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咱们说到，日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感觉自己被西方大佬们联手给“修理”了，心里憋着一肚子怨气。这股怨气，在日本国内，特别是军队内部，催生出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潮和行为模式——“下克上”！
啥叫“下克上”？这词儿在日本可是有“悠久历史”的。简单粗暴地翻译，就是“下面的人干翻上面的人，自己当老大！”想当年日本战国时代，什么家臣暗杀主公、小领主吞并大领主、农民起义推翻武士统治……这种“犯上作乱”的事儿多了去了，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动力”。
按理说，到了近代社会，建立了现代国家，有了法律秩序，这套“造反有理”的丛林法则早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可偏偏在日本，这“下克上”的幽灵不仅阴魂不散，反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一帮狂热的、思想极端的少壮派军官给重新刨了出来，还给它涂上了一层“忠君爱国”、“为国除奸”、“清君侧”的“正义”油彩！
这些少壮派军官（主要是陆军那帮人），他们觉得：
文官政府都是软弱无能、贪污腐败的废物，只会对外妥协（比如签那些限制日本发展的海军条约），对内勾结财阀压榨人民，根本代表不了“国家利益”。
军队高层（那些元帅、大将们）也老迈昏聩、因循守旧，不敢放手让“大日本帝国”去开拓疆土、建立霸权。
真正忠于天皇、能够拯救日本于水火之中的，只有我们这些热血沸腾、思想纯洁（自认为的）的少壮军人！
所以，为了“天皇陛下”和“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我们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无视上级命令，清除“奸臣”（包括首相、大臣甚至军队高层），强行推动国家走向“正确”（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这种以下犯上、迷信暴力和“精神力量”的“下克上”思潮，就像一种烈性传染病，在日本军队内部（特别是中下级军官中）迅速蔓延。而当时日本国内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更是为这股歪风邪气的滋生提供了绝佳的“培养基”。
关东大地震（1923）：震垮的不仅是房屋，还有人心
1923年9月的那场关东大地震，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场巨大天灾。东京、横滨等核心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几十万人死亡失踪。灾难过后的混乱、无助和恐惧，使得社会秩序一度失控。而就在这种时候，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和部分军警却趁机散布谣言，煽动仇恨，将怒火引向无辜的在日朝鲜侨民和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诬陷他们纵火、投毒。结果导致了大批朝鲜人和左翼人士被日本暴徒残忍杀害。这场地震后的大屠杀，不仅暴露了日本社会深层潜藏的排外和暴力基因，也让一部分人觉得，在极端情况下，政府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暴力）才能解决问题。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也为后来军人藐视文官政府埋下了伏笔。
昭和大萧条（1929年起）：农民破产，士兵愤怒！
如果说关东大地震是“天灾”，那么随后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在日本被称为“昭和恐慌”），对日本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人祸”！
在当时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生丝产业。大萧条一来，国际市场需求锐减，生丝价格暴跌，直接导致了日本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
当时的日本社会有多惨？农民大量破产，负债累累，连饭都吃不饱，为了活下去，卖儿卖女的现象屡见不鲜！饿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
而当时日本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 他们自己或者家人，就是这场经济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穿着军装，号称是“为天皇效忠”，保卫“国家利益”，但回头一看，自己的父老乡亲却在日本国内被逼得活不下去！与此同时，他们又看到东京城里的政客们还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大财阀们则利用经济危机兼并土地、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这种巨大的反差和不公，让这些出身底层的年轻士兵和军官们，心里充满了对现实的绝望、对政客和财阀的刻骨仇恨！ 他们越来越容易相信军队内部那些激进派的宣传：“这一切都是腐朽的政党政治和贪婪的资本家造成的！只有我们军人才能拯救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对外扩张！去抢占满蒙（中国东北）那片‘王道乐土’！那里有土地！有资源！有市场！能让所有日本人过上好日子！
”经济上的绝望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为“下克上”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皇姑屯事件
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那帮少壮派参谋（以河本大作大佐为首），嫌统治东北的大军阀张作霖不听话，碍手碍脚，开始策划并实施暗杀行动，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在没有得到东京政府和军部高层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埋下炸药，将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沈阳）乘坐的专列炸毁，张作霖被当场炸成重伤，不治身亡。
这帮关东军参谋的如意算盘是：炸死张作霖，造成东北权力真空和混乱，然后关东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维持秩序”，趁机占领整个东北。
然而，这次搞得有点“弄巧成拙”。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秘不发丧，稳定住了东北局势，顺利接班。而且，张学良比他爹更不买日本人的账，没过多久就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的国民政府，让日本关东军的算盘落了空。
虽然暗杀计划的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皇姑屯事件的后果极其严重，它也暴露了东京文官政府对驻外军队（特别是关东军）的失控。 事情发生后，日本政府虽然也想调查处理，但在军方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不了了之，主要凶手河本大作等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惩罚！
这种“罚酒三杯”式的处理结果，无异于是在公开鼓励军队继续“下克上”！ 既然炸死一个邻国的重要领导人都没事，那以后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九一八”每个中国人永远的痛
