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坚复先生云：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还有许多人相信「定命论」的。
中国的星相学就是完全以定命论来推断人们的一生遭遇。
欧西的定命论者，看来不及中国星相学家(即命理家）以阴阳干支来作极细微的分析，但对于定命的见解也深信不疑。
比如一个妇人到帽店买帽子，翻来覆去选择，花了许多时间才决定买其中一顶，在定命论者眼中，则视为庸人自扰，以为她在进入店门之前，已经冥冥中肯定那一顶属于她所有的了。
译文：
坚复先生说：在科学昌盛的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多人相信“定命论”。
中国的星相学，就是完全依据定命论来推断人一生的经历和遭遇。
西方的定命论者，看起来不如中国星相学家（也就是命理家）用阴阳干支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对“命运早已注定”这一观点也深信不疑。
比如有一位妇人到帽子店买帽子，反复挑选，花费了很多时间才决定买其中一顶；在定命论者看来，这是庸人自扰，他们认为妇人在走进店门之前，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那顶帽子是属于她的了。
注解：
“坚复先生”为文中提及的观点持有者，具体身份未明确，此处按原文称谓直译。
“定命论”指认为人的命运由先天因素决定、无法通过人力改变的理论，是全文核心讨论的概念。
“星相学”此处特指中国传统命理术，非西方占星术，原文括号中“即命理家”已明确其与“星相学家”的等同关系。
“阴阳干支”是中国传统命理分析的核心工具，“阴阳”为古代哲学对立统一概念，“干支”即天干（甲、乙等十天干）和地支（子、丑等十二地支），用于标记时间、推演五行生克。
“庸人自扰”指本来没有问题却自找麻烦，此处体现定命论者对“人主动选择”的否定态度。
原文：
按：上说只个妇人当是命定有金钱购帽，命定有知识选帽，否则必不能手持钱囊步入帽店之门。
语云：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况有金钱购帽，而又具知识以选帽乎。
《寄蜗残赘》云：人生富贵贫贱悉由命定，即身后荣辱亦命中所注。
世人群尊关帝，设于在曹之日，或遇害，或病殁，后世谁亮其心，乌知其忠肝义胆冠绝古今哉。
至秦桧之恶万世唾骂，然上书二帅千余言，慷慨激烈，必欲立赵氏之后。
即令李若水辈执笔为之，亦不过如此。
设当时触怒被杀，得不指为宋室忠臣乎?
关帝不死于曹，以成其忠。
秦桧不死于金，以成其奸。
命中早定，人自不知耳。
译文：
按语：上面所说的那个妇人，本该是命中注定有金钱买帽子，命中注定有分辨能力挑选帽子；否则她必定无法拿着钱袋走进帽子店的门。
俗语说：每一顿饮食、每一点得失，没有一样不是早已注定的。
更何况是拥有金钱买帽子，还具备分辨能力挑选帽子这种事呢？
《寄蜗残赘》中说：人一生的富贵、贫贱，全由命运注定，即便人死后的荣耀与耻辱，也是命中早已注定的。
世人都尊崇关羽（关帝），假如他在投靠曹操的时期，要么被杀害，要么因病去世，后世谁能明白他的本心，又怎么会知道他的忠肝义胆是古今第一呢？
至于秦桧，他的恶行被万世唾骂，但他曾给两位元帅上书一千多字，言辞慷慨激昂，坚决主张拥立赵家（宋朝皇室）的后代。
即便是让李若水这类（忠臣）提笔写，也不会比这更好。
假如当时他因言辞触怒他人而被杀死，难道不会被视作宋朝的忠臣吗？
关羽没有死在曹操麾下，因此成就了他的忠名。
秦桧没有死在金国，因此成就了他的奸名。
这些都是命中早已注定的，只是人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注解：
