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红三军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经红三军和黔东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而共同创建起来的。这块独立完整的根据地的开辟过程,不仅反映了创建根据地的艰巨性,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不仅为湘鄂西失败后转战千里、损失巨大的红三军创造了休整、发展的条件,使自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后,艰苦奋斗、屡遭挫折的红六军团能有目标地向黔东进发,得以实现同红三军胜利会师,并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而且为红二、六军团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红军征战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黔东军民创造了一整套基本经验,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培植了独特的黔东革命精神,给黔东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一、根据地的内涵及特点
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各项建设工作便随之展开,形成了开辟根据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主要抓了党政建设和武装斗争,开展了土地革命、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反“围剿”斗争,抓了财政金融、交通邮电、商业贸易等经济工作,发展文教、卫生等事业。黔东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建立、发展和壮大,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党的建设在逐步克服“左”倾错误影响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加强,是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红三军入黔时,部队的各级党、团组织早已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解散,当时全军登记在册只有4名党员。尽快恢复红三军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成为根据地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前提条件。枫香溪会议后,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下,恢复建立了军党务委员会、军政治部和团以上的政治机关,大部分党员经过重新登记,恢复了党籍。在恢复军队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基础上,又从根据地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在此期间,停止了在红三军中的错误“肃反”，党组织成为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为加强苏区党的建设，还制发了“关于共产党组织在秘密环境下的活动方式”等文件，并为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作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以后，又成立了中共黔东特委，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坚守斗争。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进一步弘扬。
（二）从实际出发，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体现了根据地民主建政的特色
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红军干部，以“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主要采取先组织农民小组，由小组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出总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乡苏维埃政权，凡一乡之事，均由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苏维埃政府执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红三军还采取办短期训练班等形式，培养苏维埃干部，积累政权建设经验。17个区、100多个乡革命政权的逐步建立，使黔东贫苦人民政治上翻身当家做主人，特别是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云贵地区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产生了重大革命影响。
（三）加强革命武装建设，努力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是根据地宝贵的建军经验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是重新恢复军队中的党、团组织，重建政治机关和政治制度，很快消除了军内因“肃反”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阴影，开展了党、团员重新登记和发展党、团员工作，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质。二是改造具有迷信色彩的“神兵”队伍，组建地方武装，并适时过渡为红军正规部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红军到达黔东后，随即提出与以农民为主体的“神兵”武装建立革命的联合，对其进步头领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混入“神兵”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洗、镇压，对代表工农群众的“神兵”领袖则加以重用。在团结、改造“神兵”武装，建立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川黔边5个独立团，组建成红三军黔东独立师，标志着地方武装向正规红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三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的力量随之进行整合，从红二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到红六军团任基层指挥员，又从红六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二军团担任政工干部，使这两支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红军队伍力量得到整合和加强。四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重新组建的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承担了策应军团主力进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保卫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四）较为彻底地实行给黔东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土地革命，是根据地的显着特点
根据黔东地区大部分土地被地主豪绅分割占有的状况,以及黔东人民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并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红三军在黔东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及相关文告,大力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又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在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推翻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五)制定和实施符合黔东实际的民族政策,是根据地各族人民共同求解放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第一次实施了党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专门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联合苗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剥削阶级的压迫,帮助苗族组建游击队,成立乡苏维埃,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并为各族人民所拥护。在党的正确引导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许多苗族、土家族等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献身革命,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民族政策的实施和民族工作的开展,消除了长期以来封建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黔东这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建立起一种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根据地范围内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氛围。
(六)武装建设的开展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成为根据地迅速扩大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地建立了以红军为主体,地方游击队、保卫队为补充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些革命武装力量在黔东人民的配合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开展了艰苦的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国民党川、湘、黔三省军阀计10多个团兵力的联合“围剿”下,红三军领导机关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的指示,各区、乡苏维埃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在反“围剿”中采取“避实就虚”、“分进合击”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保卫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和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胜利成果。
