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以为最怕的是火。其实真正能熄灭意志的，是冰。是彻骨寒冷中一点点渗进骨头的绝望。
我在那个地方，知道了什么叫“活着，但灵魂已经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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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终没能逃远。
清晨六点，一辆印着“南境城市保洁合作社”标志的拖拉车在垃圾场例行清扫时发现了我们。
“厂里来人找逃跑的了！”那拾荒工人一声吼，立刻引来厂区后门的护厂队。
我背着昏迷的许洪亮刚走出一堆破铁桶，就被四名大汉围住，手脚反绑，脸朝地碾在烂泥水中。
他们没问我怎么出来的，也没提小韩的名字。
他们只说了一句：
“把他俩拖去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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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是我们在厂里听过无数遍的传说。
它在南区废弃工厂群的最深处，是早年存放化学原材料的负温仓库，后来因为“意外泄漏致死”事件被封，但仍然被厂方作为“特别惩戒处所”存在着。
我们都知道它的名字，却没人真正见过。
直到我成了那个“被拖进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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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座钢筋浇筑的两层小楼，外墙爬满了铁锈藤蔓，一扇只有内开式铁门，旁边用红油漆刷着四个字：
“违纪处置室”
门一打开，一股冻气扑面袭来，混合着早年化学气体残留的刺鼻味，让人立刻呼吸困难。
我和许洪亮被推进去，门“咣”地一声关上。
从那一刻起，时间与外界彻底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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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不是普通冷库，是一座“死囚牢”。
四面水泥封闭，天花板上三盏刺眼白炽灯常亮不灭，地板潮湿冰冷，墙角散着老鼠粪与断了电的铁管。
我们蜷缩在角落，靠彼此体温勉强取暖。
我扒着墙壁试图站起，却头晕目眩。
我已经十多个小时没进食，没睡过一刻好觉，身上还湿透，像从冰窖里爬出来的野狗。
许洪亮牙齿直打颤，嘴唇乌青，眼神游离。
“我们……在哪？”他喃喃问。
我低声说：“冷库。”
他闭上眼，像是明白了什么，不再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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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没人送饭，没人来检查，也没人说一句话。
只有灯，一直亮着。
没有夜晚，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人的意识就会混乱。
第二天，我开始幻听。
我听见墙后有细微敲击声，“嗒……嗒……嗒”，像有人用指甲刮墙。
有时我甚至听见女人在笑，一种干裂的低笑，一直笑，不停歇。
我摇醒自己：“你疯了……别听……”
可声音就在我耳边，不远，就像在耳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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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洪亮烧起来了。
他蜷着身，满头冷汗，说梦话。
“他们……在笑……那天，她摔下来的声音，是‘扑通’……”
我听不懂他说谁。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出去，他一定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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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门终于开了。
一个穿着长风衣的高个男人走进来，脸藏在帽檐与烟雾后面，只留一双锐利的眼睛。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冷冷地看着我。
“净空，你是不是还想跑？”
我看着他，没回答。
他笑了：“不说话？不说话就是没反省。你知道厂里对你多仁慈吗？”
我冷笑：“如果你们仁慈，那地狱就是疗养院。”
他盯着我，片刻后说：“厂领导决定给你一次机会，再教育。”
“许洪亮呢？”
“他？”他指指角落里那个瘫软的身影，“看他表现。”
我知道，所谓表现，无非就是——听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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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拖出冷库时，阳光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短短三天，我的脚底溃烂、指甲发紫、牙齿因夜里咬紧而掉了一颗。
许洪亮几乎被人抬出来的。
我们就像被从尸体堆里捞出来。
而这一切，只是厂方所谓的“特别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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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们被送进“精神重训室”。
它是新厂房后建的一层平房，窗户全封，房间密闭，墙上贴着“感恩厂区”“服从管理”“再犯从严”标语。
一台老旧电视机，循环播放厂长演讲录像：
“我们用爱打造制度，用心呵护你们的未来……”
我听到想吐。
桌上堆着几十张“忏悔模板”：从“逃跑声明”到“思想汇报”，一应俱全。
每人每天必须写八小时，不写就不给饭。
写得不好，就由“辅导员”审阅并重写——所谓辅导员，是几个脸上纹着字的退伍大汉，皮笑肉不笑。
“你如果觉得恶心，那你还不够恶。”
我那天晚上写了十二遍，手指写到流血。
但我不是写给他们的，我是在写给自己看的——记录下这一切，不是为了服从，而是为了将来能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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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灯熄前，一名年纪比我大的工友凑到我耳边，低声说：
“你是净空？”
我点头。
他看着我眼神不善：“小韩的事，是不是你搞的？”
我心头一震：“什么事？”
他冷笑：“他昨天被抬出来，左眼肿成球。你是他逃跑的‘战友’吧？我劝你一句——别害了别人。”
我浑身冰凉。
小韩，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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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不着。
墙角有条水泥裂缝，我拿筷子一边刮一边写：
“韩一鸣，左眼受伤，被审讯未死……他们不会放过他……”
我不是想救他。
我是想记住——这里还关着活人。
人不该死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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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没有做梦。
因为梦都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