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战斗集体，随即挺进湘西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以段苏权为书记的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以王光泽为师长的黔东独立师为主体，为策应主力红军东进，坚守黔东革命根据地，以梵净山为依托，开展殊死的保卫战，付出了重大牺牲。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在黔东地区的玉屏、万山、铜仁、江口、石阡、思南等地，再燃革命烽火，并开创了石（阡）镇（远）黄（平）革命根据地，开展系列革命活动，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革命影响更加扩大。
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一、红二、六军团创造新苏区方针的制定
（一）中央红军长征至湘粤桂边时的形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由江西瑞金突围，经会昌、信丰、大庾向湖南转移，与敌苦战周旋于湘粤桂边境。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与潇水之间。为了摆脱困境，中央红军从情势上需要红二、六军团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此时，由于红六军团的到来，黔东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因根据地开辟时间不长，粮食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有困难，且地域狭小，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迂回作战。川黔边中共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地形复杂，情况不明，也不利于红军向川黔方向发展。到底向何处发展？怎样才能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呢？红二、六军团领导层冷静地分析、判断，最后认为：湖南湘西一带，地处敌人翼侧，有武陵山脉作依靠，进可威胁沅陵、常德，以至长江的交通，退可凭借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据险固守，生息发展。如能在澧水和沅水流域上游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有利于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湘西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红二军团活动过的地区，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人民革命要求强烈；加之贺龙在这一地区亲友多，地方势力多畏服，陈渠珍部也有所畏避，红军只要不触及其利益，“剿贺”一般都采取两面态度。况且，湘西各派势力关系复杂，矛盾很大；驻军只有陈渠珍部和四五个地方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寄食于陈门下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等4个师，约4000多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
（二）合成一个战略单位及部队整编
1934年10月24日木黄两军领导人会议后，当天在松桃县石梁，任弼时、贺龙、夏曦对两军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实施木黄会师时提出的战略决策，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积极行动，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向敌人兵力空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永顺、桑植和龙山地区进军，造成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和长江水上交通的局面，更多地钳制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局面。红二、六军团只有8千多人，若两军单独行动，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完成上述任务，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从松桃县石梁去酉阳县南腰界的途中，正式将两军团行动计划报告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月27日，两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接着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两军团今后的战斗任务。随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也作了讲话，鼓励指战员英勇奋斗，打开新的局面，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同日，鉴于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等错误，且“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肖克、任弼时、王震电请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任分革军委会主席，肖克、任弼时副之。
