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除儒家、道家外，阴阳家、墨家、管子学派（法家先驱）、农家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天人关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相关理论。这些学派虽未直接使用“天人合一”的术语，但均强调“天”与“人”的关联性、统一性，只是对“天”的内涵及“合一”路径的理解与儒道存在显着差异。
一、阴阳家：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天人感应”论
阴阳家是战国中后期专门研究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对应关系的学派，代表人物为邹衍。其“天人合一”思想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框架，将自然规律与社会人事强行绑定，形成独特的“天人感应”体系。
- 对“天”的认知：
阴阳家的“天”是具有运行规律的宇宙整体，其核心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循环生克。这种规律不仅支配自然现象（如四季更替、万物生长），更直接决定人间的朝代更替、政治制度与伦理秩序。
- “天人合一”的内涵：
主张“天”的规律与“人”的社会秩序存在一一对应的“类同关系”。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个朝代都对应五行中的一“德”（如黄帝属土德，夏属木德，商属金德等），“德”的兴衰由天道（五行生克）决定，人间政权必须顺应“天德”的更替，才能长治久安。例如，若某朝代“德衰”，天会通过灾异（如地震、水旱）发出警示，人（统治者）需通过改正制度、修德来“合于天”。
- 特点：将“天人合一”简化为“宇宙规律与社会秩序的机械对应”，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强调“天对人的支配”与“人对天的顺应”，为后来的谶纬神学埋下伏笔。
二、墨家：以“天志”为核心的“天人合其志”论
墨家由墨子创立，其思想以“兼爱”“非攻”“尚贤”为核心，而“天志”（天的意志）是其理论的终极依据，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志”思想。
- 对“天”的认知：
墨家的“天”是具有明确意志和情感的“至上神”，而非儒道的“道德本体”或“自然规律”。“天”爱利天下万民，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强凌弱、众暴寡”，且能“赏善罚恶”——顺天志者得赏，逆天志者受罚（《墨子·天志上》：“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 “天人合一”的内涵：
墨家的“合一”是“人顺应天的意志”。人（尤其是统治者）需以“天志”为准则，践行“兼爱”“非攻”等主张，使自身行为与天的意志一致。墨子认为，“天志”是“天下之明法”，人若“法天”，则能实现天下太平，本质是“人合于天的道德意志”（此处“天志”是墨家眼中的“公义”，而非儒家的伦理本体）。
- 特点：以“天志”为绝对权威，强调“人对天的服从”，通过外在的“天罚”约束人的行为，实现“天人意志的统一”，带有宗教化的伦理色彩。
三、管子学派（法家先驱）：“天人相因”的实用主义协调论
管子学派以《管子》一书为代表，融合了道法思想，侧重探讨“天道规律与人间治理的结合”，是早期法家思想中对“天人关系”最系统的论述者。
- 对“天”的认知：
其“天”兼具自然属性与规律属性：一方面，“天”是客观的自然存在（如日月、四时、风雨），“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另一方面，“天”的规律（如“阴阳”“五行”）是可被人认知和利用的“常道”。
- “天人合一”的内涵：
主张“天人相因”——人需顺应天道规律以实现自身目的，而非被动服从。具体表现为：
- 治理层面：统治者需根据四时变化制定政策（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应“春耕、夏耘、秋敛、冬藏”的农政），“令则行于天下，室家之道修，分义之理明”（《管子·四时》），将天道规律转化为治国规范；
- 养生层面：人需顺应自然节律调节作息，“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管子·形势解》），实现身心与自然的协调。
- 特点：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强调“人对天道的认知与利用”，将“天人合一”转化为“顺应规律以成事”的治理与生存智慧，是“天道为人间服务”的工具化表达。
四、农家：“与天共耕”的朴素自然和谐论
农家以许行为代表，专注于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其“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共生”中。
- 对“天”的认知：
其“天”是农业生产依赖的自然环境（如土地、气候、时令），核心是“自然节律”（如“四时”“节气”），不含意志或道德属性，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 “天人合一”的内涵：
农家主张“人与天（自然）通过农业生产实现和谐”。许行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认为统治者应亲自参与耕作，遵循“不违农时”的原则，与百姓共同顺应自然规律从事生产。其“合一”的本质是：人通过顺应自然节律进行农业劳动，实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和共生，反对脱离生产的“劳心者治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协作”。
- 特点：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将“天人合一”落实为“顺应农时、与自然共生”的朴素实践，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生态和谐”思想之一。
总结
除儒道外，阴阳家以“五行感应”将天人绑定，墨家以“天志”规范人伦，管子学派以“天道治世”注重实用，农家以“与天共耕”强调共生。这些理论虽视角各异（或神秘、或功利、或朴素），但均围绕“天与人的统一性”展开，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关系”讨论的多元图景。与儒道相比，它们更侧重“天对人的外在约束”或“人对天的工具化利用”，较少涉及个体精神与宇宙本质的内在贯通，这也使其“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深度稍逊于儒道，但为后世“天人关系”的多样化解读提供了重要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