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8年8月的风里还带着夏末的热乎气，第二批一百栋住房交房的消息像撒了把糖，把东区的空气都浸得甜丝丝的。搬新家的人家扛着木箱、背着被褥往楼里走，孩子拽着大人的衣角在楼道里跑，鞋跟磕在水泥地上“噔噔”响，惊得墙缝里的蜘蛛都缩了缩腿。
有个老太太扶着门框抹眼泪，手里攥着刚领到的钥匙——铁打的钥匙串着红绸子，磨得掌心发烫，“活了七十岁，没想到还能住上带阳台的房”，她这话刚说完，隔壁就传来“哐当”一声，是新搬来的小伙子在钉钉子挂年画，画里的胖娃娃抱着鲤鱼，红得晃眼。
等第二批人把锅碗瓢盆摆进厨房，烟囱里陆续冒出炊烟时，建筑队早挨着东区东头圈了块地。木牌往路边一插，上面用红漆写着“学校工地”四个大字，第二天一早就开了工。地基开挖那天，小思拽着小雪的手往工地跑，两人踩着地上的碎泥，鞋帮沾得全是土也不管。回来时小思举着沾满泥的手喊：“妈妈！有挖土机！比天虎站着还高！”
我跟着往工地望，哪是什么挖土机？是工程组把旧履带车改的家伙——铁皮焊的铲斗锈迹斑斑，发动机一启动“轰隆隆”响，震得路边的狗尾巴草都直晃。可就是这“土家伙”碾过冻土时，连远处篱笆上啄麦粒的麻雀都扑棱棱飞起来，在天上绕了三圈才落回电线杆上，歪着头看那铲斗一挖一抬，把黑黢黢的土块堆成小丘。
学校盖得不算快，却日日有新模样。先是三栋四层的教学楼从土里“长”出来——小学楼刷成了鹅黄色，初中楼是浅蓝，高中楼留着青砖的原色，墙头上还爬着几丛牵牛花，是附近人家偷偷栽的。三栋楼前头垫了块大空地，工程队用压路机碾了半个月，碾得平平展展的，陆海天说这是操场，“孩子得跑着长大”。后来又在教学楼旁盖了图书馆和饭堂，都是一层的平房，图书馆的窗户镶了玻璃，是从地下城运上来的碎玻璃拼的，太阳一照，屋里能映出好几个亮斑；饭堂的烟囱最高，早晨蒸馒头时白汽往上冒，能飘到小学楼的窗沿下。
有回我去工地，见建筑队的人正往教学楼墙根埋管子——是从地下城引过来的暖气管。老瓦匠蹲在地上焊接口，火星子溅在他满是补丁的裤腿上，他也不躲，嘴里叼着烟说：“天冷了，得让孩子在屋里不冻手。”旁边有个年轻工人正给窗户装插销，插嘴道：“陆先生说了，黑板要用磨平的水泥板，写字不打滑。”
其实学校不算大，三栋教学楼加起来才二十多间教室，可楼后还留了老大一块空地。陆海天站在空地中间比划时，脚下的草都被踩平了：“等往后孩子多了，就往这边加盖实验室，再盖个音乐教室——以前灾变前的孩子能学的，咱的娃也得能学。”
开学那天我特意给小思背着新买的双肩书包，里头装着教务组印的课本，封皮是蓝布缝的，还绣了朵小太阳花。他头一个冲进小学楼，趴在教室门口往里看——亮堂堂的屋里摆着全新的木桌椅，桌腿都用砂纸磨得光溜溜的，黑板是浅灰色的水泥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有个女老师正往黑板上写“开学啦”三个字，粉笔末落在她发梢上，像撒了层雪。小思回头冲我喊：“妈妈！桌子上还有笔筒呢！”
我站在楼外笑，听见陆海天在身后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他手里捏着张纸，是各年级的花名册，纸角都被攥皱了，“你看，光小学就收了八十多个孩子，比预想的多。”风一吹，他鬓角的白发晃了晃——这两年他总熬夜盯工程，头发白得比从前快多了。
医院是和学校同步盖的，就在学校隔壁，只盖了两栋四层楼，却比学校讲究得多。地面铺的水泥是工程组烧了半个月石灰才弄出来的，平得能照见人；窗户上挂着蓝布窗帘，是后勤组用旧帐篷改的，洗得发白却干净；楼梯扶手缠了防滑的麻绳，是秀兰带着几个女人编的。