(七)统筹兼顾,服务战争,服务群众,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是根据地完整性的重要标志
黔东革命根据地重视发展工业、交通、邮电等事业,加强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发展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在苏区具体工作中,提高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武装保护交通,保护当地邮局和邮差的安全、保证邮件畅通；保护合法的商业贸易,成立消费合作和粮食合作社，保障根据地食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废除旧的苛捐杂税，建立了崭新的累进税制度，减轻人民的负担；创办苏维埃小学，使苏维埃公民享受文化教育的平等权利；组建红军医院，还义务为根据地群众治病，根据地人民第一次享受了公益医疗卫生保障。各项事业建设有声有色，相互促进，全面发展。
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式取得的。在全国数十个革命根据地中，除部分着名的地域较广的根据地外，大部分是一些小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就是其中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云贵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规模虽然不大，存在时间也不太长，但在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时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之火，点燃了云贵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革命烈火，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坚持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正确道路，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有生力量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1 由于部队电台丢失，基本上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重大问题及重大军事行动，无法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的指示也难以迅速到达并加以贯彻落实；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连续四次的“肃反”扩大化，使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撤消政治机关的严重程度，广大党员和红军干部长期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中，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为彻底摆脱这一困境，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新苏区的决定，将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切实转入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上来，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要求，开展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党和红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地方工作等有了根本转变。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项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既保存和发展了湘鄂西以来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也开创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2
(二)为红军创造了休整和发展的条件,促进了人民军队建设,提高了红军的军政素质
红三军自退出洪湖苏区以后,由于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长期处于流动和游击状态,连续奔波作战得不到休整,特别是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给养非常困难,常常缺吃少穿,濒临绝境。在黔东开辟了根据地,红三军才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得到休整。红军在黔东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黔东人民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子弟兵,积极支持红军队伍建设,将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去当红军,仅几个月的时间,红军在黔东地区就吸收4000余名新战士,队伍壮大改变了初到黔东时那种“枪多人少”的现象。红三军在黔东期间重视军队干部建设,开办红军干部培训班,一批批红军干部通过培训和锻炼,被提拔到党、政、军各领导岗位,担负起指挥部队战斗、保卫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等重任。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开办红军学校,举办流动训练班和办《红星报》等形式,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从而达到提高部队整体素质的目的。红军与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对敌,部队的战斗力、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都得到很大提高。“肃反”扩大化的停止,部队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后的重大转变。历史证明，“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是万分必要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1
（三）实现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进入贵州，意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在石阡甘溪突与湘、桂、黔敌军遭遇，部队被截成三段，各部虽然分别冲出重围，但处境相当困难。在这种严峻情况下，继续寻找黔东苏区，成为红六军团各部的重要目标和迫切期望。贺龙、关向应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黔东苏区各族人民积极筹备粮草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终于实现了两军于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使红六军团终于得到一个落脚点。如果没有黔东特区这块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红三军的主动接应，红六军团的处境是不可想象的。贺龙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时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都配上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2 会师后，两军形成了一个战略突击单位，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相机发动了湘西攻势，牵制了敌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从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使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
（四）黔东的革命实践和持续斗争，为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曾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由于种种原因条件不具备，未能付诸实施。经历若干挫折后，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黔东苏区的重大决策，并成功地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有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木黄实现胜利会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东征，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将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红军主力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支撑，而且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所形成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后来新根据地的迅速开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黔东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更是直接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五）在云贵地区首举苏维埃红旗，锻炼了黔东人民，播撒了革命火种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为建设根据地和保卫红色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红军主力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后，黔东军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作出了重大牺牲。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来源于党和红军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黔东人民心中。后来，当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踏入这块红色土地时，很快就掀起新的革命风暴，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拓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敢于斗争，勇于革命的地方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黔东各族人民在党的南方局和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武装，发扬当年红军开辟根据地的革命精神，继承根据地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民族独立和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继续革命，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斗争。为黔东的解放，为当家做主人，黔东各族儿女谱写了壮丽的历史新篇章。