炸死张作霖没能立刻拿下东北，关东军消停了三年。但这三年里，他们可没闲着，一直在暗中策划着更大的阴谋，等待着（或者说制造着）下一个机会。这帮人里，最核心的策划者就是当时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后来都是甲级战犯）。他们坚信日本的“生命线”在满蒙，必须抢在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看似正在逐步统一）变得更强大之前，彻底占领这片土地。
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这个后来被所有中国人刻骨铭记的日子，他们动手了！
当天深夜，在沈阳（当时叫奉天）北郊靠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的柳条湖地区，关东军的一个小分队（由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偷偷摸摸地在南满铁路（由日本控制）的一段路轨旁，安放并引爆了一小包炸药。“轰”的一声闷响！（据说还没过年放的鞭炮响，威力小得可怜，只炸坏了几根枕木和一小段钢轨，连随后正常通过的火车都差点没感觉出来。）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响声”有了，借口就有了！
几乎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军就立刻向预定目标——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发起了攻击！并且第一时间向全世界通电：“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皇军被迫自卫反击！”
这套“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戏码，演得真叫一个“娴熟”，显然是早有预谋，精心策划！
此时的北大营，驻扎着近万名东北军官兵。虽然人数远超发动袭击的日军（最初只有几百人），但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张学良之前下达的“不抵抗”指令！很多士兵甚至还在睡梦之中，就被日军的炮火和突袭打懵了。在不允许还击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就被迫撤出了北大营。
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大营，紧接着，板垣征四郎等人就指挥着后续部队，连夜攻入了沈阳城！到第二天（9月19日）凌晨，整个沈阳城（包括兵工厂、银行等要地）就基本落入了日军手中！
而后仅仅用了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 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爆发，到1932年初，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东北三省的大片土地和所有主要城市，就相继落入了日军手中！ 速度之快，国土沦丧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几十万拥有武器的东北军（除了马占山等少数将领进行了自发抵抗），基本上是“望风而逃”或者被动缴械，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侵略者。让东北三省百姓饱受日本长达十四年的迫害，这无疑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大耻辱！张学良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骂名。
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呢？他的主要应对措施，一方面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干预（然而国联除了派了个调查团谴责几句，根本无力阻止日本）；另一方面，他当时的战略重心仍在国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必须先集中力量消灭心腹大患——共产党，才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本。这种策略，导致延误了抗日的最佳时机，并承受了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
面对关东军的公然抗命和既成事实，东京的若槻内阁陷入了两难。他们手里没有能直接指挥关东军的权力（日本当时的体制下，军队的指挥权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对天皇负责，而天皇又基本不干预具体事务），军队内部强硬派又在给关东军撑腰。更要命的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了，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皇军”在满洲的“赫赫战功”（虽然很多是夸大其词甚至编造的），老百姓一听打了“胜仗”，都跟打了鸡血似的，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撤兵、要惩罚关东军的“英雄”，那妥妥地就是“卖国贼”、“非国民”，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
在这种情况下，软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失控的军队。最终，若槻内阁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倒台。接替他的犬养毅内阁以及后来的政府也只能捏着鼻子，默认甚至追认了关东军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开始在外交上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比如后来炮制了伪满洲国）。
当然，“不抵抗”不代表所有中国人都不抵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军官兵、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自发地组织起了“东北抗日联军”等各种武装力量，在极其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英勇不屈的斗争！这其中，就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杨靖宇将军（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时胃里只有树皮草根棉絮，战斗至最后一刻），还有着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在受伤被俘后，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1岁）等等……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时，那种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下克上”歪风结出的最大恶果。关东军的冒险行动“成功”了，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国内狂热民族主义舆论捧为“英雄”。这极大地刺激了整个日本军队（特别是少壮派军官）的侵略野心和“下克上”的胆量。东京的文官政府彻底沦为摆设。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无疑更加助长了这帮“军国主义”分子的野心，这也为后来更加激进的“七七事变”埋下伏笔。
然而，就在这帮“下克上”的军官们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对外疯狂扩张的时候，他们内部自己也并非铁板一块。
围绕着到底该如何“改造”日本、未来的主要敌人是谁以及由谁来掌握军队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等问题，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分化成了两大主要派系，并且开始了激烈的明争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