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丁义珍的车还停在建工大厦侧面员工通道口，车门半开，他站在风里点了根烟。手机刚收到安欣的最后一条消息：“李文博昨天下午三点进过市政信息中心，登记事由是‘宣传项目对账’。”他没回，把手机塞进外套口袋，掐灭烟头，转身朝市政府方向走。
路上行人不多，早点摊刚支起来。他路过一个包子铺，老板认出他，愣了一下，低头多蒸了一笼韭菜馅的，等他走近时递过来：“您尝尝，新调的料。”
丁义珍没推辞，接过来，顺手塞了二十块钱。“最近家里用水还行？”
“还行，就是前两天小区水压小，物业说是管道清洗。”老板搓着手，“听说水务要换人管？网上都传疯了。”
“别听网上的。”丁义珍咬了一口包子，“政府不会让老百姓没水用。真有问题，咱们现场解决。”
他没多说，拎着包子上了车。司机已经等在驾驶位，见他上来，低声问：“去办公室？”
“先去阳光街道。”他抹了下嘴角的油，“今天开始，干部全下一线。谁待在机关喝茶，我就让他去扫厕所。”
市政府临时指挥中心七点准时开碰头会。市政、民政、宣传三个部门负责人坐在会议桌前，脸色都有些发紧。丁义珍进门没坐主位，直接走到白板前写了个大字：“稳”。
“现在外面风声不少，有人觉得京海要乱。”他转过身，“我们不等谣言落地生根，得先扎进去，跟群众面对面。”
他翻开昨晚汇总的舆情简报，指着其中一条：“李文博名下的公司，三年内拿过两次政府宣传项目，中标价高出市场均值一成八。这种事，群众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我们要做的，不是遮，是亮。”
宣传部老陈抬头：“那……通报吗？”
“不急。”丁义珍摇头，“我们现在每一步都得踩在实处。先走访，再回应。百名干部进百家，市领导带头，每人包两个社区、一家企业。今天之内，所有片区设立‘民生意见站’，现场接访，能办的当场办，不能办的限时答。”
会议结束，车队分头出发。丁义珍直奔阳光街道。还没下车，就看见几个居民围在临时搭起的帐篷前，手里拿着材料，情绪看着不太平。
他下车没带随从，只让秘书拿着档案袋跟上。刚走近，一位老太太迎上来，嗓门不小：“你们领导是不是都觉得我们好糊弄？十年前说拆迁补八十万，结果拖到现在一分没见！”
丁义珍没躲，站定听着。围观的人渐渐安静。
“您叫什么名字？”他问。
“王桂兰，阳光三区47栋202。”
他扭头对秘书：“查档案系统，十年内拆迁补偿未结清名单，关键词‘阳光三区’。”
两分钟后，秘书翻出记录：“有这笔补偿款，原定2015年发放，因原住建局审批流程中断，后续无人跟进。”
丁义珍点头，掏出手机拨号：“刘局，我是丁义珍。阳光三区王桂兰女士的补偿款，今天必须走支付流程，纪委督办进度，中午十二点前我要看到银行回单。”
电话挂了，他对老太太说：“三日内给您书面答复，包括滞纳金核算。如果您不满意，下周我亲自来您家吃饭，您边吃边骂。”
人群里有人笑出声。气氛松了下来。
又有居民反映停水问题。丁义珍直接联系住建局应急办，调用维修基金，两支抢修队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他站在楼道口盯着工人拆管道，直到听见水流重新冲进水箱的声音。
中午前，三位失业青年被人社局当场登记，安排进技能培训名单。一位小伙子握着他手不放：“丁市长，我不是要救济，就想找个正经活干。”
“京海从来不缺活，缺的是让人安心干活的环境。”丁义珍拍了拍他肩膀，“你明天去就业服务中心报到，报我名字，他们要是敢推诿，你就打市长热线，直接找我。”
下午两点，基层代表座谈会在区政府会议室召开。二十多位社区书记、企业主、居民代表到场。开场就有企业主提问：“现在外面传资本动荡，我们厂子订单本来就紧，再这么一闹，工人人心惶惶，政府能不能给个准话？”
丁义珍没绕弯：“能。”
全场静了。
“京海的发展靠的是项目落地、企业赚钱、百姓增收，不是靠谁放几句话就动摇的。”他站起来，走到投影前，“我公布三件事：第一，安置房一期下月交付，二期年底前封顶；第二，城市主干管网升级工程已立项，投资十二亿，三个月内开工；第三，成立‘市民监督团’，从今天报名的代表里选十位，全程参与重点项目验收。”
他顿了顿：“有人说政府只顾大项目，不管小百姓。那我问一句——哪个大项目，不是为了让更多小家庭住上新房、喝上净水、孩子上学近一点？”
一位社区书记举手：“可还有人私下串联，说只要闹一闹，补偿就能翻倍。”
“那是拿自己的前途去赌别人的承诺。”丁义珍声音沉下来，“我可以明说——谁煽动违法聚集，谁就是在破坏京海的稳定。我们欢迎提意见，但绝不允许有人把民意当工具。”
会后，几位代表主动留下，商量怎么在各自社区组织政策宣讲会。一位退休教师说：“我晚上就在小区广场摆张桌子，拿喇叭讲，谁爱听谁来。”
丁义珍笑了：“您要是忙不过来，我给您配个扩音器。”
傍晚六点，他回到临时指挥中心。墙上大屏显示各片区民情反馈数据：今日设立意见站十七个，接待群众四百余人次，现场解决问题五十三件，限时督办八十九项。
秘书进来汇报：“阳光街道王桂兰的补偿款已完成审批，预计今晚到账。另外，三家媒体约了明天采访您，想报道‘干部下基层’这件事。”
丁义珍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不接受采访。”
“那……总得发个通稿吧？”
“不用。”他睁开眼，“群众看到我们做事，比我们说自己做了事强一万倍。”
他拿起桌上的汇总表，翻到一页写着“李文博近期接触人员清单”，目光停在“市政信息中心宣传科科长张伟”这一栏。
正要开口，手机响了。是安欣。
“李响查到了，张伟上周和李文博一起在城南一家茶楼出现过，监控拍到他们进了包间，待了四十分钟。”
丁义珍盯着屏幕上的时间轴，轻轻敲了两下桌面。
“继续盯。”他说，“别打草惊蛇。”
他挂了电话，站起身走到窗边。天已经黑了，街灯亮成一片。远处某个小区广场上，隐约传来扩音器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讲话。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对秘书说：“明天上午，我去东湖新区。”
“那边……最近有点动静，有人说要组织联名信。”
“那就去听听。”丁义珍拿起外套，“群众愿意说话，说明还有信任。怕的不是提意见，怕的是连话都不愿跟你说了。”
他走出办公室，走廊灯光平稳。值班员抬头问要不要派车。
“不用。”他说，“我走过去。”
夜风吹在脸上，他摸出手机，又看了一眼安欣发来的信息截图。那个茶楼的名字叫“清心居”，位置在城南老街，离市政大院步行不到十分钟。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脚步没停。
前方路口，一辆电动车缓缓停下，骑手摘下头盔，抬头望了望政府大楼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