此时，国民党军廖怀忠、李成章部已进到根据地东侧的松桃乌罗。红二、六军团如直接向湖南凤凰、乾城前进，必然会受到黔敌侧击。且湘敌又在松桃、秀山之间布防，敌第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湘黔边境的茶洞阻截；松桃木岩河船少水急，敌人防守严密。由于历史原因，凤凰、乾城和松桃东部一带，系苗族、土家族聚居地，且受军阀陈渠珍控制。陈握有重兵，武器多且精良，凭借上千座碉堡和长达百多里的边墙，以抵御外部进入。红二、六军团进取此道，无必胜把握，于是制定了“袭取四川酉阳，进入湘鄂边地区，占领永（顺）、保（靖）、龙（山）、桑（植）”1 的战役计划。
根据集中统一向湘西进军的方针，红二、六军团进行了整编、调整。经中革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随六军团行动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改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后为甘泗淇）。同时，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后为冼恒汉），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后为郭鹏），政委袁任远（后为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明，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仍由肖克、王震任军团长和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夏曦）。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三团。两军会师后，恢复和健全了红二军团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部队的力量得到了整合。作为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贺龙和任弼时，从大局出发，为整合、提高两军团的战斗力，将原红六军团的政治部改为红二军团的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新的政治部，先后从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充实政工干部队伍。从二军团中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六军团任基层军事指挥员，同时把红二军团原来被夏曦无端关押的干部全部解脱，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两军会师后，经过整编、调整，成为一个团结战斗集体，虽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两军的威信都很高，因而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革命根据地，从南腰界出发，实施东进的战略计划，开始湘西攻势。在酉阳龙山道上的蚂蝗井时收到中革军委10月26日的复电。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经过再三考虑，两军团向中革军委提出：“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为了甩开敌军，红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首先进攻川东的酉阳。10月30日，分兵两路，互相策应，将敌军西调，乘虚迅速地通过了酉阳县城。11月3日，东出四川，经湖北的来凤进入湖南的龙山县境。7日，一举攻占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两军团在永顺城休整1周后，退出永顺。16日，取得十万坪（龙家寨）战役的胜利，毙敌1000多人，俘敌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吸引并巧妙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军调动过来，大大减轻了正在湖南苦战的中央红军的压力。17日，重占永顺，后又乘胜占领桑植、大庸、保靖、慈利等县广大地区，从而，不仅实现了占领永、保、龙、桑的战略计划，击溃了敌军15个团，消灭了4、5个团的有生力量，而且打乱了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根据党中央电示，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县永定镇成立，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等为委员。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由贺、任统一指挥。同时还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12月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后，领导湘鄂川黔边各族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从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具有极大意义。”1 至此，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一、中共黔东特委成立和黔东独立师重新组建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实施东进湘西战略计划的同时，两军团领导人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实现两军团的会师起了重要作用；要发展、扩大根据地的范围，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仍然是基础。它有梵净山这个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经过革命锻炼的根据地干部和战斗考验的地方武装，是红二、六军团东进的战略后方。因此，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特区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2 为此决定：
