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激荡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三军的命运跌宕起伏，其经历的每一段征程都充满了艰辛与传奇。这一切，要从那支充满壮志豪情的红二军团说起。
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声如划破夜空的惊雷，震动了华夏大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派贺龙、周逸群同志奔赴湘鄂西地区。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在这片土地上燃起革命的烽火。到达湘鄂西后，他们迅速组织起湘鄂边前敌委员会，深入群众，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武装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也宣告成立，成为了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时光来到1930年2月，鄂西地区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革命武装顺势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这两支英勇的部队，如同两颗闪耀的星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逐渐靠拢。同年7月4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陡湖堤胜利会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两支队伍合为一体，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担任军团总指挥，他那坚定的眼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让战士们充满了信心；周逸群出任政委，他以坚定的信仰和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为部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孙德清担任参谋长，他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敏锐的战略眼光，为作战出谋划策；柳直担任政治部主任，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提升部队的凝聚力。红二军团下辖二、六两军（四军改为二军），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六军军长是黔东思南县人旷继勋，政委为段德昌。此时，整个军团拥有一万余人，士气高昂，军威赫赫。两军会师后，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洪湖、湘鄂边、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相互连接，组成了广袤的湘鄂西根据地。同时，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也宣告成立，标志着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地的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0年下半年，“立三路线”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革命的天空。其执行者取代了周逸群同志对二军团的领导，在“左”倾冒险主义“夺取长沙，攻占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错误战略的支配下，红二军团脱离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踏上了攻打设防坚固的湖南省城长沙的艰难征程。长沙城高墙厚，敌人防守严密，红二军团在这场战斗中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在湘鄂边的杨林市作战中，红二军团不幸失利，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在鄂西一带辗转作战长达半年之久，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931年2月，历经磨难的红二军团终于到达湖北长阳县枝柘坪进行休整。在这艰难的时刻，部队进行了缩编，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简称红三军）。下辖三个师，原红二军编为第七师，红六军编为第八师（后来又将洪湖地区的革命武装编为第九师）。贺龙担任红三军军长，邓中夏出任政委，汤慕禹担任参谋长。从这一刻起，红三军的番号正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它承载着革命的希望，也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此后，红三军的番号一直沿用到1934年10月，直到与红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才恢复为红二军团的番号。
在红三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下，到1932年初，湘鄂西苏区迎来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时期。苏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到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区域，主力红军连同地方武装扩展到三万人以上。根据地内，百姓安居乐业，积极支持红军的斗争，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敌人对洪湖根据地发动了多达四次的残酷“围剿”。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仅仅进攻洪湖根据地的兵力就达到了十万之多。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红军将士们毫不畏惧，奋起抵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众我寡，红三军被迫撤到湘鄂边，洪湖根据地最终沦陷，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夏秋，蒋介石再次集结百万之师，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派遣大量兵力向湘鄂边疯狂围攻。红三军将士们虽拼死血战，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但终究难以抵挡敌人的凶猛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再次陷落。红三军再次失去了依托，部队人数锐减到3000人，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被迫在湘鄂川黔边界展开游击斗争。
这一系列的挫折，究其主要原因，是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同年2月，党中央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工作，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统一领导湘鄂西的党、政、军事务。夏曦在“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彻底失败、敌军大举围攻洪湖中心区域之际，又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得红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处处被动挨打。最后，洪湖根据地就这样葬送在这种保守的战略手里。夏曦同志命令红三军仓促突围，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转战，行程七千余里，于1933年初艰难地到达湘鄂边。此时，红三军已从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余人，部队元气大伤。
更为严重的是，夏曦同志为了进一步推行其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他取消了红三军各师师部，把全军编成五个团，由军委分会（主席夏曦）直接指挥，这实际上取消了红三军军部，也排斥了军长贺龙同志对部队的领导。贺龙同志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的领导对于红三军至关重要，而夏曦的这一做法，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指挥和战斗力。此外，夏曦同志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对湘鄂西苏区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在1932年春夏、1932年底、1933年春、1933年春夏，连续进行了四次肃反扩大化。在肃反过程中，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被错杀，这些干部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牺牲，严重地削弱了红军自己的力量，使得红三军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更加艰难。最终，这一系列错误导致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红军不得不辗转作战，寻找新的根据地，以保存革命的火种。
红三军进入黔东的印江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界的活动，引起了各地官吏豪绅的极大恐慌。他们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向上呼吁，请求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军阀刘湘、王家烈、何健、徐源泉等，也迭电国民党中央告急。蒋介石得知情况后，于1934年1月由南昌行营电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主持“会剿”。一时间，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险恶的斗争形势日益压缩了红三军的活动范围。在这危急时刻，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湘鄂川黔边，再度进行军事转移，进入川黔边境活动。
连年的南北转战，让红三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部队减员严重，武器装备匮乏，战士们疲惫不堪。但在这艰难的处境中，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为革命提供坚实的依托。1934年5月9日，红三军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战斗——智夺彭水。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军的将士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一举歼灭敌人一营，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这一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让战士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当时，红三军准备就地建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然而，彭水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背山面水，易攻难守”，如果在此建立根据地，一旦敌人进攻，红三军很容易陷入绝境。1934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红三军决定乘胜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军。1934年6月1日，红三军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成功攻占黔东重镇沿河县城。占领沿河后，部队本应暂时休整，恢复体力。但沿河县城分距乌江两岸，背靠大山，形势与彭水相似，不利于扼守。而且，黔军李成章旅，付恒忠部，川军达凤岗旅，湘军周燮卿旅正向沿河进逼。在这紧急关头，红三军当机立断，决定抢在川湘之敌尚未形成包围圈之前甩开敌人。1934年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出敌不意向南直下，经酉阳的龙池、唐家溪，松桃的猫山、麻阳，印江的鸡母溪进抵刀坝。印江县伪县长张廷泽得知红军进入县境，吓得魂飞魄散，便弃城仓惶逃至思南。刀坝是印江、沿河、松桃、酉阳、秀山五县交界的小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北进可到酉阳的南腰界，西经凉风岭可到沿河的小井，东经来安营可达松桃的火烧桥，南下经木黄即可进入印江梵净山。红三军来到刀坝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应群众的要求，红军处决了刀坝伪区长李天治，为民除害，大快人心。还派兵到来安营捉拿伪区长陈文澜，虽未成功，但也让当地的反动势力闻风丧胆。红三军的到来，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犹如春风化雨，让“神兵”斗争重新焕发生机，摆脱了受官吏、豪绅利用和封建迷信支配的地位，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红三军进入印江时，部队规模已大幅缩减，只有两个师（七师、九师），三个团，共三千多人。当时的组织序列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夏曦；红三军军长是贺龙，他始终坚定地带领着部队，在艰难中寻找出路；政委是关向应，他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为部队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谋长是汤福林；第七师师长是卢冬生，政委是朱绍田；第九师师长是钟炳然，政委是廖汉生。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任，在印江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征程，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