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广州督造衙门。
太子李琮望着桌案上堆积如山的文书、图纸和预算册，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压力。筹建“南海水师”的旨意已下，千斤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不仅仅是建造几艘船、招募几千水手那么简单，它关乎帝国未来的海权，也关乎他自身储位的稳固。
困难接踵而至。首先是资金，尽管魏王李意从西域拨付了一笔款项，内帑也出了大头，但面对建造大型战舰、修筑海军基地、维持常备水师的巨额开销，户部依然叫苦不迭，不断要求削减规模，延缓进度。
其次是技术和人才。能建造千石海鹘的工匠已是难得，而要建造更大、更坚固、更适合远海作战的战舰，则需要更高级的技艺。工部派来的官员大多熟悉内河船只，对深海巨舰的设计和抗风浪结构知之甚少。水师将领更是稀缺，张岱已是难得的将才，但要统领一支未来规模庞大的舰队，仍需更多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官。
“殿下，依老臣看，不如先建造十艘‘海龙级’战舰，辅以二十艘‘海鲨级’快船，先成军威慑，再图扩充。”工部侍郎小心翼翼地建议，这已是目前技术和财力所能支撑的极限方案。
李琮沉吟不语。他知道这已是保守派能接受的底线，但仅凭三十艘战舰，想要在广袤的南海与潜在的对手争锋，无异于杯水车薪。
“不，”李琮最终摇头，目光坚定，“父皇志在寰宇，海权不可或缺。三十艘太少！至少要建造二十艘‘海龙’，四十艘‘海鲨’，并配备相应的补给、巡逻船只！资金不足，本宫亲自去向父皇陈情，再想办法从岭南市舶司未来的收益中抵押借贷！技术不够，就悬赏招募！张贴皇榜，凡有能改进海船设计、提高航行速度、增强作战效能者，不论出身，赏千金，授官职！人才不足，就从现有水师、甚至民间善于操舟弄潮者中破格提拔，送往登州、乃至东洲去学习历练！”
他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魄力。一方面，他联合与官方合作的部分岭南豪商，以其商号未来收益为担保，向其他观望的商号发行了一种名为“海贸债”的凭证，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民间资金。另一方面，他力排众议，启用了几名在民间颇有声望、但对官场规矩不甚了解的造船大匠，给予他们极高的自主权和资源，专门攻关大型战舰的建造难题。
广州城外最大的船坞顿时忙碌起来，锯木声、夯土声、号子声日夜不息。太子李琮几乎每天都泡在船厂和兵营，亲自督促进度，协调各方。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神中却多了几分以往在长安东宫难得一见的坚毅与果决。帝国的第一支远洋水师，就在他的全力推动下，艰难地孕育着。
与此同时，滞留室利佛逝巨港的张岱，也在积极破局。
他举办的“唐货品鉴会”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当流光溢彩的苏杭丝绸、温润如玉的景德镇瓷器、清香馥郁的江南茶叶，以及锋利精良的唐刀铁器陈列出来时，整个巨港的贵族和商人都为之轰动。尤其是张岱采取了“限量低价体验”和“大宗订单优惠”的组合策略，迅速吸引了大批中间商和本土小商人。
阿拉伯商人试图以更低价格倾销类似商品，但大唐货物的品质和种类优势明显，且张岱背后代表着的是一个庞大帝国的持续供应能力，这是阿拉伯商人难以比拟的。更关键的是，张岱通过暗中接触，成功拉拢了室利佛逝国内一位手握兵权、且对阿拉伯商人长期把持香料贸易不满的亲王。
这位亲王看到了与大唐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潜在的政治支持，开始在国王面前极力主张与大唐通商。加之张岱的船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武力威慑，那些隐藏在岛屿背后的阿拉伯武装船队见无机可乘，也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内外交困之下，室利佛逝国王的态度终于松动。他同意大唐在巨港设立一个规模有限的商站，并给予大唐商船与阿拉伯商船同等的贸易待遇。虽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大唐的旗帜，终于在这南海重要的交通枢纽插下了一颗钉子。张岱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他留下部分人员和船只驻守商站，自己则率领主力船队，携带着与室利佛逝签订的贸易协议和大量采购的香料、珍宝，踏上了返航的归途。他要亲自向太子和陛下禀报南海详情，并为即将成军的“南海水师”争取更多的支持。
东洲，唐城。
刘仁轨推行的融合政策，在经历初期的阵痛后，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的效果。“乡老会”的设立，使得土人有了表达诉求的渠道，几起土地纠纷在乡老调解下得以和平解决，缓和了部分矛盾。“蒙学”的强制推行，虽然起初遭到一些唐人家庭的抵触，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会土语后能更容易地与土着伙伴交流、甚至能从土着长者那里学到珍贵的丛林知识和草药辨识技巧时，抵触情绪逐渐消散。
韩猛与阿兰更是成为了融合的典范。他们经常抱着咿呀学语的韩承业，走访各个部落，参加他们的节日庆典，尊重他们的习俗。阿兰以都督夫人的身份，积极推广由《万物生长律》改良的新式农耕法和医药知识，惠及了许多部落。那个在丰收季降生的孩子韩承业，似乎天生就带着一种亲和力，无论是唐人还是土人，都对这个有着明亮眼眸的混血婴孩喜爱有加，称之为“东洲的福星”。
然而，潜在的隐忧并未完全消除。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弥合。唐坊与蕃巷之间依然存在无形的界限。部分唐人兵将内心深处对“蛮夷”的轻视，以及部分土人对“外来者”统治本能的不信任，依然像暗火，在平静的表象下缓缓燃烧。
