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离埃里温，沿着高加索山麓缓慢前行，车窗外是一幅渐次铺展的冬末水墨：褐色丘陵夹杂着雪白残影，云影压低，牛羊的身影如晕开的墨点浮动在旷野之间。随着海拔上升，空气变得干净，苍凉中透出一种旧时的重量。
越接近久姆里，越像是在走进一座被时光反复锤炼过的铁盒子。它不急不躁，却在沉默中透出一种意志，那是时间在创口上反复缝补的声音。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的新篇，在页眉写下：“久姆里，是一座曾被地震摇碎、又用琴弦一根根缝补起来的城市。她失去过形体，却没有丢掉灵魂。”
列车在老式站台前停下，铁轨旁是一整片红砖街区，建筑残破而不倒，门楣上的花饰斑驳而倔强。苏联遗风在这里不再是压制，而像是一块落满灰尘的披风，被民间顽强的生活一角一角地重新缝补。街边的缝纫铺、修鞋摊、老理发店依然开着，像是梦里未曾打烊的灯。
我沿着莎拉玛兹区缓步而行，这里曾是沙俄官员的居住区，建筑兼具东方的柔与俄式的冷，每栋宅邸都像是时代落下的一枚章印。街道静极了，唯有风卷起窗帘残边如白色幽灵，飘动之间，像是旧时光在喘息。
一个敞开院门的老宅里，一位老太太坐在石阶上剥着豆子。她邀请我进屋喝茶，说：“我们这儿的红砖，是火山灰里拌了记忆的。”我一脚踏进屋内，墙上贴着1972年的明星剧照与泛黄挂历，锅灶仍是烧柴的模样。
“那年地震，锅砸了我肩膀，但命保住了。房子塌了一半，我老伴却从废墟里挖出我来。”她笑着回忆，指着屋角那张劈裂的木桌说：“我老伴就靠它刨出通道。”
我记下：“久姆里的房屋都不是盖起来的，是一桩桩往事叠出来的。”
在城市一隅，我走进那座铭刻1988年惨痛记忆的地震纪念馆。铁质大门上镌刻着时间与地点，馆内的气氛肃穆到极致。低矮展厅里陈列着破碎的儿童玩具、皱皱巴巴的班级合照、墙壁上刻满遇难者姓名。
一个展柜前，有一台停在“1988年12月7日 11:41”的钟表，指针永远地停住了。我久久伫立，仿佛听见那一秒世界崩塌时的呐喊仍在回荡。
馆里一位中年讲解员，声音低沉却稳如山石，他说自己当年失去了母亲与弟弟，但从未离开这座城市。“你若离开，那他们的名字就没人记得了。”
他领我走进一个半地窖展厅，里面是当年震后志愿者留下的手绘地图与急救日志，有人用铅笔记下每天清理出几具遗体、几位生还者，还有一页上画着一个笑脸，旁边写着：“今天救出一名五岁女孩。”
我走到祭墙前，默默点燃蜡烛，那火苗不大，却顽强地在微风中跳跃。
我写下：“地震撕碎了屋顶，却没带走人间的灯火。”
我被朋友引荐，走进一座久姆里木偶剧团。它曾是城市最古老的儿童艺术剧场，地震后重建时几乎全靠本地志愿者修缮，每根梁柱都嵌着对逝者的纪念。
剧团正上演一出无声剧《不怕黑的猫》，台上布偶在黑布背景中翻滚前行，一路遇见灾难、失明、冷风与雪，最终靠着歌声唤醒了自己。
演出结束后，我见到了那位木偶师——阿尔特姆，一位曾在地震中失去儿子的老人。他说：“我知道我不能挽回那个早晨，但可以为别人的孩子造一个安全的夜晚。”
他说着递给我一个木偶，是一只手工缝制的猫，眼睛大得出奇。“它怕光，但愿意走向光。”我低头轻抚那木偶的绒毛，仿佛能摸到那场浩劫中父亲失去与重建之间的裂缝。
我在《地球交响曲》空白处写下：“久姆里的木偶不是为逗乐而生，它们是亡者托付给活人的复述者。”
我来到苏联生活博物馆，那是一幢二层老宅改建的展馆。推门进去，仿佛走入一段凝固的时间。厨房里保留着1970年代的罐头、搪瓷杯、挂历；卧室墙上贴着青年列宁的肖像，床头摆着风干的玫瑰和厚重的相册。
导览的是一位老人，他笑称这里是“时间的后花园”。他指着一个旧留声机说：“那时候没什么自由，但连一杯茶都有笑声。”
我坐在沙发上听一首老旧唱片里的歌，旋律简单，却莫名泛起眼眶热意。窗外传来孩子追逐玩具车的脚步声，那一刻，我仿佛坐在时空夹缝中，听见祖辈与未来同时呼吸。
那位老人从橱柜里取出一本厚重影集，翻开的是他二十岁那年与妻子的合影。他说：“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爱要拍下来寄给未来。”
我写道：“久姆里不拒绝过去，也不迎合未来，它只是站在中间，用生活一点点弥补世界的遗失。”
傍晚，城市的教堂钟楼准时敲响，低沉的钟声一声声落在暮霭中。主街上点起灯火，老人围坐棋局，小贩把最后几串石榴摆上货车。
我站在教堂台阶上，风从肩膀拂过，耳边却仿佛听见整个城市的低语：那是一种穿越创伤后的宁静，一种不再怨天的达观。
一个少年走上前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笑着答：“因为你们还在这里。”
那少年点头，把一枚硬币放进教堂门口的捐箱，然后转身奔跑。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的这一章末页，写道：
“久姆里是一座时间里未痊愈的旧伤口，但她用孩子的笑声、木偶的手势、红砖的体温，把痛感变成了一种记忆的温柔。她不是在遗忘，而是在怀念中活得更坚定。”
夜色深沉，我搭上前往瓦纳佐尔的长途车。车窗外，山影连绵，灯火稀疏，心中却是满的。
下一章，将是绿谷与工业合奏的所在——瓦纳佐尔，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