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是受到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保护的合法贸易”，坎贝尔发挥了大英绅士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实力、你跟他讲实力，他跟你讲利益、你跟他讲利益，他跟你耍流氓的不破金身大法。但面对王月生玩味的笑容，突然发现，自己仍用以往对付中国官府、商人或百姓的做法，是自取其辱。
王月生并不掩饰自己脸上的神色，甚至逐渐加入了鄙夷的神色。直到坎贝尔恼羞成怒，“你是在侮辱一位大英帝国的特别代表，一位绅士”。
“坎贝尔先生，您是在诽谤一位受到各国认可和称赞的文明的代表、一位绅士。至于谁在侮辱大英帝国，如果我说恰恰是您，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诽谤，纯粹的诽谤，你这个......”
“没开化的野蛮人？还是东方猴子？这是您作为大英帝国的特别代表，给我这个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获得者的定义吗？”
“......”
“好了，坎贝尔先生，这是一次对您代表帝国为我授勋的官方活动的答谢回访。这个已经在刚才我们寒暄中完成了相关仪式。至于后面的谈话，因为咱们双方的定位不太一致，您自视为帝国的外交代表，而我自视为一个中国西南省份的商人，是很难用这两种身份进行有效沟通的。这样吧，我建议双方换一种身份进行有效沟通”。
“愿闻其详”
“我知道您读于爱丁堡的费蒂斯公学（Fettes college），接受了古典教育，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与历史，培养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与逻辑思维能力。在校期间展露多语言天赋，自学法语与德语。随后，在爱丁堡大学法学院主修殖民地法律与东方学，师从着名法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研究英国殖民法律体系与印度法典。选修了梵语与缅甸语课程，师从东方学家亚历山大·坎宁汉，为赴缅任职做准备。1883年以优异成绩获法学学士学位（LL.b.），论文研究主题为《英属印度土地法的殖民适应性》。随后在东方学院进修了两年，参加英国殖民部主办的“东方公务员培训计划”，系统学习缅甸历史、佛教文化、热带疾病防治与贸易政策，结业时获“殖民地行政优等生”称号。
您八年前，基于在缅北的实地考察，编撰了《缅甸北部方言手册》，涵盖克钦语、掸语的方言对比研究，被英国殖民政府列为驻缅官员标准参考书。五年前，撰写了《滇缅边疆的宗教仪式》，记录滇西道教、南传佛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现象，分析宗教对边贸网络的影响，成为东方学领域重要的田野调查文献。
作为《英属缅甸土地法案》起草人之一，三年前参与修订缅甸土地法，引入“永久产权”概念，为英资种植园扩张提供法律依据。今年，您在《滇缅商路关税改革备忘录》中提出“分级关税制”方案，主张对滇茶征收3%出口税、对法资商品加征15%附加税，成功削弱法国商品竞争力。
您前年发表了论文《克伦部落的等级制度与殖民适应》，提出“间接统治”策略，主张通过扶持克伦族首领维持边疆稳定，直接影响英属缅甸的土着政策” 。
“你......你......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是清国的间谍？”
“呵呵，您相信自己的推断吗？或者说，您认为，即便我真的是一个清国的间谍，有必要花心思在一个缅甸的领事身上吗？”
“我希望您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没有义务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第一，我真的没这个义务，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家的地盘上；第二，如果你想用帝国的武力或者外交来威胁，放心，保护我的不是清国的官府，而会是你在伦敦的某位素未谋面过的高级官员。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吹嘘，不妨试试”。
“我相信你的话，因为除非是殖民地部人事部的高层泄露，否则，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这么清楚的履历。不对，还有很多法案和政策，都是有密级的，人事部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文件。难道你们清国政府在我们帝国内部的渗透这么深了？不可能的！”
王月生用一种悲悯的、无助的、看傻子似的眼光看着他。坎贝尔似乎在他的眼神中读出了“这个傻子是怎么从爱丁堡大学拿到学位的”这个意思。一定有哪里不对，一定是。哦，明白了。
“你是帝国的人？哦，不可能，帝国的情报人员与合作者都会在我们这里备案，高级的不能泄露姓名的，也会提前暗示我们不要冲突”。
王月生露出了彻底的无能为力的神情。“这就是为什么白厅的效率越来越差，因为太多的官僚和既得利益者充斥其间，尤其是殖民地部、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王月生用恰好可以让坎贝尔听到的声调喃喃自语。
“莫非......”，坎贝尔突然想起几年前自己被派到远东之前听到的一个传说，国内工商阶层和传统的土地主贵族对于帝国的远东政策非常不满，认为根本没有考虑到帝国的根本利益。而眼前这位刚刚屡次谈到帝国利益，又貌似无意地谈及德文郡公爵，难道......
