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庄站很快就到了，然后又换了5号线，5号线的坐车的人少了很多，五号线说是地铁，本质是轻轨，全程多是在高架上运行的，每一站的间隔距离也会更长一点。在地面上运行，就比再在地下舒服多了，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心情舒畅多了。到了剑川路站下去，又换了一部公交车，这时都是还没到上下班的高峰，总体人流不是很大，大多数时候还是有座位，地面上车流也不多，公交车运行也比较正常，不会发生堵车的等情况。
下了公交车又回到了熟悉小镇，脚步也更轻快了些。很多年前我在外地上学，每个学期末我都会坐车从市区回家，每次走到黄浦江渡口的时候心情总是有些激动，许久没有归家的感觉了，亲人安好。那时公交大巴还经常走的渡口，没有走大桥，摆渡口经常会堵车，尤其是上下轮渡船时，长长的公交大巴的车尾部撞击地面的声音，“duang”的一声，车身一震，我心里就马上跳到了家乡的节奏。一上这个公交大巴，各种乡音就多了起来，也更加浓重，心里特别的暖。
现在也许这样的感觉不重了，但是总是踏上家乡的土地，心里总感觉很踏实。很多年后，我有数年未归家，那时从虹桥机场打车回家，走的是高速路，没有了渡口的摆渡轮船的这个过程，归家变的容易多了，到时似乎少了一点点仪式感。
每个人都会有父母，都会有家乡，这是你人生的支柱和力量的来源。
慢慢的走在家乡小镇的路上，现在也不能说是小了，改革开放后小镇变成大镇了，面积扩大了10倍都不止了。
我刚记事那会，小镇真的很小，一共大概就竖一横二的几条马路，一个小镇上就两个小商店，还有家布店和书店，一家饭店和一家点心店，大概就记得那么多了。小镇上的居民大多认识，就算不认识本人，他的叔叔伯伯、爷爷奶奶、姥姥舅舅总有一个人能认识的，不是同学就是亲戚，太小了，上面扒拉三辈都认识。一个镇上最长一条街也不过500米吧，超过500米就是农村了，不是农田，就是荒地了。而这500米的周边也几乎没有啥商店，也就是居民区，当时没啥楼房，都是平房，雨一大就容易漏水，我小时候经常那个盆在屋子里接水，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镇上说是小店，其实也是东西，都比不上现在最小的超市。离我家比较近的那家商店，大概也就两个门店大小一个长长的木头柜台，和电视里经常看见民国时期的柜台也差不多，上面放了结果小小的玻璃柜，里面有放着一些糖果。我家里日常用品大多是从这家里购买的，有卖酱油、盐、油、糖等。我稍微大一点我奶奶就会让我来靠拷酱油，那时我大概也就七八岁，刚上小学，手里拿个空的玻璃瓶子，走到离家不过百来米的商店去拷酱油，后来的“打酱油”这次次语的出处大概就是这里，很多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都有打酱油的经历。我到了商店里，我柜台的高度差不多到了我的脖子这里，我吃力的把玻璃瓶放在柜台上，然后把一毛钱的纸币铺平了放在玻璃瓶的旁边，对那个营业员说：“叔叔，打一毛钱的酱油。”然后，我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个叔叔。
那个营业员拿过瓶子，拔掉瓶塞，拿起瓶子转身走到后面一个桌子前，把玻璃瓶放下，从旁边拿过一个一个塑料的漏斗放在瓶子上面，再走到旁边一个大塑料桶前，把桶上面的盖子拿下来，一阵酱油的闻到瞬间飘到我的鼻子里，他把盖子放在旁边的桶上面，一旁的墙壁上有个的挂钩，上面还有大小不一的几个吊子，他取下一个中等的吊子，，然后把这个调子放进塑料桶内，打了一吊，慢慢的挪到玻璃瓶上面，慢慢的将一吊子的全部酱油倒入漏斗，不一会一瓶子酱油差不多就打好了，他将吊子放回原来的挂钩上，把塑料桶上的盖子盖好。然后转过来把瓶子上的漏斗拿下来，放到一边，把瓶子塞回了瓶子上。把瓶子放在柜台上，叮叮嘱我：“小朋友把瓶子拿好了，别摔了。”顺手拿起那一毛钱，转身放到后面一个桌子的抽屉里了。
我说：“知道了，谢谢叔叔。”我看了一眼旁边玻璃柜里的糖和蜜饯们，转身离开了。这里的糖也就两种，都是硬糖，一种是一分钱两粒，另一种是一分钱一两，我很多时候家里给了多余的几分钱，就会买一分钱的两粒糖，带回家去和我奶奶一人一粒。有时候奶奶会多给我五分钱，我就会买点白糖杨梅，这里的蜜饯只有两种，白糖杨梅和香草桃板，都是五分钱一包，三角包一小包，我更爱吃白糖杨梅，我差不多每次都是买白糖杨梅。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人活得很开心，还是我太小的缘故，人很容易满足。
那时的镇上北面的路上有家布店，那时很少买衣服，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布店扯上几尺布，找个裁缝做衣服。那时候的布店我很少去，印象最深的还是布店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夹子。那时布店的每个柜台都是独立的，店员都站立里面，而收银台是在一个很高的角落里，每次有人需要结账，售货员就把收据和顾客付的钱用夹子夹着，然后顺着天上的线飞到收银员那边，收银员处理好，把盖完章的收据和找的钱，再顺着铁丝原路返回，那时看着蛮有趣的。前几天在大润发超市看见快递的配送系统，也是很多的黑色包裹在天上自由流动，又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的布店里。虽然时代变迁的很快，发展的很好，可是总是感觉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