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午时前后，一波三折的长安堡之战尘埃落定。
那支远程奔袭而来、主动对杨振人马发起进攻的两万多清虏骑兵，先胜后败，最终在来自太子河方向的上百门重炮持续轰击之下，不得不丢下大批人马尸首和满地伤兵，以及上千名被杨振征东军火枪手们直接俘虏的活口而仓皇撤退。
到了当日下午，未时左右，长安堡以东、太子河南岸方圆数里内的战场，终于清理完毕。
祖克勇所率金海东路参战兵马，两个满编的重骑兵营，外加一个满编的轻骑兵营，总计四千五百余人参战，战死一千三百二十一人，重伤二百七十八人。
剩下的其他人，包括祖克勇、敖日金、葛朝忠在内，几乎人人带有轻伤。
祖克勇面部被砍一刀，多亏面部有护甲，护甲受力被斩断，虽伤及面部，但只是皮肉伤，负伤较重的反倒是他的左肩窝，被一支角度刁钻的利箭从肩甲与胸甲的间隙射入，几乎贯穿。
好在射中他的箭，是“骑弓”常用的轻箭。
取出来的箭簇呈圆锥形，无倒钩，入肉虽深，却并没有伤及肩胛骨，还不至于因此就废掉他的左臂。
但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再想张弓射箭，恐怕就够呛了。
而他这样的，在所有负伤者之中，也只能算作轻伤。
当然了，杨振麾下各路人马在长安堡之战中损失最大的，也就是金海东路团营了。
至于征东军右翼军参战的三个团营，张国淦的火枪团营、张天宝的掷弹兵团营是全员参战，总计伤亡不过两百余人。
除了小部分被清虏骑兵的箭雨流矢直接射中要害当场阵亡，以及被清虏冲锋的马队踩踏不幸阵亡之外，剩下的多数都是轻伤。
至于身处后方的征东军右翼军炮兵团营，还有停泊在太子河上远程炮击的严省三所部水师团营兵马，几乎无一伤亡。
战损情况统计出来以后，报到杨振手里，交给众人传阅之后，包括张国淦、杨珅等人在内，对金海东路兵马损失之大都有些唏嘘不已。
到了这个时候，自然不会再有人去怀疑祖克勇及其所部人马对金海镇的忠诚了。
相反，一个个对祖克勇及其所部人马的表现交口称赞，感叹不已。
因为，如果彼此的位置换一下，他们自认不可能比祖克勇做得更好。
也因此，对于长安堡之战战利品的分配，各路参战将领没有任何异议，一致认为应当优先考虑并且重点考虑金海东路团营。
对此，杨振当然也没有二话，看了看手中文书，当即拍板说道：
“这一次，清虏来犯之敌，总数不下两万人，被我们留在战场上的，共计有尸首三千九百一十七具，俘虏的活口，包括一些轻伤的和重伤没死的，四千四百六十八口。
“此外，就是收拢到一起的清虏战马，共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匹，鞍具齐全，其中一些带伤的，将来看情况可以淘汰掉，但总数就是这样了。
“至于剩下的，就是一些清虏的甲胄和什么刀枪弓矢等兵器，你们哪部有短缺的，可以自己去挑选，但要让金海东路团营将士先挑。
“尤其是缴获的清虏战马，金海东路团营可以优先挑选三千匹使用，以弥补此次作战的损失。”
说到这里，杨振看了看身边的将领，并没看到金海东路团营的人，于是转而对前来报告战损与缴获统计结果的麻克清说道：
“一会儿你去东路团营祖总兵驻地，传我的命令，他们除了可以先行挑选三千匹战马之外，此战俘虏的所有活口，也可以由他们先行挑选使用。
“就说本都督允许他们从俘虏的清虏骑兵之中，挑选招降一部分他们认为可用的，而且愿意归降的，先行补足他们此战的人员损失，将来回到东路后，另许其扩编招录。
“还有战死将士的抚恤问题，我们金海镇辖下不管是征东军将士，还是各路协守团营将士，原本就有阵亡抚恤条例，此次除了按例抚恤——永久豁免其父母与承嗣子孙在金海镇辖内的一切税赋公粮之外，等我军收复辽阳以后，额外按照战时津贴条例，由总镇府协理营务处为阵亡将士遗属发放六十个月的战时津贴。”
按照金海镇的战时津贴条例，各营“辅兵”的战时军前津贴为一两白银，一般正兵的战时军前津贴为二两白银，棚长为三两，“队官”为四两，“哨官”为五两，营官为十两，团营以上无论正副一律为“十五两”。
按照这个条例，杨振的战时军前津贴每个月就是“十五两”。
对杨振来说，这根本不算多，但对下面的一般正兵们来说，这二两白银的战时津贴已经很管用了。
自从杨振在金海镇全面推广“以地代饷”“分地代饷”的政策之后，原本用在征东军和各路协守团营将士身上的最大一笔支出，也就是每月的饷银支出，逐年下降。
到了崇祯十六年，真正当兵就是为了吃饷的人数已经非常少了。
随着金海镇在对虏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辖内的地盘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最后选择在金海镇辖内“以地代饷”“分地代饷”甚至以土地酬功的将士，占了金海镇全体将士的九成九以上。
而这也就意味着，杨振直领的征东军和金海镇、登莱镇各路协守总兵府辖内的将士之中，有九成九是不拿饷银的。
他们想要获得真金白银的收入，只能通过战场缴获或者战后奖励。
如此一来，的确为杨振节省下了大笔原本用于饷银支出的银子，整个金海镇的财政状况因此好转了很多，也有了较大的余力投入到弹药的生产、战船的修建和重炮的铸造上面了。
这本来是一个好事。
但是，后来各路反馈，包括杨振自己也发现，仅仅以地代饷，或者给予入伍豁免税赋钱粮的待遇，甚至包括以土地酬功，其吸引力还是不够大，激励作用不够明显。
