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咱们说到，俄国大地上的炮火硝烟总算是渐渐散去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内战，把昔日庞大的沙俄帝国搅得是天翻地覆，民不聊生。列宁同志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片焦土和哀嚎中，总算是把各路“白匪”和气势汹汹的外国干涉军给勉强打发走了。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中的烂摊子。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田地里长满了荒草，铁路运输瘫痪，城市里饿殍遍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连牛马都不如。更头疼的是，这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虽然都插上了红旗，但除了莫斯科周边那块核心地盘，很多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比如富饶的乌克兰、西边的白俄罗斯，还有那地处高加索山脉、民族成分复杂得像一锅乱炖的外高加索联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哥仨）——都还只是名义上听中央的，实际上各有各的小九九，人心不齐，松散得像一盘没拌匀的沙拉。
列宁同志何等人物，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革命的火种要想不灭，这新生的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光靠枪杆子突突是不够的。必须得把这些各自为政的“苏维埃兄弟”给团结起来，用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建成一个强大的、让敌人不敢小觑的社会主义联邦。只有这样，才能抵御虎视眈眈的外部敌人，才能集中力量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也才能把他那“解放全人类于资本主义枷锁之下”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于是，从1922年开始，一场关乎苏维埃俄国未来命运的“统一大业”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了。这事儿，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那可是困难重重。各个苏维埃共和国，民族构成、经济水平、历史传统都不一样，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想轻易放弃手里的那点权力。比如说，乌克兰那边，物产丰富，民族情绪也比较强烈，对于要不要跟“老大哥”俄罗斯捆得那么紧，心里就有点嘀咕。外高加索那三个兄弟，历史上恩怨情仇就没断过，能捏合成一个联邦已经不容易了，再让他们完全听莫斯科的，也得费一番口舌。
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毕竟是掌控着最强大军事力量和最严密组织体系的执政党，再加上列宁本人在党内和群众中无可比拟的崇高威望，这统一的列车，虽然时不时地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声，但总算是顶着压力，坚定地向前开动了。
经过了一番内部的讨论、协商甚至可以说是博弈（这其中，斯大林同志作为当时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如何构建这个新的多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就跟列宁有过一些不同看法，斯大林更倾向于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方案，而列宁则坚持各共和国应以更平等的地位加入联邦），各方总算是就成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达成了基本共识。
关键的时刻，终于在1922年12月30日到来了。莫斯科，天寒地冻，但大剧院里却是人声鼎沸，红旗招展，气氛热烈得能把冰雪都给融化了。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哥仨暂时先抱团成一个联邦再加入）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经过一番讨论，郑重地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和《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这两份文件，如同新生儿的出生证明，庄严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这《联盟条约》啊，从字面上看，充分体现了“民族自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条约开宗明义就说，这个联盟是“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平等联合”而成的。 而且，还特别强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这话说得，多有吸引力！简直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苏联，跟那些靠刺刀和压迫维持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一样，我们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当然了，这“自愿”和“退出权利”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后来的历史自有公论。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下，这种表述无疑对内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外也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
联盟是成立了，但总得有个章程来规范这个大家庭的运作吧？于是，到了1924年1月，第二届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苏联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1922年《联盟条约》的基本原则和苏联的联邦架构。
按照这部宪法，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名义上是“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据说是从各级苏维埃层层选举上来的，理论上代表着全国劳动人民的意志。但这个大会不是天天开，闭会期间，就由它选举产生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委）代行最高权力。
这个中执委，为了体现“联邦”和“民族平等”的精神，还特意设计成了两院制，跟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点像，但内涵可不一样：
联盟院：代表整个联盟的共同利益，其代表名额是按照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人口比例来分配的。
民族院：则更侧重于体现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其代表由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按照固定名额（比如每个加盟共和国五个代表，每个自治共和国一个代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美国的参议院？）选举产生。
这种两院并立的设计，至少在形式上，是想努力平衡联盟的整体利益和各民族的特殊诉求。
至于联邦政府，则被称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嘛，自然是众望所归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这个人民委员会，就相当于内阁，负责管理国家的日常行政事务，下设各个“人民委员部”（相当于各部委），掌管着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要害部门。
