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维孟夏，暮春余韵未绝。豫章郡商贾之子李某，将欲创设工坊，然于城邑选址之事犹疑未决，遂往寻故老王某问策。二人于章江阁临江对坐，杯盏之间，论及营商之地宜，乃有此辩。
首章 疑窦初开 少年问计
李某整衣肃容，执盏而言：“晚生不敏，欲于乡里兴织染之业。然闻世人言，或谓当于大都建号，或谓可于乡邑立基，各执其说，令晚生辗转难决。公久历商海，深谙治生之道，愿闻高见。”
王某抚须而笑，指江水东逝，曰：“孺子问此，诚为要务。夫设企如植树，根之所植，关乎荣枯。汝且言，欲于何地筑基？”
李某曰：“晚生念及乡里田宅价廉，且亲旧多居于此，或可省经营之费，便物料之征。然又闻金陵、临安等都邑，市易繁盛，官府条令明晰，故踌躇不已。”
王某颔首，呷茶一口，曰：“汝之惑，天下商贾多有之。今且为汝析之。夫商道之要，首在择地。地之利，非独田宅价昂之谓，实乃政情、民习、法度、通达之所系也。吾尝遍历南北，见大城与小邑，判若云泥者，非止市井繁华，实乃治政之异也。”
次章 大都之风 政明法简
李某倾身问：“愿闻大都治政之异于乡邑者何？”
王某曰：“善。夫大都者，如京师、如省会，朝廷耳目所及，四方观望所系，故其为政也，多循典制，少逾规矩。譬若金陵，吾尝于彼设绸缎铺，初办牙行之契，往谒市舶司。官吏坐衙，案牍分明，所须文牒，列于榜下，一目了然。吾备齐契纸、户帖、保人状，不过三日，司吏核验毕，即予钤印，未索一钱之费，未迟一时之限。其吏皆习律法，明流程，问之则对答如流，非特不扰，反能告以利害，示以捷径。”
李某奇曰：“竟有如此？晚生尝闻衙吏多苛，岂大都独异？”
王某叹曰：“非独金陵，凡通都大邑，莫不如是。盖大城之中，商贾云集，百业辐辏，官府知商税乃国之重资，故务在抚绥，非在苛索。且上有督抚察其绩，下有士商监其行，若有贪墨枉法，易为上司察觉，亦易为舆论所指，故官吏多谨守本分，以专业为尚。吾尝见临安府判，于商贾呈递之产销簿，能指其成本盈亏之要，言其税法适用之款，非精于市易者不能为也。此非独为尽职，实乃大势所迫，若不谙商事，何以治繁剧之都市？”
遂展纸取笔，书数条曰：“大都之利，一曰政令透明。条规张于公署，贵贱咸知，无暗箱操作之虞。二曰流程简捷。如办税务登记，大城有专司，分曹治事，各负其责，不似小邑一人兼数职，动辄迁延。三曰官吏专业。彼中胥吏，多经科举或吏员考试，于钱谷、律法多有研习，非若小邑衙役，多由乡绅推举，徒知鱼肉百姓，不解商事为何物。四曰资讯通达。大都接天下信息，朝廷新政、市易行情，旦夕可闻，便于商贾因时制宜。”
第三章 小邑之弊 吏蠹政苛
李某蹙眉曰：“公言大都之善，晚生心向往之。然乡间设厂，地价人工皆廉，若能省费，亦足动心。敢问小邑之政，果皆不堪耶？”
王某拍案一叹，神色愤懑：“孺子勿为小利所惑！吾尝于豫章旁近某县设瓷坊，几为小邑之政所倾，至今思之，犹有余悸！”
李某急问其故。
王某曰：“初至某县，见其地陶土丰美，以为可成业。遂备银钱，往谒县令。县令初言‘欢迎实业，当为扶持’，及见吾携重资，色变而言：‘尔欲设坊，须先纳“地基报效银”百两，此乃旧例。’吾问‘旧例载于何典’，令曰：‘本县向有此规，问之何益？’吾知其索贿，然事已至此，只得暂付五十两。及办契照，又遇主簿，言‘文书需用上等宣纸，吾衙后有纸坊，可代备’，其价三倍于市，不得已从之。未几，巡检司来查，言‘工坊邻近河道，恐污水源，需缴“环保捐”’，又索三十两。月余之间，无名之费，已耗数百两，较之都城办企之费，倍蓰不止！”
“更有甚者，”王某续曰，“某夜有衙役数人，突至工坊，言‘有人首告尔等偷税’，锁拿账房而去。吾往衙署疏通，典史曰：‘尔坊月产几何，吾已知之。欲了此事，需纳“销案银”二百两，否则按律治罪，工坊封门。’吾知其无据，然彼等手握刑具，吾等商贾，安能与刀笔吏争？只得罄囊以付。后闻此辈常以‘首告’为名，讹诈乡企，县令素知而纵之，盖分其利也。”
李某骇然曰：“世间竟有此等事！若于乡邑设企，竟如羊入虎口耶？”
王某曰：“此非独某县为然。凡小邑之地，官权少束，吏胥多贪，其弊有三：一曰‘吃拿卡要’成风。彼等视商贾为‘肥羊’，初以‘照章办事’为名，继以‘灵活处置’为词，实则雁过拔毛，无利不往。如办一纸文书，大城一日可毕，小邑必令你三番五次往返，非塞以‘辛苦费’不得行。二曰‘以权谋私’无度。或强令商贾从其指定之供应商购货，价高质劣；或借‘巡检’‘稽查’之名，勒索酒食，稍有不遂，便寻隙刁难。三曰‘办事昏聩’误事。彼等不谙商法，不晓流程，每遇一事，或推诿扯皮，或胡乱裁决，令商贾无所适从。吾曾见某县丞，将‘契税’与‘营业税’混为一谈，责令商贾重复缴纳，商贾争辩，反被斥‘抗官’，下狱数日。此等昏官，于小邑非鲜见也。”
