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淮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会落泪。但他知道，自己播下的不仅是救命的粮食，更是一颗名为“信任”与“规矩”的种子。
这支“筷子”立起的，不仅仅是一碗粥的标准，更是官民的互信，是行事的准则，是乱世中一丝微弱却坚韧的希望之光。
这次成功的赈灾，让他深刻理解了“务实”二字的千钧之重，也让他“能吏”之名，首次真正响彻朝野，为他日后步入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
…
姜淮赈灾成功的消息，伴随着“筷子不倒”的铁闻和万民伞的盛誉，早已先他一步传回京城。
当他风尘仆仆赶回户部述职时，迎接他的目光已截然不同，有钦佩，有忌惮，也有深深的审视。
金銮殿上，姜淮的赈灾之功得到了皇帝的公开嘉许。然而，他“先斩后奏”截留漕粮、擅杀官吏的举动，也成了政敌攻击的焦点。
“跋扈专权”：御史言官指责他“目无朝廷法度，视漕粮为私产，视官员如草芥”，此风断不可长。
“沽名钓誉”：有人攻讦他推行“筷子不倒”是故作姿态，收买民心，其心可疑。
“手段酷烈”：即便是肯定其成效的同僚，私下也认为他手段过于严苛，非长久之道。
面对这些指责，姜淮在述职奏章和面对皇帝垂询时，并未过多辩解自身得失，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总结赈灾经验、剖析时弊上。
他详细阐述了“立标准、严执行、重监督”的必要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往日赈灾，非无良法，乃败于吏治！臣之‘酷烈’，
非好杀也，实乃不得不以此雷霆手段，扫除积弊，确保皇恩真能泽被苍生！”
他的冷静与务实，以及摆在眼前那数十万得以存活的灾民和迅速恢复的秩序，让皇帝的天平最终倾向了他。
意味着姜淮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层。他并未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是立刻着手将灾区经验制度化。
编纂《赈灾条则》：他亲自执笔，将“筷子不倒”的标准、粥厂管理、以工代赈。
防疫卫生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细化成文，奏请皇帝批准，颁行天下，作为日后各地应对灾荒的指导性文件。
推动“清账”行动：他深知财政漏洞是贪腐的温床。在户部内部，他顶着巨大压力，开始推行“账目清晰化”改革，要求各项收支明细必须清楚可查，试图扭转户部账目混乱的局面。
这触动了部内许多胥吏和背后官员的利益，阻力重重，但他寸步不让。
关注民生根本：他不再局限于救灾，开始深入研究导致农民抗风险能力低下的根源，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水利失修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时常与熟悉地方情况的官员、甚至一些有见识的商人交谈，默默积累着对这些宏大课题的认知。
就在姜淮试图在户部大展拳脚时，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漕运集团的反弹：他截留漕粮的举动，虽然情有可原，但深深触犯了把持漕运的庞大利益集团。
他们开始利用其在朝中的影响力，在漕粮损耗、运输费用等议题上对姜淮的工作处处掣肘。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他试图推广的某些精细化管理措施，在更庞大、更腐朽的帝国官僚机器面前，显得步履维艰。
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旧有习惯势力强大，让他时常感到独木难支。
帝心的微妙：皇帝虽欣赏其才，但也开始担心其过于刚直、手段强硬，恐非宰辅之器，需要更多“磨砺”与“平衡”。
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和隐形的壁垒，姜淮也曾有过短暂的迷茫和挫败感。
但他每每想起灾区百姓捧着能立住筷子的稠粥时那充满希望的眼神，想起自己立下的“为民请命”的誓言，内心便重新充满力量。
他调整了策略，不再一味猛冲猛打。他开始有意识地结交志同道合者，培养得力下属；对于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也学会了暂时的妥协和迂回。
但他心中的底线从未动摇，凡涉及国计民生、百姓福祉之事，寸步不让。
一次，在关于是否增加江南织户丝捐的部议中，他凭借在灾区对民间疾苦的深入了解和精准的数据，力陈此举将导致“织机悬壁，民无所依”。
最终说服了包括尚书在内的多数同僚，否决了加税提案。
此事让他意识到，真正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权位，更来自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对数据的精准掌握，以及那份为民请命的、不容置疑的正气。
年轻的姜淮，正在帝国官场这个更大的熔炉中，褪去最初的青涩与过于外露的锋芒，逐渐沉淀下更为坚韧、也更为智慧的底色。
他知道，前方的路依然布满荆棘，但他手持那根无形的“筷子”，目光坚定，步伐沉稳，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他的舞台，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灾区，而是整个天下的黎民苍生。
姜淮，如同一位手持精密尺规的匠人，走进了帝国财政这座年久失修、却又盘根错节的巨大迷宫。
他很快发现，相较于灾区那种生死一线的极端环境，京城户部的斗争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暗流，每一本账册背后都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
姜淮接手的第一个棘手难题，是审核各地方衙门冬季的“炭敬”开支。
这笔款项名义上是支付官员冬季取暖用炭，实则早已演变为各级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灰色渠道。往年审核，多是走个过场。
姜淮却动了真格。他调来近五年全国“炭敬”报销卷宗，命手下精于算学的书吏日夜核对。
很快便发现端倪：北方苦寒之地开销尚可理解，为何江南温暖州府的“炭敬”竟也高得离谱？甚至有些地区上报的购炭量，远超其衙署实际所需十倍有余！
他没有声张，而是选取了几个虚报尤其严重的州县，派出绝对亲信，持他的密令，暗中走访当地炭行，核实炭价与采购量。
人证物证确凿后，他并未立即发难，而是在一次部议上，看似随意地提起某县炭敬数额巨大，询问在座同僚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