平时也还罢了，到了战时，不给予参战将士一定的直接奖励，不仅体现不出平战转换的差别，而且也体现不出前线与后方的差别。
所以，在崇祯十五年的年底，各种津贴补贴制度，便以白纸黑字明文规定的方式应运而生了。
在某一些人看来，这是杨振从原来立场和做法上的一种倒退，将会导致金海镇的兵役与屯田相结合的分田代饷、从军免税制度，再次退回到以前的花钱招募和雇佣营兵的老路上去，而所谓津贴补贴，也不过是变相的军饷罢了。
但是，对杨振来说，这是一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折中。
与纯粹的以地代饷相比，各种津贴补贴制度的出台，的确会增加总镇府在军费方面尤其人头费方面的支出。
但是这种支出只在战时有，只在军前有，或者只在集中训练的时候有，只在驻地偏远艰苦的地方有，只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人员范围内的发放。
这样做，既能更大程度上的激励将士用命，同时也能为杨振和金海镇节省下大笔真金白银的军饷支出。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杨振在全面推行“以地代饷”制度之后，又推出了各种津贴补贴制度。
这一次长安堡之战，阵亡的大部分将士，都是“正兵”以上的身份，单以一个正兵的战时军前津贴计算，其阵亡后向其家眷持续发放六十个月的津贴，那起步就是一百二十两白银。
对于一般的移民“屯户”家庭来说，这笔额外的津贴可不算少了。
而杨振之所以这么“大方”，也是因为拿下辽阳城后，他很快就能从城中收获一大笔银子。
而且，接下来还要去打辽阳城，麾下士卒伤亡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拿敌人的银子激励自己麾下士卒奋勇作战，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了，杨振也不希望看到自己有太多的伤亡。
毕竟阵亡一个正兵的抚恤如果都按六十个月的战时军前津贴发放，阵亡一千正兵，光抚恤就是十二万两，同样是无法持续的。
若是攻城战打赢了，那还好说，若是打输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好在刚刚结束的长安堡之战，给了杨振很大的信心，他相信经此一战，接下来辽阳城守军恐怕只能固守了，这样一来反而好打了。
当然，经过长安堡之战，杨振也越发认清楚了自己的短板，那就是骑兵太少，骑兵太弱，今后必须大幅度增加对骑兵的投入。
除了继续大批量搜罗战马之外，还要大批量的扩充和训练骑兵，尤其是最精锐的重装骑兵。
什么狗屁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事实上这个谣言真正的说法应该是重骑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这次长安堡之战，清虏骑兵来了那么多，其中真正称得上重骑兵的大概也就是此次充当他们全军先锋的那数千巴牙喇而已。
后续赶来的所谓主力，人马数量虽然很多，但其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都差不少，要不然祖克勇、敖日金他们很难逃得出来。
而且杨振麾下，要是能有六七个营的齐装满员、人马都披甲的重骑兵，那么这一次长安堡之战，他能把来犯的两万多清虏骑兵打个全军覆没，根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走一万多人。
清虏来犯的骑兵之所以中了埋伏还能逃走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杨振这一方快速行动能力太差了。
唯一能派上用场的金海东路三个骑兵营，除了葛朝忠那个重骑兵营还拥有继续作战的实力之外，另两个都被打残了，已经没有能力参与后来的追击了。
而尾随其后追击作战，才是扩大战果的最好时机。
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骑兵，杨振最后白白浪费了这个大好时机。
不过杨振也不气馁，清虏那边有满蒙骑兵的优势，他自己这边也有火器犀利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长安堡之战虽然没有将来犯之敌两万余人打到全军覆没，但是却把充当清虏大军先锋冲在最前头的那四五千人打得伤亡惨重。
那四五千人可都是两白旗主力人马中的精锐巴牙喇，比起许多被编入阿礼哈超哈序列里的一般满蒙牛录，杨振更希望优先把这些精锐的巴牙喇干掉。
当然，杨振事前也没有想到，一个辽阳城居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多的巴牙喇，差一点打得祖克勇、敖日金他们全军覆没。
相应的是，仔细看过战果统计文书的杨振内心也有点疑惑，为什么辽阳城有实力出动这么多的巴牙喇，难道多尔衮亲自来了？
就在长安堡之战结束后的当天夜里，杨振拿到的情报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