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泻金匮：伤寒济世录》
下卷·经方传世惠千秋
第五回 五苓化裁 方证相应
张仲景在南阳行医多年，对五苓散的运用愈发纯熟，从最初的治水湿肿满，渐渐拓展到更复杂的证候。建安七年，南阳遭逢“太阴湿土司天”，春夏之交阴雨连绵，百姓多患“蓄水证”，不仅水肿，还兼见发热恶寒，小便不利，渴欲饮水却饮后即吐。
仲景接诊了一个粮商，此人赶车途中淋雨，归来后便发热无汗，腹胀如鼓，喝下去的水全积在胃里，一走动就呕出清水。“这是太阳表证未解，水湿内停，”仲景诊脉后说，“单用五苓散恐力不足，得加些发汗解表的药，让表里之湿同去。”他在五苓散基础上加了生姜、大枣，生姜温胃止呕，大枣补脾胃，又嘱病人服药后喝些热粥，助药力发汗。
粮商服药后，先得微汗，接着小便通利，呕吐立止，三日便康复如常。仲景在案头写下：“太阳病，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若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这便是《伤寒论》中对五苓散证的经典描述，字字皆从临床而来。
还有个妇人，患“妊娠水肿”，腿肿得像灌了铅，却怕吃药伤了胎气。仲景用五苓散时，特意减少了泽泻的量，加了当归、白芍养血安胎。“泽泻利水，恐伤胎气，”他对妇人说，“加当归白芍，就像给胎儿加了层护佑，利水而不伤正。”妇人服药半月，水肿渐消，胎儿也安稳无恙。这让仲景领悟到，经方并非一成不变，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阿竹（此时已是仲景的弟子）问：“师父，为何同样是水肿，有的用五苓散，有的却用真武汤？”仲景指着窗外的白河：“五苓散治的是‘膀胱气化不利’，像河道淤堵；真武汤治的是‘肾阳虚水泛’，像堤坝崩塌。泽泻在五苓散中是通渠，在真武汤中（若加用）则是助堤坝排水，处境不同，作用亦异。”他让弟子们牢记“方证相应”，说这是用经方的钥匙。
第六回 泽泻汤妙 涤饮清窍
仲景对泽泻汤的探究，更是穷微极妙。他发现泽泻配白术，不仅能治眩晕，还能疗“痰饮停聚”引起的诸多病证。有个老秀才，患“梅核气”多年，总觉喉咙里有个东西堵着，吐不出咽不下，还时常头晕，舌苔白腻。仲景说：“这不是喉咙里真有东西，是痰饮像棉花絮堵在胸膈，上蒙清窍。”
他用泽泻汤加半夏、厚朴，泽泻白术去湿，半夏厚朴化痰散结。老秀才喝了七剂，喉咙的“梅核”竟消失了，头晕也大为好转。“痰饮生于湿，”仲景对弟子说，“泽泻汤去其本源之湿，半夏厚朴化其已成之痰，标本兼顾，方能建功。”
还有个孩童，患“癫痫”，发作时突然昏倒，口吐白沫，四肢抽搐，醒后如常人。仲景诊其脉沉滑，说：“此为痰饮上蒙心包，泽泻汤能去湿涤饮，加菖蒲、远志开窍化痰。”他让孩童连服一月，癫痫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半年后竟不再发作。这让仲景认识到，泽泻汤的“涤饮”之功，不仅限于清窍，还能深入脏腑，荡涤无形之痰。
关于泽泻与白术的配伍比例，仲景也反复验证。最初他试过3:1、4:1，最终发现5:2效果最佳。“白术健脾土以制水，泽泻利水湿以消饮，”他解释，“土能克水，白术是‘克’，泽泻是‘导’，5份导与2份克，恰合‘土克水而不制水’的中道，既去湿又不伤脾。”有个病人误用了3:3的比例，结果利水不足，痰湿未去；另一个用了7:1，又因白术太少，利水太过而伤脾，可见比例之妙，存乎一心。
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写下：“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这“苦冒眩”三字，道尽了痰饮眩晕的特征，而泽泻汤的配伍，也成为后世治痰饮眩晕的圭臬。
第七回 医理渊深 湿去阳通
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仲景对泽泻及其方剂的医理阐释愈发深刻。他在《伤寒论》中提出“太阳蓄水证”的概念，说泽泻的作用是“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使“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背后，是对“天人合一”的深刻体悟——人体的水液代谢，就像天地间的江河湖海，需阳气推动，方能循环不息，泽泻则是疏浚河道的能手。
有个将军，因久居潮湿军营，得了“湿温”病，身热不扬，午后加重，胸闷腹胀，大便溏薄，小便黄浊。仲景用五苓散加滑石、茵陈，泽泻利水，茵陈清热，滑石利湿。将军服药后，小便增多，身热渐退，腹胀也消了。“湿温是湿邪裹着热邪，”仲景对弟子说，“就像夏日的沼泽，又热又湿，泽泻能引水，茵陈能清热，滑石能导湿从小便去，这叫‘分消走泄’，顺应湿邪喜下的本性。”
他还发现，泽泻的“利水”并非单纯排水，更能“泄热”，因为“湿与热结，湿去则热无所附”。有个铁匠，患“热淋”，小便灼热刺痛，尿色红如血，仲景用五苓散去桂枝，加栀子、瞿麦，泽泻利水，栀子泄热，瞿麦通淋。铁匠喝药后，尿痛立减，三日后尿色转清。“这便是‘渗去其湿，则热亦随去’的道理，”仲景说，“湿是热的载体，泽泻去掉载体，热邪自然消散。”