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
一、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红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严格执行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惩治贪污蜕化行为，保持革命队伍纯洁、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与黔东人民同甘共苦，促进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畏牺牲的豪情壮志
红军在黔东宣传革命理论，革命真理在黔东一经传播，就坚定了黔东人民的革命信念。波澜壮阔的“神兵”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神兵”转变成革命战士。傅怀忠受贺龙的重托，转运盐巴和药材到苏区，途中落入敌手，至死不屈，被誉为“特别交通员”。红军女游击队员贺咏珍与敌周旋中，在森林里吃树皮草根，坚持战斗半个月。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毁房逐民，滥杀无辜，企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根据地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沿河水田坝乡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敌抓去吊打，坚贞不屈，在遗书中教育其子“要与土豪彻底斗争下去……红军坚决不投敌人的降，等红军回来，你一定要替我伸冤报仇。”革命正气凛然。
（二）群众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
红军是创建根据地的主力军，群众纪律是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军民关系的基础。红三军在黔东的各次战斗中，从不毁坏民房，误伤群众，特别强调：烦劳群众的事情给以酬金，部队驻军不要民众办招待，市场交易中公平买卖，按时价付款。群众耳闻目睹，感受到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自觉地摆脱反动宣传的影响，陆续返回居住地，参加革命活动。红军和苏维埃干部积极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关心特别困难群众的生活，赠送衣被和其他日用品，平时款待卖柴卖菜的群众，而群众也愿意把黄瓜、四季豆等蔬菜挑到红军驻地进行交易。看到伤病员的痛苦，老百姓送来草药、药方。干群关系融洽，军民鱼水情深。为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尚质，年已六十多岁，仍率领数十名群众组成担架队，亲临战场运送伤员，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军民的鱼水情。
（三）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
黔东历史上，苗族人民深受“赶苗夺业”迫害，而“毕兹卡”（土家人）也被赶入山林，数十万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把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作为政府的一个根本工作方针，在《关于苗族问题决议》里就明确指出要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嫌隙，建立亲密的联合，共同反抗土司的压迫等任务。贺龙、关向应等红军领导人亲自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沿河土家族工商业户深受鼓舞，自愿筹资支援红军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更是根据地长期性的工作。松桃严家坡区10个乡苏维埃政府中，苗族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40%。土家族歌谣《十杯酒》中唱到“到处成立苏维埃，革命成功万万代”。红军写下的“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有力见证。
（四）同甘共苦，艰苦创业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艰苦的环境中开辟的，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顽强苦斗。黔东人少、地少，老百姓很穷，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给养。军民通常有粮吃干饭、粮少吃稀饭，无粮吃野菜，红军把有限的浮财分给群众，而老百姓把上山采摘的野菜捐给红军。军民甘苦与共。地方的游击队、自卫队边打仗，边耕种，还要为红军家属割谷、为群众代耕等，印江天堂就有一支专为红军提供粮草、保障作战需要的给养队。群众深信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服穿”的军队，是“干人”（穷人）的队伍，因而自愿献铜铁支持红军作修理枪械用，有的群众还帮子弟兵打草鞋、送铺草。军民十分亲近。经过红军干部艰苦工作，地方武装迅速得到发展。如沿河独立团就是红军干部贺炳炎带领干部大队的一个班到沿河上坝，深入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努力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五）严厉惩治贪污蜕化，保持革命队伍纯洁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令，加强干部组织纪律、形势政策等教育，建设一支纯洁的革命队伍。财政经济工作中严禁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或中饱私囊，贪污、盗窃财物，犯者重罪。打土豪所获的财物要交公，这是一条铁的纪律。个别红军干部或游击队长因偷拿一匹布，私扣一斤粮，暗藏一只手镯，数量虽少，但触犯法令，被依法惩处。如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杨秀章，因贪污被撤职。一般来说，发现有贪污盗窃行为者，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启发其革命阶级觉悟，或在公众曝光，发挥群众的革命权力，进行批判处理；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职，或处以极刑。同样，为确保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巩固革命队伍的阶级团结，对革命队伍内的蜕化变质分子绝不姑息。特区征粮部长方锡之与敌勾结，出卖特区情报、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包庇土豪劣绅、一战士因丧失革命斗志，与一个有钱财的寡妇姘居等，均遭到严惩。
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既是黔东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又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成为黔东人民的宝贵财富。
（一）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
千百年来，黔东各族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农民起义斗争，虽然打出的旗帜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主体都是由贫苦农民组成，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农民起义既有反抗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面，也有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一面。由于斗争的目的仅仅局限于反抗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仅仅为取得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而没有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远大目标；采取以信奉上帝，依托鬼神，靠搞封建迷信活动等落后方式组织群众，而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制定代表工农劳苦大众长远利益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确立为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奋斗目标，更没有建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等，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黔东农民斗争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193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及党所领导的红三军来到黔东，就担负起领导黔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红军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颁布各种纲领及法律法规，指导和推动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充分体现了党和红军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使黔东人民的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黔东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黔东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实行工农专政，广大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反抗封建剥削阶级统治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是黔东农民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
