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旅的兵，得会三样：能跑、能藏、能打。”李战龙在训练场上对战士们说，“跑，要比兔子快；藏，要比石头静；打，要比老虎和狮子还要勇猛。”
汽车营的卡车被改得越来越“土”——蒙上茅草，喷上泥点，远远看去像辆拉粪的车，可驾驶室里藏着电台，车厢底下焊着炸药包。
有次日军的巡逻队嫌“晦气”，愣是没查，眼睁睁看着他们拉着半车炸药从眼皮子底下过了。
陈振华偶尔会来特战旅看看，每次都能撞见新鲜事——今天是战士们在学日军的口令，明天是侦察兵在练“装死”，连炊事员都背着步枪，说“万一送饭时遇上小鬼子，也能顶上两枪”。
“李战龙，”陈振华看着远处卡车营扬起的尘土，“这支部队，越来越有你的样子了。”
李战龙笑了笑，望向太行山深处：“时刻等待师长的命令，就让他们试试真格的。”
风掠过沙盘，将特战旅的蓝色箭头吹得微微颤动，仿佛下一秒就要窜出去，钻进那片等待着的战场。
特战旅的训练场边，几个迫击炮排正在进行实弹演练。炮弹呼啸着划过天空，却在离靶标百米外的地方落下，炸起一片浅浅的烟尘。
李战龙皱着眉，手里捏着一份火力评估报告——全旅4个炮营，有2个营只配备迫击炮，最远射程不足两千米，遇上日军的碉堡群，往往只能望“堡”兴叹。
“不是战士们打得不准，是家伙事太落后。”陈振华蹲在迫击炮旁，掂了掂炮弹，“这玩意儿轻便灵活，适合游击战，但机动旅要打穿插、啃硬骨头，没有直射火力根本不行。”
他指着远处的模拟碉堡，“小鬼子的机枪巢离地三米，迫击炮的抛物线根本打不着；九二式步兵炮平射，一炮就能掀了它。”
李战龙翻开四个特战团炮营的花名册，上面的记录触目惊心：特战一团炮营只有54门迫击炮，炮弹凑不齐一个基数；特战三团的炮营更惨，战士们还在用土造的“飞雷炮”，射程不足五百米。
“上次演习，咱们的迫击炮打了三轮，愣是没压制住‘日军’的重机枪。”他苦笑，“再这么下去，特战旅的机动就成了‘被动’。”
陈振华突然站起身，目光扫过训练场：“把一个迫击炮连，都换成九二式步兵炮！每个炮营至少配6门九二式步兵炮，炮弹按战时标准备足。三个月内，我要看到特战旅的炮营能跟得上坦克冲锋！”
命令下达的那天，特战旅的炮营炸开了锅。老兵们摸着用了大半辈子的迫击炮，眼里满是不舍：
“这玩意儿虽说射程近，但轻便啊，扛着就能跑，换了九二式，光炮身就两百多斤，咋跟得上机动？”
陈振华特意从炮旅调来了6个九二式步兵炮教学组，组长全是晋绥军投诚的老炮手。
“别小看这铁疙瘩，”老炮手王德胜拍着炮身，“它能平射打碉堡，能曲射打集群，射程两千米，比迫击炮远一倍还多。只要练熟了，跑起来不比迫击炮慢！”
换装训练比想象中更难，九二式步兵炮的操作需要三人协同：瞄准手、装填手、弹药手，少一个环节都打不响。
有个迫击炮班改练步兵炮，因为配合生疏，半天只打了三发炮弹，还全打偏了。李战龙没批评他们，只是让人把炮拆开，一点点讲解构造：“迫击炮是‘甩’出去的，步兵炮是‘推’出去的，原理不一样，得从头学。”
最头疼的是机动问题。陈振华让人给炮轮装了减震装置，又操作了可拆卸的炮架，拆解开后能由四匹马分驮。
“咱们是特战旅，炮也得能‘特战’。”他在示范现场说，“骑兵牵着炮跑，步兵扛着零件追，什么时候能在一小时内完成十公里急行军并展开射击，才算过关。”
战士们想出了不少土办法：给炮架刷上迷彩漆，在炮身缠上草绳伪装；把炮弹箱改成马鞍形，让战马驮得更稳；甚至发明了“炮车滑竿”，在山地里用两根竹竿架着炮身滑行。
王德胜看着这些发明，忍不住感叹：“八路军的兵就是能琢磨，这股劲用到打鬼子上，没有打不赢的仗。”
半个月后，特战旅的全部九二式步兵炮营在演习中亮相。当6门步兵炮平射，精准摧毁“日军”的碉堡群时，观礼台上的陈振华用力拍了拍手：“这才是特战旅该有的火力！”
李战龙趁热打铁，推出了“步炮协同三三制”：每个步兵连配一个炮班，三辆炮车跟着三个步兵班，遇敌时炮班先平射压制，步兵班趁机冲锋，炮车则跟着向前推进，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以前是步兵等炮，现在是炮跟步兵走。”他在战术手册上写道，“要让炮弹像长了眼睛，跟着战士们的刺刀走。”
在一次模拟巷战中，特战一团的炮营大放异彩。日军的机枪巢藏在民房里，迫击炮打不着，步兵冲锋又伤亡太大。
炮营的战士们把九二式步兵炮拆成零件，从院墙的狗洞塞进去，在院子里组装好，对着房梁就是一炮，直接把机枪巢掀了顶。“这炮能拆能装，比迫击炮灵活多了！”战士们兴奋地喊。
1938 年10月，华夏大地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铁蹄的无情践踏，战火在广袤的国土上肆意蔓延，硝烟弥漫了每一寸山河。