“按”是古代典籍中常见的“按语”，指作者或注者对前文内容的补充、评论或阐释。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是传统俗语，强调细微之事皆由命运决定，常被用于支撑定命论观点。
《寄蜗残赘》是清代学者梁章钜所着的笔记体着作，内容多涉及历史、民俗、议论等，此处引文用于佐证“生死荣辱皆由命定”的观点。
“关帝”即关羽，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后世被尊为“武圣”，是“忠”的象征；“在曹之日”指关羽暂时投靠曹操的时期，史载其“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其忠肝义胆的体现。
“秦桧”是南宋奸臣，以陷害岳飞闻名，被视为“奸”的代表；“二帅”指当时南宋的军事统帅（具体所指需结合历史背景，此处按原文“二帅”直译）；“李若水”是北宋末年忠臣，因反对金国立张邦昌为帝而被杀，此处用其代表“忠臣”，与秦桧形成对比。
原文：
又如中东方面，许多伊斯兰教徒也深信定命的。
认定一个人的穷通得失，命运是铸定了，不能以人力争的。
这种观念可能造成英勇战士，也可能造成奇懒的人。
当你相信在战场之中，每一炮弹枪弹只打死该死的人，不该死的不会遭危害，你自然地会英勇向前，无所畏惧。
当你将一切委之于天命，饿死不饿死，都是命也。
你自懒得去为生活而奋斗。
英勇战士与懒人的分野，只差一线。
译文：
又如在中东地区，很多伊斯兰教徒也深信定命论。
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穷困通达、所得所失，都是命运早已铸就注定的，无法通过个人努力去争取改变。
这种定命观念，可能造就英勇无畏的战士，也可能造就极度懒惰的人。
当你相信在战场上，每一颗炮弹、每一颗子弹只会打死那些命中注定该死的人，不该死的人不会受到伤害时，你自然会英勇地冲锋向前，没有丝毫畏惧。
当你把一切都托付给天命，认为会不会饿死都是命运决定的时。
你自然就会懒得为了生计去努力奋斗。
英勇的战士和懒惰的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只有一线之隔。
注解：
“中东方面”指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教徒的主要聚居区域之一，此处点明定命论在不同宗教、地域的存在。
“伊斯兰教徒”即穆斯林，其宗教教义中包含“前定”思想（即“信前定”，认为万物皆由真主预先决定），与文中“定命论”核心观点一致。
“穷通得失”是传统汉语词汇，“穷”指穷困、失意，“通”指通达、得志，“得失”指获得与失去，整体代指人生的境遇变化。
“分野，只差一线”强调同一观念（定命论）因个体理解、践行不同，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体现观念对行为的影响。
原文：
按：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程注：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
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
张文端公《聪训斋语》云：人生祸福荣辱，自有一定命数，确不可移。
审此，则利可趋而有不必趋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
利害之见既除，而为君子之道始出。
上说只个战士，不怕枪炮打死，见害不避而能英勇作战，固可算是君子。
只个懒汉，不怕饥寒饿死，见利不趋而能守分安贫，更可算是君子。
如果战士而见害必避，怕枪炮打死，势必弃甲抛戈，望风披靡。
懒汉而见利必趋，势必寡廉鲜耻，强取诈骗。
此非君子，直是小人，天地间又何取乎此类小人耶?