首先，建立中共黔东特区委员会，负责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成员由红军干部及印江、沿河、松桃等县地方干部组成，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段苏权任特委书记。第二，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会同各区、乡游击队，坚持黔东斗争。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独立师师长，段苏权兼任政委。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辖3个团：第一团以原黔东独立团为主体，团长秦贞全；第二团由原德江独立团组成，团长潘xx；第三团由原川黔边独立团改编，团长马吉山。独立师总人数700余人，其中地方独立团500多人，红六军团留下的伤病员200多人。武器有重机枪16挺，轻机枪2挺，步枪300余支。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派第五师达凤岗旅和田冠五所率的独立旅驻守川黔边境；割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派周燮卿旅向南腰界急进。当红二、六军团向湘西挺进时，达凤岗部已进至沿河晓景一带，周燮卿部抵达川黔边境南腰界、晓景一带。黔敌傅衡中旅及达凤岗部已向沿河城方向开动。王家烈声称要把红军“追出黔境百里以外，与川、湘友军围剿。”1 并率特务团到达思南，任命刘民杰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团（团长戴玉堂）、第三团（团长周相魁）、第十团（团长宋华轩）进至松桃红石板一线；另一路由前敌指挥王天锡率第五团（团长李维亚）、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第九团（团长罗习斌）进至印江天堂至松桃火烧桥一线，以第十三团（团长袁锦文）驻印江刀坝。面对于己十余倍敌军兵力围攻的态势，黔东特委和重组的黔东独立师，把巩固、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作为实施红二、六军团东进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把如何牵制敌人，策应军团主力东进作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独立师成立后，当即从南腰界出发，大张旗鼓地挥师向西南方向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
二、以梵净山为依托的游击保卫战
（一）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守战
在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之前，国民党湘、鄂、川、黔当局在重庆成立了“剿共联防指挥部”，将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为重点“剿共”、“防共”区。各省建立了团防机构，四川成立了民防总指挥部。刘湘还“价拨”了1万多支枪械给酉、秀、黔、彭四县，仅酉阳一县就有8千人枪。贵州则成立了全省保卫团，各县、区成立团防指挥部。湘、鄂两省亦建立了相应的民团组织。敌人施行所谓“军团合一”（即军队与民团合一）。“剿共联防指挥部”由刘湘任总指挥，贵州的保卫团由王家烈兼理。各地民团的头子多为反动军队中的大小头目。如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即万山）民团指挥杨德村，原是黔军第一师的参谋长；思南、石阡、印江、沿河民团指挥周世勋曾是黔军旅参谋长。许多又是土匪头子，如青溪县的保卫团队长蒋云青、彭德胜就是当地着名的匪首。“军团合一”实质上就是兵匪合一。在独立师回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这伙熟悉情况和地形的民团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围攻独立师。这样一来，包围红军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部2个团于晓景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景一带；西面，黔敌第三师第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这伙熟悉情况和地形的民团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围攻独立师。这样一来，包围红军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部2个团于晓景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景一带；西面，黔敌第三师第四旅杨畅时部控制从沿河至土地坳各要地；东面，川敌田冠五旅及秀山杨卓之民团在龙潭、清溪一带，以及松桃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6个团和驻刀坝的第十三团共7个团；南面，黔敌姜兴尧1个团驻德江张家湾一带。敌人四面围攻，紧缩包围，妄图压迫留守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于狭小地域消灭之。
自红三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后，川、湘、黔敌军趁根据地一些区、乡军力空虚之机，又一次进行大规模“围剿”。根据地不断被敌占领，红色区域越来越小，从方圆200余里缩小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人口3万余”，仅剩下12个区的范围。“地方武装扩大的3000名新战士，缩小了一半。”在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后，黔东苏区大部分区域已被敌军占领。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带领的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坝、白石溪、谯家一带中心区活动，处境十分困难。因此，中共黔东特委决定坚决迎击来犯之敌，保卫苏区，同时，更多地牵制“追剿”红军主力之敌。