杜环在“格物院”的研究也遇到了瓶颈。《星辰运行法》和《生命奥秘初解》中更深奥的部分，涉及的能量引导和生命本源概念，远远超出了当下大唐的认知范畴，只能进行最基础的记录和推测，难以实际应用。他意识到，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甚至需要与来自其他文明的学者进行交流碰撞，才有可能真正解开这些远古智慧的奥秘。
东洲的统治，在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也进入了更加复杂和精细化的治理阶段，对刘仁轨、韩猛等人的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西域，龟兹。
魏王李意北巡的成功和呼罗珊镇守使的设立，极大地巩固了他在西域的权威和帝国的西陲防线。然而，他的强势进取，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邻国的警惕与反弹。
大食奥马尔哈里发对大唐在呼罗珊增强军事存在极为不满。虽然哈立德的主力被罗马战线牵制，但奥马尔通过外交途径，向龟兹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指责大唐违背了“维持现状”的默契，威胁呼罗珊的和平，并要求大唐立刻撤回镇守使及驻军。同时，大食加强了对呼罗珊边境的巡逻和封锁，小规模摩擦时有发生。
而在北方，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位一直对河西走廊和西域抱有野心的雄主，也注意到了大唐对西突厥残余部落的成功安抚和魏王李意声望的鹊起。他担心大唐彻底稳定北方后，会将矛头指向高原。于是，吐蕃的使者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于阗、且末等西域南道邦国，携带重礼，暗中挑拨离间，试图在西域制造新的动荡，牵制大唐的精力。
更让李意感到棘手的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罗马新帝君士坦斯二世在得到大唐有限的军械和贷款援助、暂时稳住战线后，似乎并不满足，反而得寸进尺，再次派来使者，旧事重提，希望大唐能直接出兵，或者至少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军事支持，以帮助罗马收复失地，并再次以克里米亚的港口权利作为诱饵。使者言语中，甚至隐含着一丝若大唐不继续支持，罗马可能被迫与大食单独议和的威胁。
西陲的局势，因大唐的进取而变得更加复杂微妙。魏王李意仿佛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四周是大食的敌意、吐蕃的窥伺、罗马的贪求。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既要维护帝国的利益和边疆稳定，又不能过早地陷入与某一方的全面冲突。
他召集心腹，连夜商讨对策。
“大食方面，态度必须强硬，但行动需谨慎。回复奥马尔的照会，要明确指出呼罗珊已为大唐羁縻州，设置镇守使乃内政，不容干涉。边境摩擦，责令郭孝恪加强戒备，若对方挑衅，则坚决回击，但严格控制规模，不使其升级。”
“吐蕃方面，松赞干布狼子野心，不可不防。命令于阗、疏勒加强戒备，同时……或许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吐蕃内部与松赞干布有矛盾的势力？”玛丽公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至于罗马……”李意冷笑一声，“那位年轻皇帝，倒是学会了讨价还价。告诉他，大唐的援助不是无底洞。想要更多支持可以，但他必须先拿出诚意，比如，正式签署协议，将克里米亚的切尔松尼斯港租借给大唐九十九年，并允许大唐商人自由进出黑海。否则，一切免谈。至于与大食议和？哼，让他去试试看，看奥马尔是会给他一个体面的和平，还是连君士坦丁堡都给他夺了去！”
他的应对，依旧保持着强势与灵活。以实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饵，以分化瓦解为手段，努力将西陲的潜在危机，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长安，大明宫。
李琰同时审阅着来自岭南、东洲和西域的详细奏报。
太子李琮在岭南展现出的魄力与担当，让他颇感欣慰。尽管过程艰难，但“南海水师”的筹建总算步入了正轨，张岱也在南海初步打开了局面。他批复：“太子勇于任事，朕心甚慰。筹建水师，关乎国运，当持之以恒。‘海贸债’之策，虽有风险，然亦为开拓之举，准予试行。张岱有功，擢升为岭南道副节度使，兼领南海水师都指挥使，全力辅佐太子。”
东洲刘仁轨关于融合政策初见成效及遇到瓶颈的奏报，让他看到了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他批复：“刘卿治理东洲，颇费心力，成效卓着，朕已知之。融合非一日之功，当循序渐进，宽严相济。格物院所遇瓶颈，可记录存档，待时机成熟，或与他邦智者交流，再行探讨。”
而对于西域魏王李意面临的复杂局面，李琰则陷入了更深的思考。大食的敌意、吐蕃的窥伺、罗马的贪求，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欣赏李意沉着应对的手腕，但也深知，西陲的平衡极其脆弱，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燃战火。
他提笔写下措辞慎重的批复：“魏王应对西陲诸事，颇合朕意。然需谨记，西域之要在‘稳’。对大食，需示强以慑之，亦需留有余地，避免全面开战。对吐蕃，需严防其与西突厥或大食勾结，可依玛丽公主所议，尝试分化其内部。对罗马，其求若壑，不可尽满。港口之事，可继续商谈，然需确保实利。帝国重心，近期仍在东洲与南海，西线当以维持现状、积蓄力量为主。”
他的旨意，再次为帝国的三驾马车调整着方向和节奏。岭南的海权争夺需加速，东洲的融合治理需深化，而西域则进入了更需要耐心和手腕的“维稳”与“蓄力”阶段。李琰站在巨大的寰宇图前，目光扫过辽阔的疆域和浩瀚的海洋，心中清楚，帝国的扩张已进入深水区，未来的每一步，都将牵动整个世界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