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前次教训和更强的授权，姜淮此次推行清丈，策略更为成熟。
分化瓦解：他公告天下，此次清丈旨在“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承诺对主动如实申报的中小地主给予赋税优惠，将矛头主要指向那些隐匿田产数额巨大的豪强权贵。
倚重“实干派”：他大量启用自己网络中培养、历练过的“实干派”官员，担任各清丈小组的负责人，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铁腕与怀柔并施：对于暴力抗法、煽动闹事的豪强首领，他果断动用钦差职权，严厉镇压，查抄家产以儆效尤。
同时，对于配合清丈的士绅，则给予表彰，甚至吸纳其中开明者参与地方事务管理。
清丈工作在一片争议与阻力中艰难推进，暴露出的隐田数量惊人，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地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状况，增加了国库收入。
然而，当清丈工作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某些拥有免税特权的宗室、勋贵庄园时，真正的风暴来临了。这些特权阶层，才是帝国土地兼并中最顽固的堡垒。
一日，姜淮接到密报，某藩王在其封地内隐匿田产数万亩，并打伤了前往清丈的官员。姜淮依法查办，奏请皇帝削夺该藩王部分庄田。此举如同捅破了天！
弹劾他的奏章瞬间如雪片般飞向内阁，言辞之激烈，远超以往。攻击的焦点集中在他“蔑视宗亲”、“动摇国本”、“欲祸乱天下”。
朝中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因畏惧宗室勋贵集团的势力，大多选择了沉默。
甚至连皇帝，在面对自己叔父的哭诉和宗人府的压力时，也陷入了极大的犹豫与为难。
姜淮再次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他明白，自己已触及了皇权统治最核心的支撑体系之一。罢官、下狱，甚至更糟的结局，都可能随时降临。
深夜，他独坐书房，面前是那支跟随他多年的竹筷和一堆关于清丈利弊分析的奏章草稿。有人悄悄进来，劝他暂时退让，以保全自身。
姜淮沉默良久，缓缓摇头。他提起笔，在奏章末尾添上一段话，字迹沉稳而坚定：
“臣深知触怒权贵，祸不旋踵。然清丈之事，非为聚敛，实为均平；非为一己之功名，实为社稷之长久。
今隐田不查，赋役不均，则国库日虚，边备日弛，小民日困。纵使斧钺加身，臣亦不敢以苟且偷安，而负陛下之托、万民之望！”
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向皇帝陈情。他将奏章封好，平静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窗外，夜色深沉，但他的内心，却如同那支能立于稠粥中的竹筷，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保持着不容弯曲的挺直。
这场围绕土地制度的改革，已不仅仅关乎财政，更是一场关乎帝国命运与士大夫责任的风暴中心。
而他，姜淮，已无可回避地站在了这风暴的最前沿。
姜淮力主清丈宗室勋贵田产的奏疏，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泼入了一瓢冷水，瞬间在朝堂之上炸开了锅。
弹劾他的奏章不再是雪片，而是如同疾风骤雨，几乎要将通政司的案头淹没。
皇帝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开御前会议，专议此事。金銮殿上，气氛凝重得如同铁铸。
宗人府宗令、那位被触及利益的藩王的叔祖，老泪纵横，痛陈姜淮“离间天家骨肉，其心可诛”。
多位勋贵代表慷慨陈词，指责姜淮“变乱祖宗成法，动摇国本”。
就连一些素来中立的阁臣，也出于稳定朝局的考虑，委婉地建议皇帝“宜缓不宜急”，当以安抚宗亲勋贵为先。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指责，姜淮孤立殿中，身形挺拔如松。
他没有愤怒地驳斥，而是待众人声音稍歇，才向前一步，对着御座深深一揖，声音沉静却清晰地响彻大殿。
“陛下，臣非不知触怒亲贵，祸及己身。然臣更知，国库之虚，非虚在数字，乃虚在根基！
勋贵宗亲，国之屏藩，理应与国同休戚。
今边关将士浴血，国库捉襟见肘，而大量田亩却隐于勋戚之家，规避赋役，此岂非坐视江山倾颓而惜身家之利乎？”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面色不善的勋贵，语气转为悲凉：
“若屏藩自蛀其根，则大厦倾覆之日，诸位纵有万顷良田，又将归于何人？
臣今日之所为，非为与诸位为敌，实乃为剜却帝国肌体之腐肉，以求新生！即便此举使臣粉身碎骨，若能使陛下警醒，使社稷稳固，臣……万死无悔！”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已有几分哽咽，却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这番话语，已超越了简单的财政之争，直指统治集团的责任与担当，字字泣血，句句惊心。
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面色阴沉，久久不语。他欣赏姜淮的才干与忠心，更明白其所言切中时弊。
然而，他终究是皇帝，需要平衡朝局，需要维系皇族与勋贵的支持。最终，他做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实则已是对姜淮极其不利的裁决：
肯定姜淮“忠心可嘉，锐意任事”，但指责其“操切过急，有失大臣之体”。着即免去其户部本职，外放为陕西布政使，即刻离京赴任。
陕西，虽非蛮荒之地，但远离政治中心，且此时正面临西北蒙古部落侵扰、内部财政困窘、流民问题突出的多重困境。
旨意下达，有人弹冠相庆，有人扼腕叹息。姜淮平静地接旨谢恩，未有半句怨言。
离京那日，并无百官相送的热闹场面。只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实干派”官员，在城外长亭默默为他斟酒饯行。
姜淮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目光依旧坚定地望着西北方向：“无妨。既食君禄，便当为民分忧。
陕西亦是国土，百姓亦是赤子。在哪里，都是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做事。”
他登上马车，再无回头。车厢内，他闭目沉思。此次挫败，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改革之艰难，非一人一时之力可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