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黑嫫一行离开白族水碓寨的时候，另一边，寒风吹过龟山脚下，汉江水面泛起铁灰色的涟漪。王月生紧了紧身上的貂皮大氅，目光穿透1901年冬日的薄雾，落在汉阳铁厂巍峨的厂门上。门楣上“华夏钢源”四个大字已蒙上煤灰，像一道沉睡的符咒。通过当地关系户介绍，王月生得以让铁厂此时的技术二把手带领参观。引路的副总工程翰章指着厂区西侧冒黑烟的高炉群：“王先生请看，那三座西门子式炼铁炉，是咱们的命根子。日夜不熄，每月可出八千吨生铁，只是...”他咽下了后半句，眉间刻着忧虑。
王月生抬眼望去，七座高耸的烟囱像利刃刺破灰云，最东边的那座正喷吐着酱色浓烟，混着硫磺味直往人喉咙里钻。地面铺着碎石子路，偶尔有运矿石的小火车“哐当”驶过，轨道两侧堆着小山似的铁矿石，泛着暗红的锈色——那是大冶铁矿的“土铁”，含磷量高得吓人。
这座汉阳铁厂是王月生来武汉的重要目的之一，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要对它做些什么，但这毕竟是洋务运动中跟上海的江南造船厂齐名的、可以上后世历史教科书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成果之一。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 ，1892年清政府增拨42万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500万两左右。因计划不周，所购设备不适于炼制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陷入困境。
1896年4月该厂改为官督商办企业。为解决材料和设备问题，1898年开发江西萍乡煤矿，用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以制造钢轨。由于此项改造耗资巨大，1898年向德国资本求贷，1899年与日本签订“煤焦铁矿石互售合同”。
走进炼铁车间，王月生立刻被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淹没。三座高炉呈品字形排列，炉身砌着深褐色的耐火砖，炉顶的煤气罐正“嘶嘶”喷吐着淡蓝色火焰。二十多个工人围着炉台忙碌，有的用铁钎捅料口，有的扛着麻袋往炉里添矿石，汗水在粗布短衫上浸出盐花。
“这是1894年投产的第一号高炉，容积248立方米。”程翰章扯着嗓子盖过噪音，“用的全是西门子公司的设备，图纸是克虏伯的工程师画的。”他指了指墙角的铜牌，“您瞧，这铭牌——‘德意志帝国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敬赠’。”
王月生凑近看，铜牌上的德文已有些许锈迹，却依然清晰：“致大清国汉阳铁厂，祝工业昌隆。”他摸了摸炉身，耐火砖的温度透过手套灼着掌心——这是现代高炉也少见的炽热。
“日产量多少？”他问。
“好的时候，一天出铁三百吨。”程翰章苦笑着摇头，“可上个月，因为焦炭供应不上，只出了两百一十吨。您看那堆矿石——”他指向车间角落的矿石堆，“大冶的‘土铁’含磷高，高炉一烧就结瘤，三天两头得停炉清理。”
王月生蹲下身，捡起块矿石敲了敲，暗红的断面里泛着星点白灰——那是磷的结晶。他想起后世钢厂的高炉炼铁工艺：预处理矿石降磷，使用焦炭预热，提高风温……这些在1900年的汉阳铁厂，连影子都没有。
高炉区热浪灼人，工人们赤膊穿梭在铁水与矿渣之间，仿佛地狱里的鬼差。
三号高炉正出铁，金红铁流奔涌而出，溅起的火星在程翰章眼镜片上跳动。“磷害如附骨之疽。”他声音发涩，“大冶铁矿含磷高达0.25%，而贝色麻转炉最忌此物。去年为沪宁铁路试制的钢轨，英人检测后说‘脆如饼干’...”
