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位于大名府南城，原来的河北东路安抚司衙门，如今却已经摇身一变，挂起了“中华学堂”的招牌。
由于和原来的河北路转运司衙门同在一条街上，这里的环境要幽静、偏僻的多。学堂被选在这里，王松也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学习范围。
事实上，不止在这里，在大名府城，还有三座同样的中华学堂，只不过这座最大而已。
一块宽约一米，三米左右高的、刻着“牺牲、责任、民族”六个红字的石碑矗立在学堂正门左边的平地上。在大门右边的平地上，一块几乎同样大小的石碑则刻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字眼。 字体苍劲有力，乃是河北名士李若虚所书。
作为留有墨宝、震惊后人的李若虚，其字体的魅力当然是无可挑剔。两块石碑一左一右，白石红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着来往的师生以及过往的闲杂人等。
从教育程度上讲，“中华学堂”只是一所初级教育学堂，相当于后世的六年小学教育。
本质上，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兴衰成败。
进入“中华学堂”的孩童，年龄段在6-13周岁。孩童们不仅要接受完整的国学教育，还要接受数学、地理、历史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王松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初级的物理、化学教育，引导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除此之外， 学堂的体育课也是一大特的。队列、田径、引体向上、俯卧撑，最后还加入了“枪刺术”和骑马等。
至于射箭，则被习惯性地抛弃，而改为了掷弹练习。在火器蓬勃发展的这个时代，射箭只是变成了一种爱好，而非军中强制。
中华学堂大门口，每日里熙熙攘攘，站满了送孩子上学的父母亲朋。不过，人满为患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人人都是遵守规则。没有人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愚蠢的一面。
这个时代，还没有后世那么多的社会安全隐患，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学奴”出现。
按照大名府官府贴出的榜文，6-13岁的适龄孩童，都得接受教育，就连城中外来的“务工人员”也不能例外。
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在其他学堂上学的孩童，不强求他们必须转到这些新建的“中华学堂”来。
同时，在女子上学这件事情上，大名府官府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而是采取了自由选择。毕竟，相对于历朝历代，大宋的风气已经足够开放，不然也不会有大名鼎鼎的李易安出现。
不过，这毕竟是900年前，可不是后世的现代文明社会。一旦引起巨大的民间反潮，可就得不偿失，也和办学的目的背道而驰。
只要循循渐进，逐渐打开缺口，也许二三十年后，女子入学就变得顺理成章。
由于现在是酷夏，王松也是采取后世的寒暑假、一周双休制度，毕竟这是已经验证过的劳逸结合的最佳组合。
“相公，自隋炀帝大业元年科举取士，到我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科举取士已是直入心肺，根深蒂固。相公办学堂是好事，旨在使贫贱富贵之人同等接受学识。但学生的功名富贵、人生前程都在于科举。“中华学堂”能否办下去，和此息息相关。”
李若虚说的有点隐晦。但王松还是听出来了其中的意思。科举取士已经根深蒂固，王松废除这科举取士，他的新式教育很有可能办不下去。
“李公考虑的是，不过不必担心，事情总有例外。”
王松摇摇头说道:“河北、河东已经糜烂，推行自然比江南要简单、容易得多。说到底，还是学生将来就业的问题，这才是根本。”
“历朝历代，读书人只为做官，却忽略了吏。官吏两个字，吏比官更加重要，吏治清明是国家根本，因为这些吏员才是基层做事的人，和百姓打交道，这也是“中华学堂”的根本。”
关于学生的前途，王松并没有完全说明。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方面的人才，这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他需要这样的科技人才，即便是儒学也是实学，以便让这个时代在他的手里有序、有力的发展下去。
吏治清明。他希望“中华学堂”出来的学生，以后会成为社会的一股清流，把中国这种千年形成的浑浊官场洗濯一番。
在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裙带关系在官场上盛行，很多人引以为荣、不以为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直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就像大宋，王安石的改革派和司马光的保守派，最终演化成了党争。
王安石打击保守派，乌台诗案，一大批反对派成员被贬斥。司马光执政，又将新法官员全部贬谪，同时将推行了近20年的新法尽数废除，此为“元佑更化”。
公元1086年，司马光、王安石同一年去世。党争反而愈演愈烈，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国事日非。就像历史上的靖康之耻，投降派、主战派轮番上台，最终导致了国破君亡的可悲惨剧。
两河无主之地，正可以大肆推行这“中华学堂”。一旦事成，便可以和行政学堂无缝对接，足可以改变两河教育的现状。
“相公，宣抚司若是不开科举，恐怕会冷了天下士子之心。”
“开科取士，一年不过一二百人，最多不过四五百人。两河“行政学堂”，再加上招贤纳士，至少已是千人。要说冷了天下读书人之心，恐怕言过其实吧。”
王松哈哈笑了起来，神情也变得严肃。
“若是只想当官，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甚至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大宋朝廷哪里可以混混，在我宣抚司治下，想都别想!”