10月29日，独立师从南腰界出发，返回黔东苏区中心区，进入沿河晓景、三合、铅厂坝一带。11月初，在淇滩、沙子坡、小河场一带抗击川黔敌军从北面和西面的进攻，在土门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杨通显1个营。之后，黔敌又从西北、西南发起进攻，独立师、游击队在枫香溪、袁家湾、张家湾、印山堡等地与黔军激战，新组建且装备低劣的独立师及游击队，不畏强敌，勇猛拼杀，以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基本完成了滞敌，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的任务。王家烈得知黔军在黔东苏区接连受挫，急令尾追红二、六军团的黔军速返黔东，与川、湘敌军“围剿”独立师。这样，敌军兵力达到10多个团，加上返回根据地的反动民团，近万余人。“敌人还控制了四周的县城和小场镇，严密监视群众，不准与独立师和游击队联系，使独立师、游击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
天大的困难难不倒红军，难不倒独立师。11月8日，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赶到沿河县瓦厂坝，召集附近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下达分头行动，保卫苏区，牵制敌人，策应军团主力东进的战斗任务。11月10日，由于川敌达凤岗旅又占沿河晓景，特区政府和黔东独立师面临左右夹击之势，于是决定各部转移到印江沙子坡集中，然后转入梵净山打游击。
独立师主力转移梵净山后，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转入深山密林进行游击活动，利用有利时机不断袭击敌人，与梵净山的斗争遥相呼应，打乱了敌军追击红二、六军团的部署。敌报称：“近因残匪（指红二、六军团）离黔东未远，尚在湖南龙山里耶，军队恐匪窜回，悉驻防边地防堵，军方内顾不遑，而沿河境内游击队数百仍得啸聚山林……”。在松桃的田坝一带，由伍永孝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集中在荞子湾洞内，转入地下斗争。不久受到浑泉民团袭击。敌人大肆搜捕流散红军和游击队员，伍永孝等只得分散转移梵净山区隐蔽。印江、沿河、德江的游击队在敌人分割包围和不断“清剿”中顽强地坚持了2个多月，尽管后来黔东革命根据地终被敌人占领，但是，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并未中止。敌人妄图用最短的时间占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计划未能得逞。黔东特区的革命红旗巍然屹立。
（二）以护国寺为中心的游击战
独立师与优势的敌人苦战了10多个昼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六军团的东进。由于连续战斗，指战员极度疲乏，弹药奇缺，加之敌人四面封锁，给养困难，形势更加不利。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中心步步进逼，如果再与强敌周旋，不仅独立师实力消耗更大，而且难于摆脱敌人包围。因此，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的领导层进一步商讨了行动计划，决定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以有利的地形为依托，开展游击战。各区、乡游击队留在本地坚持活动，独立师从外线将敌人引开，减轻根据地的压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以下部署：瓦厂坝附近的区、乡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留在根据地内继续活动；独立师各部迅速到印江沙子坡集中。行动之前，布置两支后卫部队：以第一团（黔东独立团）担任左翼后卫，阻止黔敌姜兴尧和杨畅时的追击；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等率领的黔东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工作人员为右翼后卫，以防川、湘敌人的追击，掩护主力撤后跟上独立师，向梵净山前进；对重伤病员，也作了适当安置。
11月10日，黔东独立师主力在师长王光泽、政委段苏权率领下，从印江沙子坡出发，经酸菜、洪溪到达天堂。在此打了2户土豪，把没收的财物分给了群众。11日，进抵木黄。12日，独立师经木社、锅厂、芙蓉坝、坪所、亚盘岭进入梵净山西麓的张家坝、烂泥坳、洞佛寺等地。13日，到达护国寺一带。进入梵净山后，师部驻护国寺，第三团（川黔边独立团）驻守大园子，第二团（德江独立团）驻守苏家坡，第一团（黔东独立团）完成阻击任务后也顺利到达，驻守张家坝、烂泥坳一带。为防止敌人从东面偷袭，保卫师部的安全，警卫连分别向茶店、钟灵寺、凤凰山、马槽河一带派出警戒。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位于印江、江口、松桃三县结合部。是着名的佛教圣地。这里峰峦叠嶂，古木参天，地形复杂。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曾以此为屏障开展斗争，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这里进可攻，退可守，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师决定以护国寺为中心，开辟游击区，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的斗争相呼应。
独立师在梵净山立足后，积极备战，在各交通要隘和各团驻地构筑了简易工事，挖战，垒掩体，用树木设立路障，还准备了雷石等自卫武器。为解决弹药缺乏的困难，特地搬来制作鞭炮的工具，赶制了一批炮仗，待战斗时点燃爆响，迷惑敌人，以壮声威。与此同时，组织精干队伍筹备粮草，解决部队给养。由于护国寺座落在梵净山的中间地带，群众主要以耕种山地、打猎和采集山货为生，粮食本来就十分缺乏，加上已进入初冬时节，储备粮食就成为独立师最重要而又最紧迫的任务。独立师除了在苏家坡、大园子、团龙等地打土豪外，先后组织几批征粮队下山征粮。由于白天行动目标太大，征粮队都在晚上进行，往返百多里，既要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又要对付当地民团，要得到一批粮食上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师长王光泽亲自组织了100人的征粮队，一次在夕土坝（永义）的征粮中，牺牲战士18人。尽管如此，独立师在几天的时间里还是征集了上万斤粮食。