王月生却是来前已专门在后世做过功课，知道这段公案。关于汉阳铁厂钢材质量，有个被后世史书广泛引用的说法，就是民国着名实业家叶景葵在《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中提到：“各处铁路洋员化验，谓汉厂钢轨万不可用。”这一说法，导致汉阳铁厂的钢材被贴上了“劣质钢”的标签。然而，后世历史上，在陕西略阳、北京、湖南衡阳、河北石家庄、四川达州等地发现的汉阳铁厂生产的铁轨解放后仍在使用，这引发了人们对汉阳铁厂钢材质量的重新审视。
这些铁轨经过数十年的使用，依然耐用，轨腰上的商标和炉号清晰可辨。1966年，冶金部和铁道部联合对汉阳铁厂生产的铁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铁轨在铺设四五十年后依然耐用，且耐蚀性高于外国产品。
1895年，中国准备修建吴淞至南京的铁路，沪宁铁路为其中一段。1903年，中英签订《沪宁铁路借款合同》，准备使用汉阳铁厂的钢轨，但检测报告显示汉阳铁厂的钢轨含碳量过少，含磷量过多，导致钢轨质量不合格。检测报告由伦敦返回沪宁铁路总工程师格林森手中。这一结果被广泛引用，导致汉阳铁厂的钢轨受到诟病。
含磷量高事出有因。日本人自1899年开始与中国签订大冶铁矿购买合同，大批采购铁矿石。他们对铁矿石的磷含量有严格规定，要求磷含量在0.05%以下的矿石才被接受。结果，运往日本的矿石都是含磷量低的优质矿石，而含磷量高的矿石则运往汉阳铁厂。
但是否影响了钢轨的使用，后世的历史已然给出了答案。而且在当时，郑观应在《铁厂次第筹办张本六十条》中提到，英方代理在质量检测上存在“吹毛求疵”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排挤汉阳铁厂的钢轨，从而购买西方产品。尽管汉阳铁厂的钢轨在早期的检测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但实际使用情况和后续调查表明，汉阳铁厂的钢材质量并不差。早期检测结果的不准确性和西方人的排挤行为，导致了汉阳铁厂钢材的误解。历史证明，汉阳铁厂的钢轨在实际使用中表现出色，耐久性和耐蚀性均优于外国产品。
但是，王月生不知道如何向眼前这位忧心忡忡的专家来表达，毕竟，他的理工学的功底，无论是系统，还是周小姐冯小姐“之流”，都是“有口皆悲”的。
穿过铁水奔流的用耐火砖砌成的铁水沟，热浪灼得人脸生疼，二人来到炼钢厂。这里的设备更显杂乱：两座贝塞麦转炉歪在车间两侧，一座是从英国进口的，另一座是仿造的；轧钢机是德国西门子的，却配着老掉牙的蒸汽机；工人手里攥着的不是测温枪，而是带刻度的铁尺，凭经验判断钢水温度。
“贝塞麦转炉的问题，您看这儿。”程翰章指着转炉的耐火砖，“钢水含磷高，转炉的酸性耐火砖根本扛不住，用不了半年就得换。上个月换一次，花了八千两银子！”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还有这蒸汽机，功率只有英国原厂的三分之二——钱都让中间商赚走了。”
王月生注意到，操作转炉的工人都戴着厚布手套，脸上涂着黑灰防热，可仍有人的手背被烫出泡。他想起1900年的世界：德国克虏伯已经用碱性平炉炼出了优质钢，美国卡内基的钢铁厂用传送带实现了流水线作业，连日本八幡制铁所都从英国引进了最新设备。而汉阳铁厂的“土法炼钢”，像极了被时代甩下的老黄牛。
“钢材能卖到哪儿去？”他问。
程翰章指了指墙角的货堆：“大部分是给芦汉铁路供轨，可去年修到郑州，铁轨就断了十几根——含磷高，脆得很！剩下的卖给上海的机器厂，人家嫌我们的钢杂质多，宁可多花银子买德国货。”他叹了口气，“盛督办想出口到南洋，可轮船公司的老板说，咱们的钢太沉，装船费比钢价还高。”
指尖抚过冷却的铁锭。这幕让他想起参观过的德国克虏伯工厂——那里已用上热风炉与焦炭除尘，而汉厂的高炉仍烧着萍乡运来的混合煤，热效率不及欧洲一半。更致命的是工人们用木棍搅动铁水的原始操作，飞溅的铁花在工人胸膛烙下点点伤疤。
走到西门士钢厂时，王月生眼前一亮。马丁炉正吐出澄澈的钢水，程翰章难得露出笑意：“这是盛督办咬牙购进的碱性马丁炉，专炼低碳钢。”可惜全厂仅有两座，产量尚不足转炉的十分之一。
轧钢车间里，通红的钢坯在轧辊间嘶吼。程翰章突然压低声音：“盛大人上月密令开发湘东铁矿，欲在萍乡另立新厂，却遭日本顾问横加阻挠。”
路过行政楼时，程翰章突然压低声音：“王舵主，您知道这厂子为啥总缺钱么？盛督办把厂里的铁矿、煤矿都抵押给了汇丰银行，每年光利息就要三十万两。上个月，日本正金银行的买办来找我，说要‘合作’——他们出钱，咱们出技术和矿石，利润对半分。”
“盛督办答应了？”王月生皱眉。
“还没。” 程翰章扯了扯领口，“可您看这电报室——”他推开虚掩的门，里面堆着一摞日文电报，“最近半个月，东京、大阪的商社天天来问，说‘大日本帝国钢铁协会’想派专家来‘考察’。”
王月生心里一沉。后世历史上，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二十一条”攫取了大冶铁矿的开采权；1915年“二十一条”修订案更提出“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此刻的汉阳铁厂，早已被日本人盯上——他们要的不是合作，是鲸吞。
帐房内煤油灯摇曳，帐册翻开露出刺目红字：日本兴业银行300万日元借款，年息7.5厘，抵押物赫然写着“大冶矿权”。程翰章苦笑：“三井洋行的人每日在码头监工，头等矿石全装上东洋货轮。”王月生瞥见运单条款——磷含量超0.08%即拒收，而汉厂用的尽是人家筛剩的磷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