对于“土气得令，清气上行”，仲景也有新的发挥。他治一个“胃反”病人，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身体消瘦，舌苔白腻。说这是“脾胃湿阻，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用泽泻汤加人参、干姜，泽泻白术去湿，人参补脾气，干姜温胃阳。病人服药后，呕吐渐止，能吃下食物了。“脾属土，胃主降，脾升胃降，才能纳食消化，”仲景说，“泽泻去湿，让脾土‘得令’，清气才能升，浊气才能降，呕吐自止。”
第八回 金匮成书 经方传世
建安十三年，张仲景避乱至岭南，在那里整理一生的行医经验。茅屋油灯下，他翻看堆积如山的病案，其中关于五苓散、泽泻汤的记录就有数百条，从南阳的寒疫水肿，到岭南的湿温发热，从孕妇的子肿，到孩童的癫痫，这些方剂在不同病证中展现出的疗效，让他愈发坚信“方证相应”的真理。
他想起年轻时在白河岸边挖泽泻的情景，想起师父张伯祖的教诲，想起那些因水肿而痛苦的面容，笔尖在竹简上流淌：“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对于泽泻汤，他写道：“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泽泻五两，白术二两。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寥寥数语，却凝结着无数次的实践与思考。他特别注明泽泻与白术的用量，说“此比例不可轻改，盖因湿重者，非此不能去”。
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编撰中，仲景始终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泽泻及其方剂的收录，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从先民口传的“水泻”治病经验，到他临床验证的经方，再到典籍中的系统记载，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他在序中写道：“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这部着作问世后，五苓散、泽泻汤等方剂传遍天下，不知救了多少性命。后世医者研读其书，运用其方，又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用五苓散治痰湿内停的肥胖；清代叶天士，用泽泻汤加味治湿温眩晕，皆是对仲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而泽泻，这味白河岸边的水草，也因载入经典，成为中医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其甘淡渗湿、泄热通淋的功效，惠及千秋万代。
结语
从南阳疫中的摸索，到《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定型，泽泻及其方剂的传承，是中医药“实践出真知”的完美诠释。张仲景以“方证相应”为纲，将泽泻的甘淡渗湿之性，与桂枝的通阳、白术的健脾、茯苓的渗利巧妙结合，创五苓散以通调三焦水液，制泽泻汤以涤饮清窍，既体现了“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又蕴含着“湿去则阳通，浊消则气畅”的大道。
这些方剂的背后，是对阴阳五行的深刻把握——泽泻属水，能利水湿；白术属土，能健脾制水；桂枝属火，能温阳化气，土水火相生相制，共奏其功。也是对五运六气的灵活运用，根据不同年份的气候特点、不同病人的体质差异，调整配伍与用量，尽显“天人合一”的智慧。从口传的经验，到临床的验证，再到典籍的记载，泽泻的故事，正是中医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生动写照。
赞诗
白河泽畔生灵草，
甘淡清灵性自殊。
能导湿浊归水道，
可驱痰饮净清都。
五苓通调三焦水，
一汤涤荡眩晕符。
仲景精微传金匮，
千年济世惠生徒。
尾章
如今，在河南南阳的医圣祠里，张仲景的塑像前，常年摆放着泽泻、桂枝、白术等药材，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经方诞生的故事。《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刻本，被一代代医者奉为圭臬，五苓散、泽泻汤仍是临床常用的有效方剂——治水肿用五苓散，疗眩晕用泽泻汤，随证加减，效如桴鼓。
在现代中药房，药师们抓药时，仍会仔细核对五苓散的配伍：“泽泻十八铢，猪苓十八铢，茯苓十八铢，白术十八铢，桂枝半两”，这古老的剂量，承载着千年的经验。老中医们在讲解这些方剂时，总会说：“仲景的方，就像天成的规矩，看似简单，却藏着无穷的变化，关键在于‘辨证施治’，在于对‘湿’与‘水’的深刻理解。”
从东汉的白河岸边，到今天的临床诊室，泽泻及其方剂的疗效，跨越千年而不衰。它提醒我们，中医药的传承，不仅是方剂的照搬，更是对其背后医理的领悟，对实践精神的坚守——就像泽泻始终扎根于水湿之地，中医药也始终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在实践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