在独立师备战期间，敌人已完成了“围剿”的部署。李成章部在印江民团东防大队长张汉如和缠溪民团大队长任纶也的配合下，从印江永义经张家坝向独立师进攻；柏辉章部纠集江口苗王（德旺）区区长梅克金，带领该区的乡丁、壮丁从金盏坪经狮子岩向护国寺进攻，同时在梵净山东侧的马槽河、回香坪一线布防以截断独立师的退路，妄图将独立师困死于护国寺一带。从11月中旬开始，敌人不断进犯。15日，独立师在苏家坡与张汉如民团作战，同时又在关口岭与黔军刘营接火；16日交战于交流塘；21日激战于烂泥坳。敌人的几路进攻都被独立师一一击退。
独立师主力转移到梵净山的同时，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陈正国和沿河独立团政委胡宏升等率领的特区保卫队、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200余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11月15日从白石溪出发，拟到沙子坡随独立师之后撤向梵净山，经枫香园时遭敌伏击，牺牲8人。遂改道入川去湘寻找军团主力。在印江茅草盖，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秦育青说：“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大家要多带点干粮，到南腰界追赶大部队去。”16日，经小狼坝、梯子岩、胡家坝、安家坝等地向来安营前进。在胡家坝遭民团拦截，损失不小。行至下寨坝时，又遭印江北上区民团大队长安永成部的跟踪追击，北下区区长陈文澜闻讯后，命区大队长陈文会率队拦击，还鸣锣为号，聚众围攻，前后夹击，情况危急。这时，有的战士提出点火烧房以转移敌人的目标，便于突围，被秦育青等断然否决，表示宁可全部牺牲，也万万不能烧毁一间民房。是夜，趁敌人停滞不前之时，冲出包围。进入来安营的塘房坳，又遭当地土豪陈沛然、陈文藻所率民团与陈文澜部的合围，胡宏升及20多名战士当场牺牲，24人被俘，其中21人不久被敌惨杀。由于前进道路被阻，遂决定沿川黔边的秀山、松桃进入湘西。这样，辗转经松桃的岩柯坝、化稿坪、椿木坪，进入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沿途又遭张云梯民团的拦截，大部失散，秦育青、李庚开等60余人被俘，最后到达坝芒的红军李政委、女红军张吉兰等干部战士，在岩粪坨的一山洞里全部落入敌手，除少数战士脱险外，全部遇难。
11月23日，“围剿”红军的黔军李成章部第二团和印江民团近2000人，分三路同时向驻守在苏家坡、大园子、护国寺的黔东独立师主力进攻。一路从磨龙上枫香坪至团龙；一路从江口苗王翻越龙门坳到苏家坡；一路从永义、张家坝抵烂泥坳。独立师第一团在敌人正面攻击，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动撤离烂泥坳，退至山腰的帝母庙，敌军又集结重兵向帝母庙的阵地发起冲锋，一团英勇反击，坚守阵地，不少战士壮烈牺牲。此时，另两路敌军占领了大园子、苏家坡后，对帝母庙阵地实施合围，截断了一团的退路和与独立师主力的联系。独立师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分散突围，在突围中，除部分阵亡或被俘外，其余退守护国寺。这里地势开阔，不易歼敌，特委书记段苏权与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研究决定放弃护国寺，撤至地势险要的钟灵寺。撤退中，与敌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独立师亦损失严重，仅师部通讯班就伤亡5人，连长王立寿牺牲，战斗后，不少战士失散。这时，独立师只剩下了不到300人的队伍，入冬后的梵净山大雪即将来临，红军战士尚身穿单衣，敌人又封锁了下山的要道，给养极度困难，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而黔军柏辉章部一路从江口苗王推进到梵净山脚的坝梅寺一带，另一路从松桃向寨英急进，江口县的民团也上山配合“清剿”，对独立师又成包围之势。独立师再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此期间，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游击队均已转入深山密林中，独立师已是孤立无援。由于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黔东，东进湘西已27天，黔东独立师掩护主力，牵制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冲出绝境，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黔东特委决定，独立师应抢在黔军合围部署就绪之前，撤出梵净山向松桃方向突围，到湘西寻找主力部队。
黔东独立师突围
（一）石号坡战斗
11月24日，黔东独立师实施突围。部队在段苏权、王光泽率领下，经拜佛台、棉絮岭、大尖峰、金刀峡，越过梵净山顶峰进入江口县境，又经回香坪、鱼坳、马槽河、瓦溪到达快场，其间在马槽河处决了土豪张老喜、张思瑞；然后由凯岩、凯文抵松桃县落满、寨英一带。捉住了柏辉章部到此催办军粮的两名副官，了解到孟溪未驻有正规军，只有区队防守，敌情相对薄弱，当即进占普觉，封锁消息。26日凌晨，出敌不意地袭击了孟溪区公所，缴获步枪14支，子弹200多发，还搜出一面国民党旗帜。为了迷惑敌人，部队打着这面旗帜，顺利到达大路。驻大路民团30多人以为是“省军”过境，不及提防，被一举吃掉，同时活捉厘金局1名卡员，根据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地处决，平了民愤。接着，进入四川省秀山县境。秀山驻兰桥的敌军听闻独立师到来，慌忙逃跑，部队顺利占领兰桥，同时向邑梅派出侦察员，掌握敌情。邑梅（梅江）是秀山重镇，驻有杨志鹏保警中队30多人，镇公所乡丁10多人，企图拦击。部队迅速占领镇外的制高点飞山庙，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中队向县城溃逃。独立师政委苏权在率领师部通讯班冲入邑梅镇时，被埋伏于街边的乡丁放枪打穿右踝骨，骨头碎裂，不能行走，通讯员李通珍迅速将他背离阵地隐蔽。独立师攻占邑梅后，处决了盐商吴二毛，将没收的盐巴分给了穷人。