武汉，这座地处中原腹地、九省通衢的重要城市，此时成为了全国抗战的焦点所在。它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之一，更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日本侵略者妄图迅速攻占武汉，以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野心，从而摧毁华夏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抵抗力量。
为此，他们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从海陆空多个方向对武汉形成了合围之势。而华夏军队则在武汉周边布下了层层防线，决心与日军展开一场殊死搏斗，保卫这座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城市。
在这紧张的战争局势背后，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汪经卫，这位曾经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的人物，此时却在民族大义面前迷失了方向，内心的私欲和对权势的渴望逐渐吞噬了他的爱国良知。
他看到日本侵略者来势汹汹，认为华夏抗战前途渺茫，于是开始暗中与日本方面进行接触，企图寻求一条所谓的“和平”之路，实则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投降之路。
汪经卫身为汪伪副总裁，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然而，他却在国家和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做出了令人不齿的选择。
在几封艳电发出之后，他趁着局势混乱，悄悄地离开了武汉。他的目的地是广州，那座当时也正遭受日军猛烈攻击的城市。
当汪经卫抵达广州时，恰逢广州被日军攻陷。这个消息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爱国志士的心头。而汪经卫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宣布投靠日本，建立起汪伪政权。
他通过各种渠道，遥控指挥了一部分在武汉战场上作战的国军部队。这些被他蛊惑的部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纷纷放下武器，向武汉会战中的小鬼子投降。
原本，武汉战场上的局势虽然紧张，但华夏军队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战斗，与日军战斗形成了一种战略上的平衡相斥状态。
双方在各个阵地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战士们的鲜血。然而，部分国军队伍的突然投降，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
小鬼子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调整战略部署，加大了对武汉防线的攻击力度。
那些投降的国军士兵，他们原本是保家卫国的战士，却在汪经卫的蛊惑下，沦为了民族的罪人。
他们的投降不仅让华夏军队的防线出现了巨大的漏洞，也极大地打击了抗战的士气。许多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看着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转身投向敌人的怀抱，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这种情绪在军队中迅速蔓延，使得原本高昂的战斗意志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汪经卫的叛国行径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迅速波及到了全国范围。在武汉战场上，日军凭借着部分国军投降带来的优势，迅速推进战线，华夏军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许多阵地在小鬼子的猛烈攻击下纷纷失守，战士们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撤退和防御。
而在全国范围内，汪经卫投靠日本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抗日失败情绪迅速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