显得“不正常”了。那些原先像透明云雾一样、终日在我眼前晃悠的影子，数量是少了些，却并未完全消失。更可怕的是，我嘴里总会冒出些陈年旧事，都是关于村里死去多年的人，有些细节，连当事者的亲人都记不清了，我却说得有鼻子有眼。
记得有一回，邻居马家和侯家为地界吵得不可开交，男男女女围了一院子。我蹲在门口玩泥巴，头也不抬，忽然插了一句：“你们别吵了，你们两家的死人鬼魂也在那边打架呢。马家的老太爷抡着锄头，侯家的老祖宗举着扁担，打得尘土飞扬，可比你们热闹多了。”
院子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身上，仿佛大白天见了鬼。母亲又惊又怕，一把将我拽进屋里，照着我屁股就打了一巴掌，声音带着哭腔：“叫你胡咧咧！再乱说撕你的嘴！”
我委屈地瘪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没乱说……马老太爷的右腿是不是瘸的？侯老祖宗的左眼是不是瞎的？他们现在就是那样子在打架呢，我看得真真儿的。”
这话一出，院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面面相觑。马老太爷早年摔瘸了腿，侯老祖宗年轻时被弹起的树枝打瞎了左眼，这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如今村里记得这事的人，掰着手指头也数不出几个。
我整日价神思恍惚，连最基本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明明想着去村东头的河边，走着走着却到了村西的打谷场。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儿，只剩下一具空壳在村里飘来荡去。母亲说我眼神涣散，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活像一具行尸走肉。她想尽了办法：带我去看郎中，灌下一碗碗苦得舌头发麻的汤药；求来画了符的灰符水，逼着我喝下去；甚至半夜三更，拉着我到十字路口，烧着纸钱，一声声呼唤我的名字，给我“叫魂”……
可所有这些，都如同石沉大海。我依旧能看见那些不该看见的影子，说出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实话”。
直到那天，我指着村口那棵老槐树，对母亲说：“娘，你看，树上吊着个人，穿着蓝布褂子，舌头伸得老长，还在晃呢。”
母亲当时就吓得腿软了，一把捂住我的嘴，浑身直哆嗦。那棵老槐树上，二十年前确实吊死过一个外乡人，据说就是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这事年代久远，村里人早已讳莫如深，刻意遗忘，如今却被我一个三岁孩童当面戳破。
母亲彻底慌了神。她从那只宝贝似的笆斗里，摸出攒了许久、原本打算拿到集上换盐的八个鸡蛋，用布包好，拉着我的手，二话不说就直奔村西头巫医孙坷垃的家。
孙坷垃是村里有名的神汉，平日独来独往，神经兮兮，嘴里总像含了个热茄子，嘟嘟囔囔没人听得清。有人说他真能通阴阳、驱邪祟，也有人说他就是个装神弄鬼、骗吃骗喝的主儿。可到了这步田地，母亲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孙坷垃的家又黑又矮，一股子浓烈的草药味混着劣质香烛的味道，直冲鼻子。他看见我，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凶光，嘴里嘟囔得更急了。母亲恭恭敬敬地把八个鸡蛋递过去，他看都没看，顺手就划拉到了炕席底下。
“这孩子……”孙坷拉眯缝着眼，上下打量着我，像是打量一件古怪的器物，“是被‘脏东西’跟上了，缠得紧呐！”
他在当院点起一堆马粪纸，烟雾缭绕中，他手持一柄说是“剑”、其实就是削尖了的桃木棍，开始手舞足蹈，念念有词。接着，他从腰间那个油亮黑黢的皮袋子里，抽出一根用自行车条辐磨成的钢针，针尖在日头下闪着寒光，我看得入了神。
只见孙坷垃咬牙切齿，对准我大拇指尖的十宣穴，猛地一扎！他鼓着腮帮子，右嘴角竟挂下一滴亮晶晶、足有三寸长的哈喇子，眼看要滴落，他又猛地一吸，“哧溜”一声，那哈喇子又缩了回去。
奇怪的是，我并没觉得疼，反而像憋了一整夜的尿，终于酣畅淋漓地撒了出来一般，浑身陡然一轻。我眯着眼，竟微微笑了笑。紧接着，就看到一股黑中透红、红里泛黑的浓血，像熟透的桑葚汁，猛地从针眼喷出，窜起半尺高，溅了孙坷垃满脸满身。
他那张脸，瞬间被染得如同庙里的鬼判，青红交错，狰狞可怖。我吓得眼前一黑，顿时晕了过去。
当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满嘴胡话。母亲后来告诉我，我说的尽是村里过世之人的秘辛，有些连她都从未听闻。她守在我床边，一夜未合眼，用湿毛巾不停地敷我的额头，眼泪掉个不停。
天快亮时，高烧总算退了。我醒过来，第一个感觉是脑袋里前所未有的清明。那些终日纠缠的迷雾般的影子，消失了；那些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也消散了。世界变得简单而清晰，像被雨水洗刷过的天空。
但随之而来的，是浑身像被抽干了力气般的疲软，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整个人像是被钉在了床上，连动动手指都费劲。我索性闭上眼睛，决定就这样昏昏沉沉地睡上一整天。
有时候，我强撑着爬起来，身子晃晃悠悠，像个醉汉，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里漫无目的地晃荡。我耷拉着脑袋，对迎面而来的村民爱搭不理，时不时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用大片眼白斜睨着人。
我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倒霉蛋，目光呆滞却又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执拗，直把他们看得心里发毛，脊背发凉，最后落荒而逃。