第四章 城乡权衡 体用之道
李某沉吟曰：“听公所言，小邑之弊，诚足畏也。然大都地价高，人工贵，若企业根基初立，财力有限，何以支之？”
王某抚掌曰：“孺子能思及此，可谓虑远。吾尝筹之：‘于大都立企，于乡邑经营’，此乃两全之策也。”
李某惑曰：“愿闻其详。”
王某曰：“夫‘立企’与‘经营’，可分而治之。所谓‘于大都立企’，乃注册于大都，设总部于通衢，以享大城之政利、资讯、人才之便。譬如注册于金陵，则税务、法务、工商等事，皆可依规范办理，无暗箱之扰；设总部于大都，可聘精于会计、律法之人才，以理内政；又可近观市场动向，与同行切磋，得风气之先。”
“所谓‘于乡邑经营’，”王某指窗外乡野，“乃将生产工坊、仓储等置于地价低廉之乡村。今水陆交通渐便，物料运输、成品外销，虽处乡邑，可通大都。且乡村人工成本低，原料易得（如汝欲办织染坊，乡邑多产棉麻），正可利用其利。如此，总部居大都，掌政令、财务、营销之枢；工坊处乡野，司生产、仓储、物流之务，是谓‘体用分离，各取其长’。”
李某击节称善：“此计大妙！既避小邑之苛政，又享乡村之成本，复得大都之便利，真可谓一举三得！”
王某颔首：“然更有一要：于大都立企，需选‘政清人和’之地。如金陵、苏杭、临安等，不仅官府专业，且商贾云集，形成规模之利。彼处有商会、有公所，商贾遇有不公，可联名申诉，官府亦重商誉，不敢轻慢。若于小邑，商贾势单，一遇官吏刁难，便孤立无援，此亦大都之优势也。”
遂又言：“吾尝见一徽商，于杭州注册茶行，于皖南山区设茶山、茶坊。杭州总部掌茶引、关税、外销合约，山区工坊专事采摘、炒制。遇有税务疑问，杭州司吏明法以告；遇有山民纠纷，茶行以大都之规约示之，地方官吏亦因茶行注册于省城，不敢过分刁难。数年之间，其业大盛，此即‘城企乡营’之明证也。”
第五章 古今通鉴 商道镜鉴
李某豁然开朗，再拜曰：“公以亲身经历相告，又授以分治之策，晚生茅塞顿开。然敢问，古之商贾，亦有类似之择地之道乎？”
王某捋须道：“善哉问！夫商道虽变，人情则一。春秋之时，陶朱公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其居陶（今定陶，古之通邑），乃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此即择大都而居，以通资讯、便交易。至汉，桑弘羊行均输平准之法，于长安、洛阳等大都设官署，掌天下货物调度，亦因大都为政令、物流之枢纽。唐之扬州、宋之汴京，皆因都市之利，成商贾辐辏之地。”
“反观小邑，”王某叹曰，“汉时曾有‘酷吏’主政边县，商贾过县，必被苛察，甚者籍没货物，此与今之小邑吏胥何异？宋太宗尝诏曰：‘诸州商税院，不得苛留行旅，搜阅囊箧。’盖知小邑官吏易生贪念，故严令禁止。明清之时，凡大商巨贾，莫不在苏杭、广州等大都设号，即因小邑之政不可恃也。”
李某曰：“今之世，与古虽异，然人性之贪廉、政情之清浊，似有相通。公之教，非独适用于今，亦通于古今也。”
王某曰：“然。夫营商者，首在‘避害’，次在‘求利’。小邑之害，在于政苛吏贪，虽有地利，不足以偿其损；大都之利，在于政明法简，虽有地贵，终能因规范而致长远。今汝欲创基业，当效陶朱公之智，择大都以为‘根本’，取乡邑以为‘枝叶’，根本固则枝叶茂，此乃商途不易之理也。”
终章 定策远行 临别嘱言
暮色渐起，江风习习。李某起身再拜，言辞恳切：“晚生今日得公教诲，如拨云见日。归后即备行囊，往金陵注册工坊，再于乡邑择地设厂。然初涉商海，犹恐有疏，愿公再赐数言，以为座右铭。”
王某扶起李某，正色道：“吾最后告汝三事：其一，于大都立企，当熟稔条规，勿存侥幸。大都之政虽明，然法纪森严，若有违规，亦必受惩，不可因其宽松而懈怠。其二，于乡邑经营，当谨守本分，亦需联络乡绅，结好邻里，虽不可从其苛索，亦不可骄横跋扈，致生事端。其三，无论城乡，皆以‘信’为宝。大都之吏重‘信’，以信立企，则事务易办；乡邑之民重‘信’，以信经营，则人心归附。”
复取纸书曰：“‘大城立企，政明则事简；乡邑经营，地廉则利厚。避吏蠹于小邑，取专业于大都。’此十六字，汝当谨记。”
李某受书，藏于袖中，再拜而别。江阁之上，王某望着李某远去的背影，喃喃曰：“愿此子能行吾言，免蹈吾昔日之覆辙也。”时江舟点点，暮云四合，章江阁的灯火，映照着古今商道的沧桑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