李若虚心里一惊。大宋朝廷不抑兼并，不限官员经商，不惩处贪污受贿，官员上下其手，个个富的流油。到了王松这里，要讲究吏治清明，这些旧派的官员，很多人因循守旧，不与时俱进，恐怕要栽跟头。
“相公在两河垦荒屯田，兴办实业，编练新军，安抚教化，虽是功在千秋，然这兴办学堂，开启民智一事，似乎颇有不妥。”
“哦，李公有话直说，在下洗耳恭听。”
王松不由得一愣。看来对义务教育这件事，李若虚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他并不是独断专行之人，李若虚性烈如火，直来直往，倒是和谨小慎微的马扩、黄纵几人互为补充。
“相公虽是文韬武略，但未必博览群书。相公可曾观过?商君书??”
王松看着小心翼翼的李若虚，哈哈大笑了起来，也瞬间弄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商君书》是战国时秦国名相商鞅所做，也被列为天下第一禁书，历朝历代只能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
想不到这李若虚，竟然也读过此书，而且还对这些邪术如此推崇。
“原来李公也知道商鞅的驭民五术，而且是情有独钟啊？”
商鞅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壹民就是愚民，五术为历代帝王王霸之道，以此为不宣之密。
闭塞试听，让百姓愚昧无知；让百姓整日劳作，耕作不息，没有精力胡思乱想；民辱则官尊，百姓尊严全无；严苛赋税，百姓终日在温饱线上挣扎，人穷志短，易于控制。
这便是弱民之策，和真正儒家思想的“有教无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比起来，实在是惊心动魄、丑恶不堪。
这不由得让王松想起了后世的“总缺三两银子”的典故来。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记载了清朝乾隆时期的数据：中国农民一直以粗粮、青菜为主，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除节日或特殊时间，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
当时，中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但花销却多出了3两，为35两；在同一时期，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等的发明，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时代。
领先世界千年的中国，为什么无人钻研“蒸汽机”？“3两银子”的收支差额便是罪魁祸首。一个家庭一年挣32两却要花35两，缺少3两银子，不能放开吃，家无余粮，谁有闲情逸致去钻研“蒸汽机”？
商鞅的 “驭民五术”，是古代帝王必学学科。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便会琢磨其他事情。乾隆的“缺少3两白银”，便是就是“贫民、弱民、愚民、疲民”的所谓帝王之术。
李若虚脸上一红，表情却是十分严肃。
“既然相公知道驭民五术，知道愚民、弱民之策，又为何要大办学堂，开启民智，岂不知“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治国之道，首在弱民”。相公大肆办学，开启民智，有教无类，岂不是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
大宋朝廷以文制武，却也是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除了少数的文化精英，大多数的百姓，不还都是老老实实的穷苦人家吗。
要是百姓都富有，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起义了。宋史所载，宋朝300余年，农民起义433次，但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最大的也就是北宋徽宗年间的方腊起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大宋朝廷实行的养兵政策，一到荒年或百姓造反，朝廷就大量从流亡人口中招收青壮以充实兵源。大家都去当兵吃皇粮了，哪还有人去造反。
但这却造成了宋朝“冗兵”的弊病，终宋一朝，军队良莠不齐，国家军费浩大，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
“士之蹈义而死，杀身成仁，为道而死，死而无憾。若不开启民智，以律法约束行为，百姓岂不愚昧无知，只知小利而不知大义，全无血勇，尚武之风全无，这又岂是治国之道?”
王松发出一声长叹。没有知识和思想的民族，又何谈崛起和伟大?
就像这战争，百姓和将士得知道为什么去打，否则就像历史上的一样，以至有了靖康之耻，偏安江南，最后是崖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