11月27日，王光泽率领部队折向西南，从枞树岭、芭蕉溪等地进入松桃县的净岘，通过瓦厂、五里牌、九龙，拟从迓驾进入湘西。但途中于张坝堰受到伪区长姚雨珍和民团龙海清等土豪武装的追击，至新庄，天黑下雨，后卫遭尾追的民团袭击，5名战士牺牲。先头部队抵达迓驾附近的石号坡，又受到民团麻秀成部拦截，前后之敌形成了对独立师的夹击。此地山大坡陡，路险林密。由于天已黑，细雨淋沥，雾罩浓弥，隐藏在密林中的敌人不断射击，竭力阻止独立师东进。尾追之敌渐渐逼进，处境十分不利。第三团团长马吉山率领一个排担任阻击任务，掩护主力前进。经过几小时英勇激战，因敌众我寡，地形生疏，弹药耗尽，战斗失利。马吉山和20多名战士牺牲，第二团潘团长失散不明。鉴于敌情和任务，王光泽流着眼泪，命令干部和战士将段苏权抬出战场，到老百姓家中隐藏疗伤，自己率部继续前进，进入秀山县的雅江，半夜到达化溪，虽然粒米未进，但为不惊动老百姓，部队在阶檐、院坝宿营。
（二）川河盖遭遇战
11月28日拂晓，独立师经龙井坳、红岩，沿星子岩的悬崖峭壁而上进入川河盖高地。川河盖位于川湘边界，常年云雾迷漫，多股团匪长期占据在此，各霸一方，搜刮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独立师冒着大雾疾进，准备以最快速度进入湖南境内，行至大板场时，突遭民团文代章、刘九河的拦截，同时杨卓之部又追至。独立师仓促应战，战斗中，大部被敌冲散，余部沿周家沱、一碗水、干坝子一线退至龙家寨。为有利突出重围，师长王光泽决定分两路突围：一路由第一团团长秦贞全带领，一路由王光泽率领。两部在迂回行进中，多次遭到肉塘土匪王尊禄、涌洞乡团防军的袭击，秦贞全、邓吉星等几十人先后进入湖南的保安、保靖的野猪坪一带，向永顺方向前进，终于找到了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王光泽率领的一部被敌人冲散，在部队整体撤出已属不能的情势下，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潜伏转移湘西。王光泽在老百姓帮助下，化装成农民向湘西转移，在上川路上,因口音差异,被敌发现,不幸被俘。
王光泽,湖南省衡山县吴集乡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靠帮工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经常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不满四岁的弟弟病饥而死,刚出生的妹妹无法养活忍痛送给他人。王光泽幼年时帮地主看牛,后投靠舅父学木工手艺,出师后在攸县做木工活,帮助家庭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黑暗的社会深恶痛绝。1922年到县周围乡镇做木工活时,受到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投身革命。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苏维埃政权,被选为腰陂乡苏维埃政府工会主席、赤卫队长,1931 年腰陂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区警卫连后担任副连长、连长,1932 年调任茶陵县警卫营营长。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任团长。不久,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为五十三团,继任团长。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时,率部随军转战进入贵州。在与敌人作战中,他指挥沉着,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爱戴。被俘后,被送到酉阳龙潭田冠五旅部关押。敌人捉到了红军师长,欣喜若狂,一方面邀功请赏,另一方面软硬兼施,妄图逼供诱降。王光泽坚贞不屈,每次审讯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革命的道理，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敌人的一切企图未能得逞。同年12月21日,川军总司令刘湘向田冠五传蒋介石命令:“就地枪决”。临难时,王光泽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敌人慌忙朝他口中开枪,两颗门牙被打掉,最后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强敌进行了1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既要同于己十几倍之敌作战,又要对付地方反动势力的骚扰,还要筹集军需粮饷,在这些斗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牵制了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之敌。此期间,红二、六军团主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深人到湖南中部和西部,积极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在龙家寨大捷后,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这段悲壮历史,段苏权这样说:
