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物权与债权、登记物权与原始物权冲突的法律案例吗？
他立刻决定，抛弃这个时代的“伦理断案”思维，完全用现代法治精神来处理。
他提笔，在判词开篇便确立了核心原则：“断案之本，在证，不在情；律法之重，在序，不在理。”
“第一，文书鉴定。其一，验李家之购地文书真伪。可请京兆府资深书办，鉴定其印章、墨迹、纸张年份，与府衙存档的同期官方文书进行比对，伪造者必有破绽。其二，验鱼鳞册之来源。查验十年前清丈土地时的原始记录底册，核实当时登记此块田产的负责人与流程，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
“第二，资金流向调查。查李家之财源。十一年前，购地需一笔不菲之款项。李家当时财力如何？此款从何而来？其账目流水，必有迹可循。若其财力与购地款项严重不符，则其说辞存疑。”
“第三，关键人物背景调查。究‘外地药商’之虚实。此人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籍贯何处？可向全国商路发布协查通告，并排查当年客栈的入住记录。若经查实，查无此人，则李家‘购地’之说，不攻自破。”
“第四，当事人行为逻辑分析。审张家之常理。张家称地契被盗，是何时、何地被盗？可曾向官府报案？若有报案记录，则其主张更具可信度。若二十年来，明知田产被占，却从未向官府主张权利，其行为是否符合常理？亦需详查。”
最后，他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提出了两种极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若李家合法。若经查证，李家购地为实，文书无伪，则田产所有权当归李家。盖因官府之‘鱼鳞册’乃国家公权之体现，其公信力与效力，应高于民间持有之旧契。然，念及张家持有祖传旧契，情有可原，可由官府出面调解，由李家向张家支付一笔‘历史遗留补偿款’，以平其意，以彰官府之仁。”
“方案二，若李家伪造。若经查证，李家购地为虚，文书系伪造，则其行为已涉欺诈，当依法严惩。田产理应归还张家。然，李家十年耕种之功，改良土地之劳，亦不可抹杀。张家在收回田产之时，需向李家支付其十年来对该田地改良与劳作投入的‘劳务补偿’，以示公允，避免激化矛盾。”
这份判词，逻辑之清晰，思路之缜密，调查方法之具体，解决方案之周全，完全超越了时代局限。它将“程序正义”、“证据优先”、“逻辑推理”等现代法治精神，完美地融入到了古代的判牍之中。
它不仅给出了断案的方法，更给出了一个平衡法、理、情的框架。这种“降维打击”式的判词，必将在后续的阅卷中，引起轩然大波。
第三日，也是会试的最后一场，策论考试。
经过前两场的消耗，所有考生都已是身心俱疲，但也都明白，这一场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整个贡院弥漫着一种决战前的死寂。
当考卷发下时，整个贡院“和”字区，几乎同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压抑的惊呼此起彼伏！
题目：“论国库空虚，军备废弛，民生维艰，何以安天下？或曰：当效仿前朝，增农税以充国用，强军备以安社稷。汝以为然否？试申论之。”
这个题目，太敏感，太烫手，太致命了！
它直接将大乾王朝最核心、最尖锐的财政矛盾，血淋淋地摆在了所有考生的面前。
大部分考生都慌了神。支持增农税？这是与天下农民为敌，违背儒家“仁政”思想，是“酷吏”行径，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仕途就毁了。
反对增农税？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国库空虚是事实，边关军费嗷嗷待哺也是事实。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只知空喊仁义道德，则显得迂腐空疏，不识大体，同样会被认为是“空谈误国”。
绝大多数考生，都选择了最稳妥的“和稀泥”写法。他们先是义正言辞地反对增农税，然后大谈特谈“节流”，比如裁撤冗官、精简用度、严查贪腐、减少宫廷开销等等。但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说了等于没说，毫无新意和操作性。
卢子瑜、薛文瀚等人，则在最初的惊讶后，露出了胸有成竹的冷笑。这道题，与柳相提前透露的几个方向之一，几乎完全吻合！他们早已就“节流”与“整顿吏治”准备了数篇辞藻华美、引经据典的锦绣文章，自信可以凭此拔得头筹。
陈锋看着题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的脑中，瞬间浮现出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难民，浮现出叶擎苍为军费愁白了的头发，浮现出“讲武堂”那巨大的资金缺口，也浮现出陆明轩“骨正可用心明”和徐文远“经世致用”的谆谆教诲。
他提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了自己策论的题目：《论固本清源之道：抑末兴农非限商，开海举债乃强国策》。
开篇第一句，他便旗帜鲜明，言辞激烈地反对增农税！
“臣以为，增农税以充国用，此乃饮鸩止渴，祸国殃民之策！断不可行！”
“前朝之亡，殷鉴不远！其末帝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怨声载道，终至义旗四起，江山倾覆！此乃竭泽而渔，自取灭亡之道也！”