译文：
按语：孔子说：不懂得命运，就无法成为君子。
程颐（或程颢，宋代大儒，合称“二程”）注释说：懂得命运的人，是知道有“命运”存在并且相信它的人。
人如果不懂得命运，就会看到危害必定躲避，看到利益必定追逐，这样怎么能成为君子呢？
张文端公（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一生的灾祸、福气、荣耀、耻辱，自然有一定的命数，确实无法改变。
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些利益可以追逐，但也有不必追逐的利益；有些危害应该躲避，但也有无法躲避的危害。
抛开对利益和危害的执念后，成为君子的方法才算真正显现。
上面所说的那个战士，不害怕被枪炮打死，看到危害不躲避，还能英勇作战，固然可以算是君子。
那个懒汉，不害怕饥饿寒冷甚至饿死，看到利益不追逐，还能安守本分、甘于贫穷，更可以算是君子。
如果战士看到危害必定躲避，害怕被枪炮打死，就一定会丢弃铠甲、放下武器，一遇到敌人就溃败逃跑。
懒汉看到利益必定追逐，就一定会不顾廉耻，通过强行夺取、欺骗等方式获取利益。
这样的人不是君子，简直是小人，天地之间又怎么会需要这样的小人呢？
注解：
“孔子曰”引文出自《论语·尧曰》，是儒家关于“知命”与“君子”关系的核心观点，强调“知命”是君子的重要素养。
“程注”指宋代大儒程颐、程颢（合称“二程”）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其注释对后世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此处引文用于阐释“知命”的含义。
“张文端公”即张英，清代康熙年间官员，谥号“文端”，《聪训斋语》是其写给子孙的家训，内容多涉及修身、处世、治家等，此处引文用于佐证“命数不可移”的观点。
“见害必避，见利必趋”指面对危害一味躲避、面对利益盲目追逐，是儒家所批判的“小人”行为，与“君子”的行为准则形成对比。
“弃甲抛戈，望风披靡”形容军队溃败的狼狈状态，“寡廉鲜耻”指没有廉洁之心、不知羞耻，均为贬义词，用于批判“不知命”者的行为。
原文：
《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所谓居易俟命者，素富贵，行乎富贵。
行乎富贵者，即见义勇为，济人利物，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也。
素贫贱，行乎贫贱。
行乎贫贱者，即谨身节用，服劳谋食，正己而不求于人也。
素患难，行乎患难。
行乎患难者，即造次不违仁，颠沛不违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也。
果能如是，上可不致怨天，下可不致尤人。
尊尊卑卑，父父子子，小之则梦稳心安，大之则家齐国治。
以视小人行险，而徼必不可得之幸者，一安一危、一顺一逆，岂可以道里计哉。
译文：
《中庸》说：君子安居于自己的处境来等待命运的安排，小人却铤而走险去谋求非分的幸运。
所谓“安居于处境等待命运”，是指处于富贵之中，就按富贵者的身份行事。
按富贵者的身份行事，就是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去做，帮助他人、有益事物，身处高位不欺凌地位低下的人，身处低位不攀附地位高贵的人。
处于贫贱之中，就按贫贱者的身份行事。
按贫贱者的身份行事，就是约束自身言行、节省用度，通过劳作谋求生计，端正自己的品行而不向他人乞求。
处于患难之中，就按患难中的处境行事。
按患难中的处境行事，就是在仓促急迫时不违背仁，在流离困顿中也不违背仁，面对钱财不随便获取，面对危难不随便逃避。
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对上不会埋怨上天，对下不会责怪他人。
敬重地位尊贵的人、谦待地位卑微的人，父亲尽父亲的职责、儿子尽儿子的职责，从小事来说，能睡得安稳、内心平静；从大事来说，能让家庭和睦、国家安定。
比起那些铤而走险、谋求根本无法得到的幸运的小人，君子与小人一个安稳、一个危险，一个顺遂、一个悖逆，二者的差距怎么能用路程来衡量呢？
注解：
