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借他人之口提出：民以食为天。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食物在生命需要要素中排第一位。
什么是食物？简而言之就两类：谷、麦、粟、黍等植物果实；猪、羊、马、牛等动物身体。
前者主要来自农耕民族，后者在游牧民族里是主流。
这两类食物来源都有一个共同先决条件：土地。
农耕民族在土地上耕作、收获、繁衍；游牧民族在草场里放牧、生息。
所以，自古以来，土地政策是国家政策的基础和根本。
东汉时期，人口最高峰时是6500万人。
而经过东汉末年动乱、魏蜀吴三国征战，人口数减至1600万人。
这也就意味着大量土地荒芜，成为无主土地。
北方游牧民族杀到中原，建立政权时，他们的将士是没有工资奖金的，连马匹、武器、粮食都得自备。
将士的收成全部来自于抢掠分配。
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也不例外。
他们的军队自由屠杀，抢掠浮财，掳获俘虏；把攻占的城池，按照传统规则分配给本族人。
这个时候，一流世家“衣冠南渡”，几乎跑光了，留在北方的二流士族为了保护自家不受劫掠，纷纷建立坞堡。
坞堡就是将村落建成高墙包围的巨大四合院，四面院屋大门统一朝向中央天井，背天井那面没有门，只开小窗，用来放箭或以长枪长戟挑刺杀敌。
坞堡里住着世家大族、本地农人、招募来的流民（称“包荫户”）。
坞堡日常派农人外出劳作，随时准备坚壁清野；外敌来袭时，全部躲进坞堡，拿起武器拒敌。
被拓跋焘灭族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都是这样发展壮大的世家。
外族攻入中原后，南迁一流世家空出来的土地，大多数被这些坞堡主人霸占。
他们手头没有地契，但实际掌控着大量无主土地，招募流民种地。
因为修筑坞堡是普遍现象，坞堡主人及其庇护的人口基数巨大，外侵民族若是打算抢一把就走，那就犯不着啃坞堡这种难啃骨头，在坞堡耗费战力、时间，不如去抢容易攻打的对象；
外侵民族若是有长远打算，准备建国立统，那更不该针对坞堡，对他们过度使用武力。
因为，他们是社会中间阶层，对组成国家、发展经济很重要。
这种坞堡治理体系，被称为“宗主督护制”。
宗主督护制对鲜卑统治者来说，有点像刺猬：想咬它一口，却无从下嘴；若彻底整死它，费事且无肉。
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本来就是采用民族分治政策，即胡人有胡人地盘，汉人有汉人地盘。
胡人对汉人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征收土地税。
但土地掌握在乡村坞堡主人手上，少报、瞒报土地数量那是家常便饭。
胡人治理体系，很长时间都无法从土地上获得巨额利益。
北魏立国时间既久后，也和历史上各朝各代一样，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收递减，社会到处都有动乱种子。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冯太后推行三长制的同时，也让孙儿皇帝发出诏书，集思广益，征求解决土地难题的国策。
这时，一个名叫李安世的臣子上奏提出了“均田策”。
均田策的主要内容是：
1.利用三长制的架构和官吏，开展清理坞堡地主土地。
具体办法是：坞堡地主的实控土地，有前朝契书的，承认其所有权，换发新朝地契；拿不出地契的土地，一律收归朝廷。
朝廷将收回的无主土地，分为露田、桑田、麻田、宅田，按照一定标准分给农户。
农人年满15岁，不分男女都可授予露田。丁男40亩、丁女20亩；
传统种麻的地方，另分麻田男10亩\/女5亩。
种桑养蚕区域，按20亩桑田\/男丁另外授予桑田。
奴、婢也可以享受分得均田。数量与自由农户相当。
有耕牛的农户，按30亩\/头牛标准，额外分给土地。一户限120亩牛田。即：无论养多少头牛，最多按四头牛分受牛田。
每家农户，分宅田3亩。
农户所受露田、麻田，不许买卖，死后归还朝廷。
所受桑田、宅田，成为私产，可以买卖、赠送、继承。
李安世提出的“均田策”，还包含着赋税制度，即后世所谓的“租调制”。
租就是主粮田地租金，调是指桑、麻田地租金。
“租调制”规定：受田农户，一夫一妇每年纳粟二石，调布或帛一匹。
男丁每年服徭役20天。不愿出劳力可以用粟、布、帛抵算。抵算价格按市场价。
“均田令”核心是将无主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分发、租借给农户使用。是一种国土私租制度。
但它却包含了“私有土地（财产）”概念。
其一，收归国有的是无主耕地和荒地，有主土地的私权也得到确认。这点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二，分配给农户的桑田、麻田可以买卖、继承。这也是土地私有概念。
冯氏土地新政，与过去朝代的土地政策有明显区别。
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改革，其前提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土地，全是国王（皇帝）的财产；官员，都是国王（皇帝）的奴才。
这时候的国号是“太和”，因此李安世提出的均田策，经冯太后掌控的魏国颁布、推行，被称为“太和均田令”。
太和均田令，包含了以法律形式保护私有财产的尝试。
不过，因为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最有利，成为历朝历代治国圭臬，“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永远也没有上升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
儒家思想提倡：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连命都不是自己的，更遑论私有财产了。
所以，《竹书纪年》记载的古代历史真相是：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但正统史官、民间史家都属儒教，他们所着书立说都试图证明：天下社稷，有德者居之。有德伐无道，不可谓弑君。
按照儒家逻辑，不难得到推论：天下都是君王的。而君王无道时，有德者可伐之。
——那么，政权随时可能被颠覆，江山随时可能被篡夺。
因为判断有德还是无德的标准，掌握在手执屠刀、战至最后的胜利者手里。
在这样的思想、理论闭环里，天下永不得安宁，私有财产也就永远没有保障了。
冯太后这位伟大女子，首次肯定、推行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思想，也颁布了相应法律制度。
可惜后世的君主并不接受这点。他们更赞成自己可随心所欲、支配天下财物的制度。
土地公有也就成为土地死结。
历朝历代“公器私用”的表现形式，就一直具有权力公器私用和土地（财产）公器私用两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