“本朝太祖皇帝，承天命，顺民心，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理，登基之初便立下‘永不加赋’之祖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方有今日大乾之开国气象！此乃固本安邦之基石也！今若效仿前朝遗毒，增农税以充国用，非但违逆祖训，动摇国本，更是背弃民心，自毁长城之举！此其一不可行！”
这一段，他写得义正言辞，完全符合儒家仁政思想，也必然会得到郑玄的认可。
在彻底否定了增农税之后，他笔锋陡然一转，直指问题根源：
“然则，国库空虚，军备废弛，民生维艰，亦是燃眉之急，不可不察！臣以为，病根非在农税之轻，而在国家财富分配与税收结构之极度畸形！”
“我大乾立国，承袭前朝‘重农抑商’之策，本意固佳。然时至今日，此策已然僵化失当！农税虽明定十税一，然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层层加派，火耗、折色、摊丁入亩……种种盘剥，早已远超十税一之限！百姓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反观商业，承平日久，日渐繁荣。商贾巨富，坐拥金山银海，日进斗金！然我朝商税，仅定三十税一，且征管混乱，漏洞百出！豪商巨贾，或勾结官吏，隐匿资产；或利用行会，集体抗税；或钻律法空子，避重就轻……致使国家财富如江河奔涌，尽入私囊，而国库却如枯井，日益空虚！此乃国之大弊，祸乱之源也！”
陈锋大胆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不在“节流”，而在“开源”！非但不能增农税，反而应在未来数年内，逐步降低农税，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激发农业生产的活力。而真正的财源，在于“开商税之源，取利于末，以补其本”！
他提出了五大策。
第一策：成立“大乾税务总局”。建议成立一个独立于户部之外、由皇帝直接垂直管理的全新机构——“税务总局”。
总局在各州、府、县设立分局，专司全国所有税收，特别是商税的征收、稽查与管理。此举旨在打破地方官吏与本地豪商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将财权从地方上收到中央，确保税款能足额、及时地上缴国库。
第二策：推行“商税一体化登记制”。
所有商铺、作坊、商队，无论大小，必须在当地税务分局登记备案，详细申报其经营范围、资本数额、雇工人数等，领取“营业执照”，凭照经营。
无照经营者，视为“黑商”，一经查实，货物没收，并处以重罚。此举旨在将所有商业活动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为精准征税提供数据基础。
第三策：废除固定税率，实行“行业累进差额税率”。
废除“三十税一”的一刀切税率。对不同行业、不同盈利规模的商户，实行不同的“累进税率”。贩卖米粮、布匹、食盐、农具等民生必需品的小商贩，税率从宽，甚至在一定营业额内免税。
普通手工作坊、货运商队等，定为十税一。经营酒楼、绸缎、珠宝、香料、以及青楼、赌场等行业的豪商，征收重税！实行阶梯累进，盈利越高，税率越高，最高可至三成，即十税三！
此举旨在实现税收公平，既保护小微商业，又有效从豪商巨贾手中获取财政收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第四策：开征“海关税”，掌控海外贸易。
随着海贸日渐兴盛，大量海外奇珍异宝、奢侈品流入大乾。建议在泉州、明州等主要通商口岸，设立“市舶司”，对所有进出港口的贸易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出口丝绸、瓷器等，征收一成；进口香料、珠宝等奢侈品，则征收三成至五成的重税！此举旨在将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变成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第五策：发行“大乾国债”，以解燃眉之急。
考虑到推行新税法必将遭遇巨大阻力，短期内国库仍可能紧张。建议由朝廷出面，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向民间富户、世家大族发行“国债”。约定年限与利息，到期连本带息归还。
这是一种全新的、不损害民力的“借钱”方式。既能迅速筹集资金，解决短期财政困难，又能将民间闲散的巨额财富，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动力。
文章最后，陈锋再次回归“安天下”的主题。他总结道，此五策若能推行，短期内可解国库之危，长期则可使国家财力鼎盛，军备强盛，百姓富足。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外患自消；民富则心安，心安则天下自定。
他笔锋一转，写到：
“然此策之行，必触动豪强巨贾之利，招致顽固守旧之非议，阻力如山，谤言如潮！然为国为民，纵有万般艰难，亦当行之！臣子之忠，不在于巧言令色，阿谀媚上，而在于为君分忧，为国献策！纵斧钺加身，九死不悔！恳请陛下乾纲独断，明鉴万里！”
最后一个字落下，陈锋搁下手中的狼毫笔。
笔尖的墨汁，在洁白的宣纸上，晕开一个圆满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