宪法还规定，各个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自己的宪法（但不能跟苏联宪法冲突），在某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司法等）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甚至，各加盟共和国的公民，同时也是苏联公民。这套设计，从纸面上看，确实勾勒出了一个新型的、多民族的联邦国家的轮廓。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苏联这套看似精巧的联邦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从1925年起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作为唯一执政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与联邦制下各共和国主权之间的张力。
实际上，真正掌握苏联国家最高决策权的，既不是那个偶尔才开一次的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也不是那个两院制的中执委，更不是那个执行具体事务的人民委员会，而是凌驾于所有国家机关之上的——联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其核心机构——政治局。
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决议通过党员在各级苏维埃和政府机关中的活动，贯彻到国家的方方面面。 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首先是党的干部，必须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这就使得各共和国名义上的主权和自治权，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往往要让位于党中央的整体战略和集中意志。
而在这个权力日益集中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身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他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这位在十月革命时期并非最耀眼的领导人，却凭借着其在党内担任的重要职务（尤其是从1922年起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一关键职位，负责党务和干部任免）以及高超的政治手腕，逐渐在幕后积累起了巨大的权力。 他所掌控的中央组织部门，如同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将党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也为他日后清除异己、最终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苏联成立之初的宪制框架，虽然在形式上确立了一个联邦体制，强调各共和国的平等和自愿联合，但在联共（布）一党执政和高度集权的运作模式下，中央集权的趋势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 这种权力结构，也为斯大林后来能够一步步地将名义上的联邦变成实际上由他个人意志主导的“红色帝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就在这个红色的联邦巨兽刚刚拼凑成型，准备在世界的东方发出一声怒吼的时候，它却悲哀地发现，自己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胎记”，就注定了它要成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公敌”。这种敌对，并非简单的国家利益摩擦，而是源于更深层次的、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简单归纳一下，主要有这么几条：
1. “我是来革你命的！”
这苏联啊，它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主儿。它的出生证明上就清清楚楚写着：我的目标是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它的立国之本，共产国际是它伸向世界的“革命之手”。它不仅自己搞社会主义，还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起来造反，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秩序。
您想想，西方那些靠着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称霸世界几百年的老牌帝国，能容忍这么一个天天在家门口喊着要“抄你家”、“分你田”的邻居吗？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价值观不同”了，这是赤裸裸的生存威胁！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公开挑战。你说，这样的“天敌”，能不招人恨吗？
2. “欠债不还，还撕合同！”
除了理想太“远大”，苏联刚一出生（甚至还在苏俄时期），就干了几件让西方列强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还颜面扫地的大事。比如，单方面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跟德国人媾和，把英法盟友晾在了一边；更狠的是，它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欠下的一切外债！那可是天文数字啊，西方国家的银行家和投资人直接血本无归！还有，它把沙俄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外交文件全都抖了出来，把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丑事公之于众。
这些行为，在西方国家看来，简直就是无视一切国际法和商业信用的“流氓行径”。一个不守规矩、不认旧账、还专门揭你短的国家，谁敢跟它做朋友？谁不把它当成“危险分子”防着？
3. “红色瘟疫”的恐惧与“后院起火”的担忧
十月革命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俄国，也把“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带到了全世界。一战后的欧洲，社会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到处都有革命的火花在闪现。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生怕这股“红色瘟疫”蔓延到自己国家，颠覆了他们的统治。他们把苏联看作是输出革命、煽动叛乱的“总后台”，必欲除之而后快。
再加上苏联在国内进行的各种激进社会改造，比如打压宗教、消灭私有制、搞集体化等等，也让笃信传统价值观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社会感到极度不适和恐惧。这种由内而外的“异类感”，使得双方的隔阂与敌意与日俱增。
简单来说，苏联的诞生，就像是在一个原本由西方列强主导的、等级森严的“国际俱乐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衣衫褴褛、手持大棒、还高喊着要“砸烂旧秩序、建立新天堂”的革命者。这个革命者不仅自己不按俱乐部的规矩玩，还要鼓动俱乐部里的其他人也起来造反。你说，原来的那些会员们能不联合起来，想方设法地把它孤立起来、甚至掐死在摇篮里吗？
这种从根子上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苏联从成立之初，就与西方世界处于一种尖锐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也为日后几十年间的冷战乃至二战中的部分冲突，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然而，就在这个红色巨人踉踉跄跄地站稳脚跟，准备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的时候，其内部的权力核心，却因为一个人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而开始酝酿着一场新的、更为凶险的风暴。那位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一手缔造了苏维埃国家的伟大导师——列宁，他的生命之火正在逐渐黯淡。围绕着谁将接过他手中的权杖，一场决定苏联未来命运的权力斗争，即将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无声而残酷地展开。一个来自格鲁吉亚的、沉默寡言但意志如钢铁的“人物”，已经悄然占据了舞台的中央……历史的车轮，又将转向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