“哦，原谅我，刚才忘记了您除了是在东方的西方文明守护者、教徒的拯救人之外，更是一位帮助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电子这一伟大的物质、一位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这一伟大的理论的科学家，哦，还有提出了对生物学研究有重大促进作用的跨学科协作设想。嗯，您还是一位在多个欧洲国家拥有产业的实业家。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二人之间确实是应该用一位科学家兼实业家，和一个法学与东方学研究人员的身份，来进行一次学术上的对话”。
坎贝尔发现自己一旦把这些头衔加到王月生身上，就再也没有那种被迫与野蛮的东方猴子平起平坐的屈辱感了，甚至还有一种荣幸感。果然思想一换天地宽啊。
“谢谢您，坎贝尔先生”。
“请允许我打断您。如果可以的话，请叫我约翰，毕竟，我不希望任何官方的职务影响我们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谢谢您，约翰，也请教我Eason。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大是英帝国的利益吧。首先，咱们确认一个事实，大英帝国的核心竞争力，是种植业吗？”
“不。虽然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仓；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矿区；加拿大和北欧半岛为我们种树；澳大利亚为我们牧羊；阿根廷为我们养牛；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种植园正从美国南部向地球一切温暖的地方扩展。但最终，英国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之上的工业国”。坎贝尔自豪地说。
王月生击节赞赏，“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描述振奋了很多人，但像坎贝尔先生能透过表象，始终触及事物本质的人现在却越来越少，不愧是先生们看中的人才”。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失言，停了下来，但仍被坎贝尔敏感地意识到了，却佯作不知。
“约翰，嗯，这么彼此称呼感觉真是不错，您觉得，清国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吗？”
“当然不是”。
“那么，您认为，是让清国的财富用来购买英国的工业品和其他本土产品对大英帝国有利，还是去购买印度的鸦片对大英帝国有利呢？”
“这个，Eason，说实话，我很难回答”
“好吧，那我们换个思路，最终评价海外官员的那些大人物，是出身和代表殖民地利益的人多，还是出身和代表英国本土利益的人多？”
“Eason，你这是在为难我”。
“好吧，那我们再换个说法，您作为一位派驻缅甸或者今后可能在中国的英国外交官，有限的中国市场购买力，是给英国本土的工业家呢，还是给印度的鸦片种植园主、或者像沙逊这样通过鸦片贸易成为远东第一富豪的犹太人？”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可是，我能做些什么？”
“你不奇怪我为什么会好端端的跨国生意不做，回到云南来吗？你如果深入了解就会知道，王家尽管是云南首富，但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集中在我叔爷那一支。我的根基都在国际市场上，我为此花了多少财富去培养出国的人才，你们不难打听清楚。甚至我为此在欧洲投资了多少个项目、派遣了多少实习生，你们也很容易问道。请问我为什么要回来？云南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国际市场上去？东川的铜矿，个旧的锡矿，可能还有点普洱茶，他们是我势力范围内的吗？”
“对啊，Eason，为什么呀？哦，对不起，我是真的把您当成了朋友，出于关心才这么问的”。
“约翰，我很荣幸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工业化，我想要工业化。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将云南的特产向国际输出。你不知道，我从越南海防登陆后，回到家乡，这个在欧洲只需要最多三天的火车行程，我足足在马背甚至是步行了几个月。哦，你应该知道，因为你从缅甸密支那那边过来也很麻烦。
另外，我们还需要电报、电话、发电站。有了这些，商业情报可以更加迅速地交流，生产可以更加便捷，有钱人的生活也才更有质量。
而且，我们还需要一大批有规矩有本事的工人。您作为英国人，一定知道狄更斯笔下的童工只能节省微不足道的资本家的开支，而真正撑起英国工业脊梁的，一定是利物浦的有经验的造船工人。中国不能只有苦力，必须有一支受过良好培训的产业工人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英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中，充分利用云南的矿产优势，获取最大的利益”。
王月生一副自干五的英国利益代理人的嘴脸让坎贝尔都有些隐隐作呕，但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有英国本土的老爷们选择他来华卧底了。对，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