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见老张惨兮兮地说，“酱菜厂那个家属院我没买真是后悔啊，一倒手什么也不干就能挣不少钱。早知道振强这么有本事，当时非要请教景莲了。”
我一听李振强如此厉害，心中不禁一动：自己如今手头上也有一些资金，或许也可以考虑购置一套房产。然而，由于我平日里对房价并未过多关注，所以对于购房所需的具体金额并不是很清楚。
就在这时，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为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向李振强请教一下呢？毕竟他对房地产市场似乎颇为了解。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开口问道：“振强啊，你看现在买一套房子大概得花多少钱呢？”
振强笑着说，“一听你老兄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就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我给你说，挣钱难，理财更难，人不理财，财不理人。如果你现在不理财，手里的钱会越来越不值钱，而买房子置办不动产呢，是保值升值的有力手段。你现在想买房子，说明你开窍了。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我当时心里其实有点忐忑，毕竟五六万块钱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但是，当我看到周围人的目光时，我突然觉得如果说少了可能会显得我很没面子。于是，我一咬牙，决定多说一点。
我想起了我老爹存在银行里的那几万块钱，虽然那是他辛苦积攒下来的养老钱，但此刻我却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毫不犹豫地把那几万块钱也加了进去，然后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大模大样地说道：“十万块钱吧。”
说完这句话后，我心里其实有些发虚，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看待我这个“大款”。但同时，我也暗自松了一口气，至少我没有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
老张和关景莲都说，没看出来我一个无业游民还有那么多钱呢。
李振强不管他俩窃窃私语，说道，“十万块钱如果想位置好点，只能买个一居室了；要是去通州石景山，说不定还能买个两居室。”
我说位置太远咱住着不方便啊，老头子年纪越来越大，住的离他太远照顾起来也不方便啊。
李振强笑着说，“没瞧出来你还是个孝子。你别着急，说起来你这些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看怎么用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像北京这种大城市，核心地块是极其有限的，可以说是不可复制，用一点少一点，建设用地会越来越紧张，下一步肯定要迎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更新，通俗点就是把旧平房拆了盖新楼房，楼房占地少住的人多啊，天空现在还不值钱呢。据此我可以估计，现在胡同里的房子，肯定能升值。你这些钱，买一间好地段的平房还是可以的。”
我苦笑着说，“我是从大杂院长起来的，对大杂院的居住环境最清楚不过了，你肯定也知道啊，冬天冷夏天热，下雨就漏雨灌水，平常解个手都要去公厕，遇到公厕人多，眼巴巴得看人家拉屎撒尿，别提多寒碜了；洗澡更是要光着膀子趁没人在院子里冲凉解决，遇到大姑娘小媳妇，臊的自己脸都没处搁。你让我买大杂院房子，我还不如继续跟我爹住一起呢，省下钱我干什么不好。”
老张摇着头，满脸不屑地说道：“振强啊，你这主意真是太平庸了，简直就是小儿科，完全体现不出你应有的水平嘛！你看看现在的社会，谁不想住楼房啊？大街上随便拉个人问问，哪一个不是对楼房心驰神往的？胡同里的那些人，更是眼巴巴地盼着能住上楼房呢，简直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连做梦都在想着上楼的事。住楼房多好啊，干净又卫生，上厕所还有抽水马桶，冬天还有暖气供应，那日子过得多舒坦啊！再看看这大杂院，又脏又乱，住起来可真不得劲！”
