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药品不多，但分类清楚，寥寥几个玻璃瓶上面贴着红纸标签，写有“阿司匹林”、“安乃近”、“红汞”、“碘酒”等常用药品，软木塞封口。
目前，农村卫生室还没有重症患者用的神药“玻璃瓶盐水”，这玩意六十年代中期才会少量配送，七十年代成为标配。
刘平安心底一沉，如果没有那个中药柜“壮门面”，很难想象这是农村的卫生室，太简陋了。
“王宇，你们卫生室现在有几个工作人员？”
王宇拿起地上的茶瓶，一边倒茶一边说道：“两个，除了我之外，还有位邻村的老头，他以前是个土郎中，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几个村合并成大队，所以就选举他在卫生室工作。”
刘平安又问道：“你怎么当上的卫生员？”
“嗐！这事说来话长，上级要求学习那个《赤脚医生手册》，矮子里拔将军，俺们村只有两个人是初中文化，别人不愿意干，想当教师。
俺爹为支持上级精神，就把我奉献了出去。平时跟着土郎中学中医，每周要去公社的卫生院培训一次《赤脚医生手册》，月末还要去县城医院培训。
好在平时不用干农活，一样有工分拿，不然.......”王宇讲着讲着，及时刹住嘴，心里捏把冷汗：围死他dei??！差点说漏嘴，这是要上报纸的。
刘平安皱眉问道：“小王，一周培训一次，你们能学到东西？”
“多少能学到点儿，不过绝大多数时间还是要靠自学。”
“那不就是二把刀么？这样也能看病？看病救人可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
“那能咋弄？俺们大队还是属于好的呢，有的大队连卫生室都没有，离这近的都跑到我们这儿来看病。
俺们农村不比你们城里，三五个村没有高中生属于正常现象，初中生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上个三五年学，然后退学帮家里干农活。”
王宇指着《赤脚医生手册》继续说道：“就这本书上的字，很多情况下，我一个初中生都要翻字典查看，更何况其他人？”
郝庄村的卫生室在这一片还是属于好的？刘平安沉默了，人家王宇说的没错，字都不认识，学个蛋的医学知识？扫盲工作任重道远，提高农村的识字率，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起码要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一般来讲，大城市扫盲工作做的相对较好，原因很简单，不认识字就没有好工作养家糊口。
其次是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再其次是这些远一点的农村，至于偏远山村...千禧年还有一大堆文盲呢。
农村和农村也有等级之分，同时女性文盲率远高于男性。
刘平安又掏出一包华子，拆开递给他一支，王宇只来句：“我日！”
“县、乡两级的医疗单位就没想过.....多组织县城医院的医生，给你们加大培训力度？”
“县城俺不知道，但公社的大夫本来就少，怎么可能天天给我们搞培训，人家也要上班、看病人。”
“也是哈！”刘平安附和道。
“恁先坐在这喝会茶，我去隔壁村部拿烟叶种子。”
“好！”
等王宇离开，刘平安陷入沉思，《赤脚医生手册》在54年4月份上交伍总，然后集全国之力进行编撰，55年底推行全国，三年过去，成果很显然不尽人意。
自己以前只在京城附近的农村混，知道边远农村的医疗条件会很差，但没想到会差到这一步，不亲自下来看一看，根本想不到，他们连培训的人手都不够。
看样子.....自己只好动用“超级马甲”让医学界的“六二六指示”提前面世。
在我国，1955年鼠疫基本得到控制，1959年性病基本被消灭，60年代初天花已经灭绝，比天花在世界范围灭绝早了十多年。
同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解放初期的25：1下降到4：1，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是明显下降。
大老板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但只有少数医疗专家响应，如着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等这些真正的白衣天使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仅组织了2800名医生下农村巡诊。
大老板在听取某部的报告后，彻底愤怒，全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批评某部是书读得越多越蠢，当即做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年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
某部遵照指示，决定将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
从这时起，城市里的大批医务工作者开始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
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经过他们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据盛海第二医学院（现盛海交通大学医学院）66届毕业生回忆，1968年毕业分配时，他们全班“盛海一个不留（除少数调干生），全部分配到大西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少部分到安徽一带的小三线工厂和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