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声明，绝对不是故意诋毁天津人，只是单纯的阐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妈妈攥着大年初八泛着淡青色光泽的火车票，带我走进了牡丹江火车站附近的街道。这是我第一次走在牡丹江这座被白雪覆盖的大城市的街道上，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宛如黑色绸缎，在上面疾驰而过的汽车闪着刺目的车灯，穿着笔挺大衣、踩着锃亮皮鞋的行人匆匆而过，这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我就像个活脱脱的乡巴佬，脖子像装了弹簧似的，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眼睛瞪得溜圆，东瞅瞅西望望，恨不能把所有新鲜事物都塞进眼底。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到流线型的豪华小汽车，第一次见到冒着白烟的真实大火车，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见到真正意义上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我扛着奶奶和姥姥精心准备的两大包沉甸甸的土特产，那些用粗麻布仔细包裹的榛蘑、晒得金黄的木耳，还有腌得入味的咸菜疙瘩，都在诉说着长辈们的牵挂。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妈妈身后，踏上了那列墨绿色的绿皮火车。铁皮车厢被岁月磨得斑驳，车厢连接处的缝隙还在漏风。我没记错的话，从牡丹江到天津西站，这列哐当哐当摇晃的绿皮火车，一共运行了二十七多个小时才到天津西站。
下火车时，夜幕像浓稠的墨汁般慢慢浸染天空，天边还残留着几缕微弱的霞光。妈妈轻车熟路地带着我，穿过站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一辆写着“天津西站—天津站”的大客车前。客车车身布满灰尘，油漆也有些剥落，门口站着一位满脸横肉、虎背熊腰的大胖子，他脖颈上的赘肉随着吆喝声一抖一抖的，嘴里不断扯着沙哑的嗓子叫嚷着什么，除了“二十”这个数字，我一句也听不懂。直到妈妈掏出皱巴巴的四十块钱纸币递过去，我才明白他在喊“二十一位”。
我和妈妈上车时，车上没几个乘客。一抬眼，我愣住了——车厢里居然一个空座位都没有，所有人都踮着脚尖，紧紧抓住车棚上方锈迹斑斑的铁管站在那里，身体随着车辆晃动而摇晃。在我们农村，出二十块钱可是能买好几袋盐、好几斤肉的大数目，没想到在天津坐车，花了钱居然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气得小脸通红，攥紧拳头，刚想拨开人群去找售票员和司机理论，这时，一行七个人走上了车。
这七个人身材都很瘦小，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看面相应该全是中年人。他们操着外乡口音，说话语速快得像连珠炮，我一句也听不懂应该都是南方人。不过，看到他们刚上车就皱着眉头，满脸不满地跟售票员理论起来，我猜也能猜到，他们应该是对没有座位这件事在表达着不满。
争吵声很快像磁石一样吸引来了不少人，可让我震惊的是，这些人居然都是来帮售票员和司机的！人群中钻出少说十几个膀大腰圆、满脸凶相的肥胖大汉，他们气势汹汹地围了上去，推搡、叫骂声此起彼伏。那七个人被打得抱头鼠窜，很快就鼻青脸肿，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有的人被打倒在地，挣扎着都爬不起来。这还不算完，那些大汉打累了，居然两个人一组，像拎小鸡似的抬起受伤的人，然后像扔沙包一样把他们狠狠扔进客车车厢里，还恶狠狠地骂骂咧咧，让他们站起来扶着铁管站好，不许占用太多空间。
我当时年纪小，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气得浑身发抖，抬脚就要冲上去帮忙。妈妈眼疾手快，一把死死抱住我，用手掌捂住我的眼睛，声音颤抖着说：“别去，别去……”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车厢里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满了人。人挤得密不透风，连司机踩刹车时，我不用扶着铁管，都被人群挤得动弹不得。从这天起，“天津”两个字在我心里就像蒙了一层灰，对天津人的印象也变得极差，那时候只要跟奶奶通电话，我都会吐糟，天津人怎么那么坏。直到后来自己做生意，与形形色色的天津人打交道的次数多了，那些热情豪爽、仗义善良的天津朋友，才一点点驱散了我心里的阴霾，改变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看法。
我和妈妈在天津站逗留了好几个小时，才登上来往淄博站的列车，第二天中午才到达淄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