景莲明显是向着自己丈夫说话，帮腔道，“你俩是脑袋吗，我看就是榆木疙瘩。振强的意思你们压根没明白，他是让吴克投资，而不是单纯买一间房子住，找个住的地方简单，关键是能挣钱！什么叫投资？就是用今天少量的钱，去挣明天大量的钱，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风险投资，各种投资里面，就数风险投资回报最大，别有眼不识金镶玉不知道好歹！”
我似懂非懂地说，“大杂院的房子真能值钱？”
九十年代末的北京大杂院，房价贱得像胡同口菜摊上蔫了的白菜帮子。灰扑扑的院墙上爬山虎遮着“危房”告示，公用水龙头旁摞着蜂窝煤的残渣，晾衣绳上飘荡着跨世纪的花裤衩与的确良衬衫，隔出几平方的逼仄天空。穿堂风裹着油盐酱醋的烟火气，在七扭八歪的自建小厨房之间流窜，东家炒白菜的炝锅声刚落，西户煮豆汁的酸馊味又漫过碎砖垒的隔墙。房管所每月来收租的老头儿，总把皱巴巴的票据夹在搪瓷缸沿上，那数字还不够半条红塔山烟钱，倒让院里的老太太们心疼得直嘬牙花子。
那时的房子不叫资产，倒像是公共澡堂里被无数人捂热的长条板凳。某个倒爷用三车皮走私皮鞋换的里外套间，转手就塞进八户人家，石膏板隔断薄得像煎饼果子的面皮，半夜撒泡尿的动静都能惊醒三户邻居。刚毕业的学生揣着报到证就能撬开房管科的门，领到的钥匙串上挂着的或许曾是贝子府丫鬟的耳房，雕花门楣早被煤烟熏成黑黢黢的牙雕，但每月十八块五的租金，比簋街的卤煮火烧还便宜三分。总有人抱着铺盖卷蹲在垂花门下等空房，看门大爷拿粉笔在影壁上写“南屋三平米可住”，那数字还没他孙子的小学算术本上的习题大。
交易房产像在早市上换粮票般随意。穿皮夹克的中年人揣着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在公厕墙根下就能完成半套房子的交割，沾着油渍的买卖合同上，钢笔字洇在“自愿转让”的红戳旁，像极了夏天槐树上滴落的虫胶。房改的风声在公共电视天线里滋滋作响时，精明人开始囤积煤棚杂房，把房本上的平米数攒成扑克牌似的厚沓，却不知那些盖着街道办钢印的证明文件，日后会在土地拍卖会上化作烫金的入场券。
大杂院的夜总是浸着廉价灯泡的昏黄，电线在违章建筑间织成蛛网，某户新买的21寸彩电正播着《还珠格格》，满院的人端着搪瓷碗挤在纱窗下蹭剧情，他们身后开裂的檩条正悄无声息地积累着世纪末的焦虑。当第一拨拆迁队的白石灰圈住院里的老槐树时，树杈上挂着的乌纱帽模型和奶娃娃的尿布同时晃了晃，像在提前祭奠即将被商品房碾碎的、最后一个可以拿白菜价换安身立命的黄金时代。
振强很自信地说道，“大杂院房子本身不值钱，关键在于位置。比如我们家以前住的大杂院，里里外外住了二十多户，我们家算大点的，四口人住两间房也就三十多个平方，这也亏了我老爷子以前在毛线厂做车间主任，这房子是好不容易置换过来的，不知道费了多少劲。其实我们这算条件好的，院子里一家三代人住一二十平方的也不少，这种情况在京城也是见怪不怪啊，小伙子快结婚了，还要和父母拉着一个布帘睡觉，多憋屈。前几年有个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看过吗，张大民结婚时候，为了房子差点婚也没结成。说开了吧，除了少数老年人住习惯了，就像这种住房条件，傻子才愿意住下去。但是，关键就在这但是上了，大杂院位置好啊，周围都是好医院好学校，老人看病、孩子上学特方便。生在福中不知福，有的人生下来就有这个条件，不当回事，当时有人憋不住了，狠狠心凑了一笔钱，卖了大杂院的房子买个楼房搬走了，这些老街坊一回来就后悔，都说以前没意识到，大杂院的房子离着学校近，学校也好，都是名牌，现在送孩子上学每天要早起俩小时，每天累得要命，如果就近上学，还怕耽误孩子学习，如果想到这，早晨倒尿盆也不觉得寒掺了吧。”
我听了振强这番话，心里有些动摇。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关景莲又开口了：“而且啊，现在政策也在鼓励城市更新，大杂院改造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那些平房一拆，原地盖起高楼大厦，你的房子说不定能置换好几套新房呢。”老张还是不太相信，嘟囔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万一不改造呢？”振强拍了拍老张的肩膀，说：“老张，你就别杞人忧天了。我做这方面研究很久了，八九不离十。”我咬了咬牙，心想：反正手里的钱放着也是贬值，不如就听振强的试试。我看着振强，坚定地说：“振强，我信你，我打算试试买大杂院的房子。”振强笑着点点头：“行，我帮你留意着合适的房源。等你买了房，就等着数钱吧。”大家听我这么说，都露出了不同的表情，有羡慕，有怀疑，但我此刻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房产投资上搏一把。
