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资产像毛细血管，渐渐将海参崴的经济命脉与总督府连在一起。码头的吞吐量比以前翻了一倍，因为取消了“保护费”，堪查加的渔民更愿意来这里卸货；造船厂接到了来自日国、寒国的订单，工人们的工资涨了三成；连那栋青年创业中心，都有人来咨询了。
别列佐夫斯基的办公室在边疆区政府大楼的顶层，落地窗外能看到整个海参崴的全景。但他此刻没心思看风景，手指在电话键盘上悬了半天，终究没敢拨通莫思科的号码——他的老靠山，前交通部长已经被抓，现在没人敢保他。
“州长先生，杜泽又查封了咱们在乌苏里丝克的木材厂。”秘书脸色惨白地进来，“那里是咱们洗钱的主要据点，账本要是被搜走……”
别列佐夫斯基猛地将咖啡杯摔在地上，瓷片溅到墙角的保险柜——里面藏着他与莫思科高官的合影，还有伊万诺夫送他的那支镀金猎枪，枪管上刻着“友谊长存”。“慌什么！杜泽不过是仗着布京的临时授权，等风头过了，我让他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
话虽如此，他心里清楚，自己早已被杜泽捏着七寸。那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里，不仅有他和伊万诺夫的分成记录，还有2002年他挪用边疆区救灾款的明细——那年远东发洪水，国家下拨的五千万卢布救灾款，有三千万进了他的私人账户。
杜泽显然知道这笔账。查封木材厂时，蓝盾队员特意拍下了仓库里那些印着“救灾物资”字样的帐篷，现在这些照片正躺在布京的办公桌上。别列佐夫斯基收到消息，总统在一次会议上突然问：“滨海边疆区的救灾款，都用在灾民身上了吗？”当时他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湿透。
他试图反抗过。让边疆区议会通过决议，指责杜泽“越权处置地方资产”；让税务局去找合作社的麻烦，说造船厂“偷税漏税”；甚至让黑帮去骚扰国营电影院。但这些小动作都被杜泽轻易化解：议会决议被普京的“特别调查权”文件驳回；税务局的人刚进门，就被桑铁拿出的完税证明堵了回去；黑帮更惨，被赵队长的人抓了现行，现在正戴着镣铐在码头铲冰。
“州长先生，杜泽派人送来了这个。”秘书递过个信封，里面是张照片——别列佐夫斯基的儿子在瑞仕滑雪的照片，背景里的别墅正是用救灾款买的。照片背面写着：“劝令郎早日回国，边疆区的雪也很美。”
别列佐夫斯基瘫坐在椅子上，终于明白自己彻底输了。杜泽的厉害之处，不在于查封资产，而在于捏住了每个环节的证据，让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祈祷杜泽能放他一马。
杜泽没打算放过他。在布京的默许下，调查范围从海参崴扩展到整个滨海边疆区：乌苏里丝克的粮食仓库，发现被州长的弟弟用“低买高卖”的方式倒卖国家储备粮；双城子的海关，查出工作人员与走私团伙勾结，每年私放价值上亿的免税商品；甚至连边疆区的中小学，都被查出虚报学生人数，套取国家教育经费。
“这哪是查贪腐，简直是刮地皮。”桑铁将汇总的清单放在杜泽面前，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被查处的官员名字，从区长到小学校长，足足写满了三页纸，“光是乌苏里丝克的粮食仓库，就追回了两万吨被倒卖的小麦，够边疆区的灾民吃半年。”
杜泽看着窗外的雪，总督府的院子里，工人们正在挂彩灯——再过几天就是新年，玛莎婶子说要在广场上摆圣诞树，让孩子们热闹热闹。“这些钱，一分都不能动，”他指着清单上的“教育经费”，“全部用来给学校买新桌椅和电脑；粮食分给灾民；走私没收的商品，低价卖给合作社，让渔民和工人能买到便宜东西。”
赵队长进来时，带着个意外收获：“老板，在别列佐夫斯基的保险柜里找到了这个。”是份2003年的协议，州长将边疆区的天然气开采权“无偿转让”给一家注册在塞浦陆斯的空壳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莫思科某位副总理的儿子。
“把协议给布京的特别顾问送一份。这种级别的贪腐，背后没人撑着才怪。但我们的任务到此为止，剩下的交给莫思科。”
他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清查滨海边疆区的贪腐是职责，但若牵扯到莫思科的高层，就该适可而止。布京需要他守住远东，而不是让他冲进莫思科的漩涡。
新年前夜，海参崴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圣诞树亮着彩灯，孩子们围着蓝盾队员要糖果，渔民和工人们载歌载舞。杜泽站在总督府的阳台上，看着这热闹的场景，露出了微笑。
杜泽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桑铁传回的监控画面正循环播放——滨海边疆区州长别列佐夫斯基的黑色轿车，在凌晨三点驶进了市郊的一栋别墅，车后座上，一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正往他包里塞着什么，动作鬼祟。
“老板，技术科把画面锐化了，”赵队长指着屏幕上放大的包，“里面是本红色封皮的本子，跟我们在伊万诺夫保险柜里找到的行贿台账一模一样。”
杜泽的指尖在屏幕边缘滑动，停在别墅的门牌上——“滨海路17号”。这个地址他有印象，是2002年伊万诺夫“赠”给别列佐夫斯基的“生日礼物”，当年的土地出让金记录显示“零元”，备注栏写着“市政奖励”，但实际上，这栋占地两亩的别墅，是用强拆渔民村的补偿款盖的。
“桑铁，”杜泽等的就是这个机会，转身抓起战术背心，“带几个人，跟我去‘拜访’州长先生。记住，活要细，别惊动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