村里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从前他们觉得我中了邪，现在他们认定我是真傻了。
生产队长马赶明见到我，不再躲闪，反而眯着眼，像打量牲口似的看我，有时还会从兜里掏出一把炒花生，“哗啦”一声扔在我脚前的土里，示意我去捡。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他是把我当成了他家的“傻三”一样看待——马赶明家有个傻儿子，排行老三，村里人当面背后都叫“傻三”。他还有个三叔，也是个傻子。村里人常常这样逗弄他们爷俩，扔点吃食，看他们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捡。
会计侯存良见了我也是一样，像逗弄阿猫阿狗似的嬉笑撩拨。侯家也有个傻子，叫“傻兵”。他们见我这般阴阳怪气、混沌未开的模样，非但不同情，反而得意得嘴角都咧到了耳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马赶明和侯存良常对邻里宣扬：“瞧见没？侯家马家辈辈出傻子，现在他们刘家也出傻子了！”他们把我当作刘家出的第一个傻子，也把他们两家的这桩“丑事”，当成了宽慰自己“做坏事也没报应”的例证。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骨子里承袭了他们父辈马高腿和侯宽的混账血脉。别人家天大的不幸，恰恰成了他们两家最开心的笑料。
我虽浑浑噩噩，但这些刺耳的话，却一字不落地听进了心里。有时，我会突然抬起头，直勾勾地、死死地盯着他们，直到他们心里发虚，脸上挂不住，讪讪地走开。
母亲为我哭干了眼泪，父亲则整日阴沉着脸，闷头抽烟。村里人都在背后议论，说刘家算是完了，出了这么个傻子，将来怕是连香火都要断了。
可他们哪里知道，虽然我看不见那些“云雾人”了，却好像打开了另一扇门——我能隐隐约约看透人心了。马赶明表面上对我极尽嘲弄，可夜深人静时，他却会跪在祖宗牌位前，苦苦祈祷，求老天爷别让他那傻儿子“傻三”的病再加重。侯存良虽像逗狗一样逗我，却会趁人不注意，偷偷把半袋粮食放在我家门口，放下就走。
更有趣的是，我发现自己虽然看似痴傻，学习能力却出奇地好。村里先生教的字，我看一遍就能记住；复杂的算数题，别人还没弄懂题意，我心里早已有了答案。但我从不点破，依旧装我的傻子。
因为我渐渐明白，在这个村子里，有时候，装傻充愣比显摆聪明更安全。那些“云雾人”虽已不见，但这世上的“鬼”，可远远不止一种。
有一天，我在村口那棵曾经吊死过人的大槐树下发呆，忽然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孙坷垃。他远远地站着，眼神复杂地望着我。我冲他咧嘴笑了笑。他的脸色“唰”地变得惨白，像是见了鬼一样，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后来听母亲念叨，孙坷垃自打那天给我放了血之后，自己反倒病了一场，躺了整整一个月。他逢人便说，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东西，差点把老命都搭上。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大拇指上的那个针眼，它早已结痂脱落，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淡淡的白色斑点。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被强行打开过，就再也无法彻底关上了。
如今的我，白天是刘家那个人尽皆知的傻儿子，眼神呆滞，行为怪异。到了夜晚，我才会在如豆的油灯下，偷偷翻看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旧书。父亲以为我在对着墙壁发呆，母亲以为我在玩泥巴堆，谁也想不到，我正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里，贪婪地吮吸着。
那些“云雾人”或许真的离开了，但他们留给我的，不只是一段恐怖诡异的记忆，更像是一种被强行唤醒的、超越常人的感知力。我能感受到脚下土地的呼吸，能听懂风中鸟兽的私语，甚至能准确预知天气的阴晴变化。
村里人慢慢发现，只要来问我第二天会不会下雨，比听公社的广播还准。于是，渐渐地，开始有人偷偷摸摸地来找我“问天气”，顺便也会拐弯抹角地问些别的——比如丢了的牛往哪个方向找了，今年地里种啥庄稼能多打粮食……
我依旧装傻卖呆，但会在他们不注意时，用含混不清的话语，或者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给出些许提示。久而久之，我在村里的地位，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他们依旧叫我“刘傻”，但那语气里，少了几分嘲弄，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
马赶明和侯存良也不再往我脚底下扔花生了。有一次，马赶明甚至凑到我跟前，毕恭毕敬地、带着几分试探地问：“傻……傻小子，你说，我家老三这病……还能有好转的那天不？”
我望着他，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善待傻子，自有傻福。”
马赶明当时就呆立在了原地，张着嘴，半晌都没能合上。从那以后，村里人再也没见过他欺负任何一个傻子。
也许孙坷垃当初说得并没错，我的确是被“脏东西”缠上了。但这些“脏东西”，未必就全是坏的。它们让我被迫窥见了另一个世界的影子，也让我过早地领略了人心的深邃与复杂。
现在的我，就这样徘徊在混沌与清醒的边界，游走于聪明和傻气的边缘。谁又能说得准呢？或许，在这个真假难辨的世上，只有傻子的一双眼睛，才能看得最为真切，最为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