回顾坚持黔东斗争的这段历史,虽然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而未能继续坚持住根据地斗争的原因:敌人在“围剿”红三军和追击六军团的过程中,各路敌军已调往黔东,云集于该地区,形成了包围；第二,黔东独立师刚组建即与各区、乡游击队连续投入战斗,毫无喘息之机,敌人四面封锁并轮番进攻,使我粮食极度困难和消耗我军战斗力；第三,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川、湘军阀配合下决心不让我在黔东立足,避免贵州“沦为江西第二”,投入了大量兵力,并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民团和土匪的勾结,使本来还属于统治薄弱的黔、湘、川边,形成了强大的反动力量；第四,黔东独立师的力量较小,采取外线作战后,未能引开大量敌人,使敌得以紧缩包围,攻占黔东苏区；第五,黔东特区窄小。正如贺老总在南腰界会师大会上向六军团战友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来这里是找后方的,后方是有啊!可没想到就在脚板上,在草鞋底下。”总之,处在革命低潮,红军长征生死存亡的时刻,留下少数武装和伤病员建立根据地,实践证明大都是不成功的。1
在中共黔东特委的领导下,黔东革命根据地以独立师为主体的坚守斗争,出色地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的任务,使两军会师后能较快地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黔东人民对英雄的独立师充满崇高敬意,对英烈寄托无限哀思。2
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斗争
(一)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
红二、六军团主力和黔东独立师先后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和各地土豪劣绅纷纷返回根据地,杀气腾腾地组织“清乡队”,叫嚣“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凡参加游击队不投案自首的,隐藏红军伤员不报的,分得衣物田产不如数退还的,给红军带路联系不说的,一律斩尽杀绝”,实行“房屋烧光,人畜过刀”的血腥屠杀。敌人一方面在舆论上掩人耳目,划原根据地区为所谓“劝化宣抚”区域，另一方面却采取“点天灯”、“猴子扳桩”、“灌辣椒水”、“打风摆柳”、“破头尖”等残暴手段，杀戮红属，镇压群众，大批红军伤病员、苏维埃干部、支红分子等惨死于敌人的屠刀和酷刑之下。
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等率领的特区保卫队、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200多人，在转移途中于印江来安营与毛坝区长陈文澜等匪部战斗失利，24名战士被俘，其中9人被敌人当场用马刀活活砍死，15人被投入狮子山营盘关押。关押期间，2名被吊在树上，用烧红的炭火烙胸膛和腹部折磨而死；8名被逼跪在被红军镇压的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刽子手将他们的头皮割破，用流出的鲜血蘸在“钱纸”上搞“挂红祭坟”而死，另2名在拷打中被杀，仅3人幸存。受害者均被沉尸消坑。沿河县淇滩区游击队员蔡海生，在与“还乡团”的战斗中，因腿部受伤被俘，敌人开膛破肚，将内脏挂在树上，让鸟叼吃。甘溪乡苏维埃主席兰辅廷的头颅被“还乡团”砍掉后悬挂在树上示众。毛田坪原是200多户的大村寨，被国民党“别动队”烧毁100户，10多个苏维埃基层干部被剜眼、割耳、剖腹掏心。印江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扬落入白石溪“清乡队”的魔掌后，被敌人敲开头盖骨，灌上桐油、灯草，点火焚烧，名曰“点天灯”，其痛苦之状，惨不忍睹。兰克寨乡苏维埃主席黄前兆被敌人用锥子活活刺死。枫香溪区保卫队长王邦俊，因叛徒出卖被捕，大地主王观品用刺刀戳穿他的两只手心和两肩锁骨,在押送黔军刘翰吾旅部途中,王邦俊英勇不屈,于枫香溪街头就义,敌人将他的心肝掏出,舌头割掉,暴尸荒野。许多乡苏维埃干部和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就这样惨死于敌人屠刀之下。
敌人不仅杀害根据地干部,而且连家属也不放过,有的被满门杀绝,有的即或幸免于难,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松桃永安土地堂苏维埃代表田应中一家三口,被区长田素贞杀绝。印江坨寨游击队副队长赵佐怀被“清乡队”杀害,妻子背着3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老林躲藏,母亲悲愤郁结,双目失明。坪底侯家沟游击队员侯世农父子被杀后,房子被烧,耕牛和财物遭洗劫。为了免遭屠杀,不少群众被迫逃亡他乡。印江红木树40余户农民,有12户被逼逃亡。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黔东。
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清乡队”的严密搜捕下,一批批根据地干部和红军伤病员落人敌手。其中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140多人被捕后解送贵阳,宁国学在途中被杀害于石阡；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旧寨坝区革委会肃反部部长杨伯昌等,被俘后遭敌严刑逼供,威武不屈,壮烈牺牲；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战斗失利,被俘80多人关押在秀山县监狱,受尽了折磨。在这种险恶情况下,有的苏维埃干部不得不暂避他乡。印江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冈帮人为生,8年后才敢返乡；风谷岭乡苏维埃主席黄廷章,在思南等地流落了7年；游击队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12年；德江县长堡乡游击队员熊崇学为免遭土豪报复,在外躲避6年后回家,但仍遭当地土豪砍伤,押到火岩门狮子口活活推下坑中摔死；黔东特区革委会委员刘本玉从监狱逃出,历尽艰辛回到家乡湖北荆门。黔东军民为保卫根据地,配合红二、六军团主力行动,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歌。在根据地创建和保卫过程中,黔东军民付出了重大牺牲。1
(二)军民誓死保卫革命成果