（二）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走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革命事业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纲领和革命目标以后，还要靠人民大众共同行动起来，将目标变为现实。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与红军表现出空前的阶级团结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经过党和红军的教育，黔东人民懂得了革命必须拥有工农自己的武装、靠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认识到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和土豪劣绅等少数人之所以敢于压迫广大的劳苦大众，就是因为他们有反动军队作后盾，有官府撑腰，各自都豢养一批地方武装对民众进行镇压。黔东人民吸取先辈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受红军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农武装队伍，方能把土豪劣绅打倒。因此，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军独立团、游击队和自卫队等地方工农武装。地方工农武装一般由红军干部担任政治委员，制定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军事训练，制定严格的纪律，配合红军作战，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根据地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红军在帮助黔东人民建政建军的过程中，与黔东人民结下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之情。黔东人民爱护红军、拥护红军，纷纷把青壮年送到部队当红军，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甚至用生命保护红军。在此期间形成的军民鱼水情，不仅解决了黔东人民拥有自己武装的问题，而且解决了红军自身的发展壮大的问题，红军与黔东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成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发挥了黔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重大革命影响。
（三）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团结、教育和引导群众，由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人
在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建立了黔东历史上崭新的人民政权，即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是革命的胜利成果。苏维埃运动采用人民政权形式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黔东革命根据地苏维埃运动在黔东乃至整个云贵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地人民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从不理解到逐步理解直至深信不疑，这是黔东人民政治信仰的一个质的飞跃。苏维埃制度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确立后，根据地人民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充分运用政治权利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出孙秀亮、陈正国、秦育青等工农兵优秀代表人物，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黔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制度，以实际行动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各项主张，为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扞卫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在黔东苏维埃革命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军政干部和英雄人物，他们不仅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说明，人民的政权得由人民自己去创造、建立，人民的政权靠人民自己去维护、扞卫，人民只有掌握了自己的武装，才能组建成自己的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穷苦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解放。
黔东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红军与黔东人民在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中，培植和孕育了黔东人民引以为豪的黔东革命精神。其内涵主要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奋发图强；依靠群众、为民谋利。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革命精神，激励黔东人民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黔东革命老区精神成为鼓舞黔东人民继承革命传统，为“富民兴铜”大业勤奋工作，努力拼搏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一）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
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黔东人民和红军指战员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红三军的图谋。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国民党调集湘、桂、川、黔军队协同“围剿”苏区，妄图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苏区军民共同奋战，前仆后继，进行上百次战斗，虽然付出两千多军民牺牲的沉重代价，但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与“围剿”，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中，黔东人民尤其要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发扬红军当年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积极投身各项改革中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为黔东经济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红军部队在没有固定给养供应的情况下，军民没有几天吃过饱饭，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薪水，更没有购置家产，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几千红军战士的衣食住行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正常运转，红军帮助群众种地收割，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社会环境、人民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黔东人民仍然要倡导艰苦奋斗精神，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革命传统，发扬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做到居安思危、戒奢尚俭。
（三）团结协作、奋发图强的精神
红三军之所以能在黔东建立根据地，所依靠的是一种团结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黔东人民永远忘不了：在红六军团石阡甘溪战斗失利后，贺龙亲率大军长途跋涉百里外接应，两军团会师后，贺龙代表黔东军民，为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备了马匹等等动人的故事。黔东人民永远也忘不了：红军为百姓挖穷根，而百姓自己吃野菜、树皮，把仅有的粮食送到红军军营的一幕幕感人的情景。因为有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各民族团结，才有根据地的巩固和拓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黔东人民仍然需要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树立大局观念和中心意识，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协调关系，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互相支持、团结协作，摒弃各自为政和只顾局部的狭隘思想，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奋发图强、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四）依靠群众、为民谋利的精神
在黔东苏维埃运动中，红军与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红三军帮助人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人民拥护红军，自觉为红军护理伤病员，传送情报，纷纷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当红军。全面推进黔东小康社会，每个党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坚持了群众路线，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才能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才能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提炼出来，变成我们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才能使人民增产增收，推进黔东小康社会、和谐铜仁建设。
英勇的黔东军民创造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培植了黔东革命精神，这笔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激励老区各族人民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