现在想起来，九十年代的京城像一张被雨水洇湿的宣纸，墨痕未干的房改政策在褶皱处悄然晕染。那些揣着大哥大在胡同口转悠的聪明人，总能在蜂窝煤堆里嗅到黄金的气味——当大多数百姓还在计较着单位分房的楼层朝向，他们已经看懂了土地出让合同里藏着的炼金术。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映着他们的倒影，皮包磨出毛边的棱角里，塞满了房管局流出来的内部图纸，纸页边角还沾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滴红墨水。
那时的四合院尚未被称作“文化遗产”，倒像菜市场里被挑剩的萝卜，灰砖缝里嵌着前朝贵胄没带走的落魄气。房管所档案柜里积灰的房契，记录着四十年代某位梨园名旦用八根金条换的跨院，此刻正被某个倒腾钢材的个体户用两万现金打包买断。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垂花门下，看测绘队把百年老槐树影投在计算器屏幕上，枝桠间的光斑恰似跳动的数字——东厢房能隔出四间铺面，西耳房拆了改车库，影壁墙推倒后足够停三辆夏利车。他们不懂什么容积率，却知道院墙每向外扩一寸，就能在土地出让金暴涨前多囤一捧金砂。
房改的春风掠过筒子楼时，催生出无数荒诞又精明的生存智慧。某位在机关大院蛰伏半辈子的科员，突然发现自家三代同堂的窘迫，竟成了置换商品房的筹码——他用三环内两间东向阴面房，换得西郊六套毛坯公寓，房本上的面积像发酵的面团般膨胀。而那位总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老汉，某天抖开油腻腻的围裙，露出腰间二十把钥匙叮当作响，每把都挂着不同工地的红绸带。他们交易房产合同像交换香烟般随意，建设银行刚推出的按揭业务，被他们玩成了空手套白狼的连环计。
拆迁尚未变成血腥的资本游戏前，是场充满市井智慧的民间魔术。老锅炉厂的车间主任提前半年把仓库改成职工宿舍，等推土机开到厂门口，四十平米仓库已裂变成八个独立户口本。街道办的会计翻着泛黄的档案，突然发现自家楼下自行车棚竟在六十年代登记为“临时救灾安置点”，当即请来瓦匠砌出三面隔墙，生生变出个能换两套两居室的“历史遗留建筑”。这些游走政策缝隙的戏法，在后来者眼中堪比天方夜谭——毕竟当土地拍卖槌声响起时，连护城河底的淤泥都被标上了楼面价。
房产证上的阿拉伯数字，在那个混沌年代拥有神秘的繁殖力。某位南下闯荡的倒爷，用五节火车皮的牛仔裤换回三套团结湖公寓，十年后发现租金竟比服装批发生意更旱涝保收。而那位总在菜市场克扣秤头的鱼贩子，把二十年攒的钢镚换成亚运村两套期房，钥匙还没到手就有人加价三成求购。这些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财富跃迁，在当时不过是胡同大爷们酒桌上的寻常谈资——就像他们会在二锅头瓶盖上刻下楼盘方位，醉眼朦胧中掷骰子般决定明天该去哪片工地转悠。
黄金时代的尾声裹挟着千年古城最后的烟火气。房管局窗口排队的人群里，攥着现金的手与捏着祖产证明的手互相较劲，汗渍在蓝图上洇出奇异图腾。拆迁办的红头文件开始用“保护性拆除”这样魔幻的词汇，推土机铲起的尘土里，明朝的碎瓷与钢筋水泥碰撞出奇异的和声。当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亮起夜灯时，四合院屋檐下的燕子突然集体南迁，它们掠过正在打地基的cbd工地，翅膀上沾着的朱漆碎屑，飘落在丈量土地的激光仪上，像极了九十年代最后一批原始积累者遗落的金粉。
如今站在国贸八十层的玻璃幕墙前回望，那些在胡同深处野蛮生长的财富神话，早已被写进经济学课本的序章。链家门店的LEd屏滚动播放的房价数字，精确到个位数的涨幅曲线，把当年粗粝生猛的创富故事驯化成冰冷的金融模型。而护城河畔偶尔还能遇见穿布鞋的老者，他们摩挲着钥匙串上褪色的红绸带，眯眼望向对岸的摩天楼群，恍惚间又看见九十年代的沙尘暴里，自己站在拆迁废墟上，用砖头压住翻飞的钞票，等一阵改变命运的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