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根据地人民英勇不屈。一些红军伤员在临刑前,高喊“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只要干人得解放,为了革命死也乐!”表现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视死如归的革命品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清乡队”队长黄仁佑抓去,逼他供出红军情况和交出武器,他“死都不认”,遭到严刑吊打,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他给儿子孔永安留下了一份遗嘱:
“民国甲戌年,水田坝火烧宅孔朝廷任农会主席。红军去后,孔朝廷被黄仁佑吊(抓去),考(拷)问朝廷:红军有多少人? 孔朝廷说:人多我数不清楚。又问:枪有多少? 孔朝廷说:枪有的是。黄仁佑说:将孔朝廷捆去吊打！孔朝廷死都不招认。孔朝廷身体受伤，已不得好了。孔永安，你今后要好好读书，我红军队武（伍）很多，等到我红军队武（伍）回来，你一定要替我伸冤报酬（仇）。孔永安，你要与土毫（豪）彻底斗争下台（到底）。”
孔朝廷对儿子的临终嘱咐，表现了一位苏维埃干部爱憎分明，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也代表了千千万万坚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爱护工农红军，红军热爱根据地人民。在创建根据地时期，军民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在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红军转移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黔东独立师在梵净山坚守斗争中，不少群众为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煮饭、打草鞋，积极协助生产火药。农民简才英（女）在帮助制火药时不幸失火烧死。在部队撤离黔东特区时，有的随军行动，女游击队员张国云一家母女三人随队伍行走，被敌打散后流落他乡。根据地人民为保护红军伤病员，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流落他乡。沿河枫香园游击分队队长符公章，将在保卫“省政府”战斗中负重伤的8名红军战士保护起来，抬到家里疗伤，精心照料，亲如手足，面对反动军队的大搜捕、大屠杀，不顾危险将他们转移到深山癞子岩隐藏起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全部落入敌手，7名同志惨遭杀害，仅女红军贺咏珍幸存下来。为此，他被抄家、毒打，在当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逃到余庆县，靠帮人求生。一部分红军伤病员在根据地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终于逃离虎口,重返部队。黔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在秀山邑梅负伤后得到车田村李木富的救护,将他藏在半月形的小山洞里,用草药医治,经过20多天的养息,渐有好转。为了寻找主力,段苏权决定离开,临行前,当地木匠师傅苏士华特地做了两根拐杖相送。段苏权靠沿途乞讨回到茶陵养伤,后到了延安,继续新的革命征途。
根据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了大量革命文献。沿河彭家山游击大队长彭德英、彭仕国把红军发的委任状一直保存了下来。印江风岩、架井田的群众保存了一批最珍贵的文献,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14件。其中,旧寨坝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就保存了6件；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恩收藏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珍藏了“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1枚。沿河田坝的群众保存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通告·黔字第一号》、《通告·黔字第二号》及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政治教材之一的《苏维埃建设》等材料。印江木黄的农民密藏了苏维埃货币,德江泉口乡田景怀将红军赠送的衣服珍藏了近20年。红二、六军团会师时,在松桃石梁写下“庆祝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打倒国民党”的大幅标语,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当地老百姓擦掉,石梁群众用巧妙的方法盖住标语,骗过了敌人,使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革命历史的见证。根据地流传着许许多多革命歌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群众在心里,或是在茫茫的黑夜,默默地记着、唱着,使《贺除害》、《红军是天兵天将》、《莫忘红军恩情多》等数十首歌谣得以流传下来,他们怀念与红军的鱼水深情,追思火热的革命年代。
斗争的烈火在继续燃烧。经过革命锻炼的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当敌人象野兽般地扑来时,他们拿起棍棒、大刀和长矛同敌人拼杀到底。松桃县关子门6名游击队员,在队长符公荣带领下,坚持斗争,被敌人围困在鸡毛塘的山洞里,敌人在冲杀和诱降无效的情况下,采用火攻,全体队员宁死不屈,集体赴难,壮烈牺牲。大土坪乡苏维埃副主席杨光顺,当土豪郎金波纠集几十人枪包围他家时,以一支鸟枪和一门土炮在屋里据守,机智勇敢地对付敌人,后逃离家乡,寻找红军。德江杨昌波、熊兴仁等不畏强暴,在长堡乡的土溪一带再办神坛,重建革命武装,“张贴布告”,“向邻捕杀(国民党)区乡长”,1使惊魂未定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沙子坡游击大队长蔡海华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沿河、松桃、秀山一带,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