《中庸》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相传为孔子之孙孔汲（子思）所作，核心思想是“中庸之道”，此处引文是儒家关于“君子”与“小人”对待命运不同态度的核心论述。
“居易以俟命”是儒家“知命”思想的具体体现，“居易”指安于自身所处的境遇，不妄求、不妄动，“俟命”指等待命运的自然安排，与“行险以徼幸”（小人行为）形成对比。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中，“素”指“平素、本来处于某种境遇”，三句强调君子应根据自身境遇践行相应的道德准则，不脱离实际妄为。
“造次不违仁，颠沛不违仁”指无论在何种紧急、困顿的境遇中，都不违背“仁”（儒家核心道德准则），是君子修身的重要要求。
“尊尊卑卑，父父子子”指社会伦理秩序，“尊尊”即敬重尊贵者，“卑卑”即谦待卑微者，“父父子子”即父亲尽父责、儿子尽子责，是儒家倡导的社会秩序核心。
“道里计”指用路程的远近来衡量，此处用于强调君子与小人在境界、结果上的巨大差距，无法用具体尺度衡量。
总结：本章节主要讲了。
《命理探源》中“定命论与孪生子”章节围绕八字命理的核心矛盾展开：若八字完全相同的双胞胎命运存在差异，是否意味着定命论不成立？
袁树珊通过理论辨析与实践经验，提出以下核心观点：
一、定命论的辩证性
袁树珊并未完全否定定命论，而是强调八字作为先天框架的基础作用。
他认为，八字揭示的是命运的潜在趋势，而非绝对结果。
例如，双胞胎的八字虽相同，但人生轨迹的差异恰恰证明命理需结合后天变量综合判断。
二、双胞胎命运差异的命理解析
1. 日主强弱分判
袁树珊提出以八字日主强弱为核心依据：若日主旺盛，则后出生者命运更优；若日主虚弱，则先出生者占优；若日主平和，则二者命运层次相近。
这一理论通过五行能量的动态平衡，解释了双胞胎在先天禀赋上的细微差别。
2. 时辰得气深浅
传统八字以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但袁树珊指出，双胞胎出生的先后顺序可能导致“得气深浅”不同。
例如，阳日阳时出生的孪生兄弟，兄长因得气更纯而运势较强；阴日阴时出生的则反之。
这种分判方法将时间精度细化到时辰内部，突破了传统四柱的框架。
3. 阴阳属性与性别交互
袁树珊结合性别与阴阳属性分析：
孪生兄弟：阳日阳时兄强弟弱，阴日阴时弟强兄弱。
孪生姐妹：阳日阳时妹强姐弱，阴日阴时姐强妹弱。
龙凤胎：先男后女且阳日阳时则兄强，先女后男且阴日阴时则姐强。
这一规则将性别差异纳入命理模型，强调阴阳五行对不同性别的作用力差异。
4. 时柱十神的长幼影响
时柱十神的属性会因出生顺序产生不同效应：印星、比劫对先出生者影响更大，而官杀、财星、食伤对后出生者更显着。
例如，时柱为财星的双胞胎，后出生者可能更早获得财富机遇。
三、后天因素的调节作用
袁树珊认为，即使八字相同，以下后天变量会放大命运差异：
1. 地理环境：出生地的风水格局、家庭方位分布（如长幼分房）会影响五行气场。
2. 教育与家庭：父母对长幼的不同期待、资源分配会塑造性格与机遇。
3. 配偶与社会关系：双胞胎配偶的八字差异、社交圈的能量交互，可能导致人生路径分化。
4. 姓名与积德：名字的五行补益、家族阴德积累，亦能改变运势走向。
四、命理实践的启示
袁树珊通过双胞胎案例，强调命理分析需遵循“参以人情物理”的原则。
他批判了僵化套用八字的做法，主张命理师需结合山川风水、心术善恶等综合判断，并鼓励命主通过后天努力调和先天不足。
这种辩证思维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为传统命理学注入了实践理性。
五、对定命论的超越
袁树珊的论述本质上是对定命论的修正：八字揭示的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双胞胎的差异证明，命运是先天禀赋与后天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以“闰鱼随年支变换形态”的自然现象类比，暗示命理规律如同自然法则，既有稳定性又具动态调适空间。
综上，袁树珊通过“定命论与孪生子”的讨论，构建了一套融合先天命理与后天变量的综合分析框架，既维护了八字理论的根基，又为个体能动性预留了空间，体现了传统命理学在近代科学冲击下的自我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