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叶向高这个人，那朱由校可真是对他的情商深有体会。自从这家伙重新回到内阁之后，在很多事情上面居然都跟自己站在了同一战线！特别是在打压东林党的那些事儿上，比如说贬、杀左光斗这样的骨干人物问题上，叶向高不仅没有说些太过激烈的话，反而还特别识趣地闭紧嘴巴，一声不吭。
更夸张的是，就算朱由校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去对付东林党，叶向高也没有跳出来表示反对，甚至都没有拿辞官来威胁一下他，连做做样子都省了。
对于叶向高如此顺从的表现，朱由校心里自然对其的警惕心也就更高了。实际上，来自后世的他并不反对党派的存在，只要大家的出发点真的是为国家的进步，那么适当的争一争也是必要的，毕竟如果整个朝堂成了皇帝或者某一派的一言堂，对整个国家而言，都不是好事。
所以，他也就暂时不急着把让叶向高组阁的这个权力给收回来。那么问题来了，难道叶向高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投靠了朱由校吗？嘿嘿，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从他被重新召回朝廷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之所以表现得那么温顺乖巧，哪怕眼看着左光斗这些人一个个被贬官、被杀头、抄家，都不多说一句反对的话，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要转移朱由校的注意力，别老是死盯着他们东林党不放！只有这样，才能给东林党争取到一点点喘息和休整的时机！
而且，叶向高可不只是心里想想而已，他还曾经好几次趁着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悄悄地把自己的这番心思告诉给了其他那些同样属于东林党的官员们。
可惜，很多时候都是鸡同鸭讲，他的一番苦心并没有收到好的反馈。毕竟是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一旦皇帝触及到他们的底线，什么隐忍，什么大局，通通抛到一边去。毕竟他们的后台并不是叶向高，而是商人集团。
首辅都站出来支持皇帝了，那么作为马仔的徐光启、军机处几位臣子自然就跟上附议了。在上书房召开的小会上，帝党成员明显多于东林党成员，加上首领的背叛，更加使得东林党群龙无首，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行事了。
此时，另一位东林阁臣刘一燝上奏曰：“臣认为此事因在早朝上再议不迟，毕竟税收关乎国家兴亡，马虎不得。”
朱由校也没指望就在小会上就定下方略，不过，他也为下个早朝定下了调子，那就是废辽饷，开征商税。三天之后的早朝，势必还会有一场大战，他也可以借此机会看看到底有多少大臣是商人集团的马仔。
二月初九早朝，朱由校坐在龙椅上接受了朝臣的参拜，朝会正式开始。
户部尚书李长庚率先出班奏曰：“启奏陛下，泰昌元年辽响加征已至每亩九厘，臣以为百姓负担太重，臣恳请陛下废除辽响，重征商税！”
早已获知消息的百官并无人感到惊讶，只是大家奇怪的是，这话题怎么是李西岩（李长庚的号）提出呢？
户部侍郎袁可立出班附议，六科给事中出来附议，孙承宗、徐光启等阁臣同样站出来附议。随后林林总总出班表示附议的官员多达二十余人。
这时，叶向高等东林党成员终于发现不对的苗头，皇帝原来在不声不响之间已经拥有了不小的势力，再任由其发展下去，那么以后谁还能制衡皇权？
于是......
首辅叶向高稳步走出队列，表示对该议题完全附议。与此同时，阁臣周嘉谟以及其他十位东林党的成员也纷纷出列，明确表达了他们同样的立场。
然而，以阁臣刘一燝为首，包括吏部右侍郎张问达、礼部尚书孙慎行、礼部左侍郎顾大章、都察院右都御史高攀龙、左都御史邹元标等等在内的十几位东林党官员，鱼贯而出，站到了朝堂中央，态度坚决地表示反对。
端坐在龙椅之上的朱由校目光缓缓扫过下方众人，心中暗自点数着。很快他便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十几位出班表示强烈反对的东林党官员竟然无一例外都是来自江南地区。反观那些毫不犹豫表示支持的东林党成员，则全部都是出身于北方。
如此一来，结果已然不言而喻。在是否重新征收商税这个关键问题上，原本团结一致的东林党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犹如一道鸿沟般清晰可见——利益受到损害的江南派系坚决表示反对，而有望从中获益的北方派系则积极给予支持。
身为东林党魁的叶向高此次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自从他官复原职以来，一直秉持着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的行事风格。毕竟，只有紧跟圣上的步伐，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稳固，并为所属党派谋取更多的利益。
但是他的一片苦心并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隐约之间，党内已经有人暗暗指责其为了成功组阁，甘愿做皇权的走狗。
这个时候，朱由校反而不急了，他说道：“既然支持与反对都有诸多大臣，那么今日咱们就好好议议此事。”
闻此言，底下的官员们无不兴奋莫名，论口才，乎怕乎啊，引经据典谁不会？哪个不是个中高手呢？
刚等他们兴奋起来，朱由校接着的一番话犹如冰水浇到了他们头上。
他接着说道：“不过，朕有言在先，大家都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辩论，谁要是子曰、子曰的，朕立马让其去国子监回炉重造。”
......
江南东林党官员：您这不是捆了我们的手脚吗？这还让我们怎么发挥？
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太仆寺少卿何乔远、詹事府少詹事张瑞图两人共同出班，递交上了一份名曰《宋论》的奏折，在奏折上注名的有福建士绅三十余人，其中还包括了新任浙江水师总兵李旦、福建水师总兵颜思齐两位前海商代表。
奏章上详细的论述了两宋期间，海外贸易给朝廷、民间带来的海量收益，北宋时期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破亿贯，其中海外贸易创造的税收占半，可谓是取洋养己的典范。
两人的观点是，隆庆开海如今过去将近五十余年，朝廷市舶司仅有泉州一处，严重制约了海上贸易。他们恳请皇帝扩大市舶司的范围，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