一栋楼是门诊楼，一楼摆着分诊台，木牌上写着“内科”“外科”“药房”，老周大夫的诊室在最里头，墙上挂着他画的人体经络图，是用炭笔描的，却比书本上的还清楚。二楼是治疗室，摆着工程组改的消毒锅，虽然是铁皮焊的，却能把器械煮得滚烫。
另一栋是住院部，每层都有五间病房，病床铺着洗得发白的褥子，床头还钉了放水杯的木架。有回我陪老周大夫去查房，见他给一个生病的老太太盖被子，轻声说：“以前在地下城，生个病就怕没药，现在药房里的药能装半间屋了。”老太太攥着他的手笑：“可不是嘛，现在连打针都不疼了。”
2060年开春第三批住房交房时，东区早就像模像样了。楼前的空地上有人栽了桃树，刚发的新芽嫩得能掐出水；路边摆着石凳，是建筑队凿石头剩下的边角料，老人们吃完饭就坐在那儿晒太阳，手里捏着给孩子缝的布老虎；连马路都铺了碎石子，下雨时不踩泥了。
陆海天又在东区中心划了块地，说要盖商铺和官方服务大厅。商铺盖得跟地下城的样式差不多，每条主干道两侧都砌了平房，门脸留得宽宽的，窗户上装了木格扇。制定的售卖和租赁制度也沿用了地下城的老规矩。
我和老刀、谢铭商量着，又在东区买了个铺面，打算先干老行当，以后再情况。老刀的信息从他的腕表上发了过来。说他们那边的发展进度跟我们这儿差不多，昆市和苏市的新居住区也盖起了商铺，我们又合伙在那两地各买了一个，“往后说不定能连成网呢”，老刀兴奋的声音从腕表里传了过来。
头一个搬进东区商铺的是张婶，她把蒸笼摆在门口，白汽冒得老高，路过的人都能闻见馒头香。她给铺子挂了块木牌，写着“张婶馒头铺”，字是她上小学的儿子写的，歪歪扭扭却认真。接着是修鞋的李叔，他在门口摆了张旧木桌，桌上放着锥子和线团；还有卖布的王婶，把花布挂在竹竿上，风一吹飘飘的，像面小旗子。没半个月，商铺街就热闹起来了，有人喊“张婶给我来两个糖馒头”，有人问“李叔我的鞋啥时候能修好”，声浪能传到学校的操场上去。
服务大厅就在商铺街尽头，是栋青砖房，比别的屋子气派些——房檐下挂了块木匾，写着“东区服务中心”，是陆海天找人写的，笔力遒劲。里头隔了三间，一间负责物资兑换；一间办住房手续，墙上还装了个电子屏，整个城区的规划一览无余；还有一间是治安组的办公室。
盖这些的时候，总有人拉着陆海天说“够了够了，这样就挺好”，他却总往远处看。有回他带我站在东区一栋楼的楼顶上，指着北边的空地说：“往后还要盖仓库，盖工厂，让大家伙儿能在家门口干活能赚钱能把生活过好起来。”风一吹，他的头发乱了，露出好些白发，可眼睛亮得很，“灾变前咱有城市，有电灯有汽车，往后咱也能一点点恢复，甚至比以前还好——你看这学校，这医院，不都是开头吗？”
那天往下看时，正见孩子们在操场跑，书包上的红布条飘得像小旗子；医院门口，老周大夫正给一个小孩量体温，蓝布窗帘被风掀起个角；商铺街那边，张婶的蒸笼又冒起了白汽，甜香顺着风飘过来，软软地裹在人身上。小思趴在我怀里，指着图书馆的方向问：“爸爸说图书馆里有好多书，啥时候能去看呀？”
陆海天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快了。等秋天开学，就让你们去借书。”
风里带着点土腥味，混着馒头香和青草气，不呛人，反而透着点活气。我忽然这日子就像在做梦——那时大地冻得裂着缝，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托尼和迪卡拉着我出门，总觉得日子没个头。可现在看着这一片亮堂堂的屋，听着满街的笑声，还有郎朗的读书声，才知道——日子不是熬出来的，是一点点建出来的。用手建教学楼，用心守孩子的课本；用手铺医院的水泥地，用心熬药房的药；用手搭商铺的木架子，用心记每笔账目。一点点拼起来，就成了家，成了盼头，成了往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