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地及其周边的民族结构
黔东革命根据地，地处黔、川（渝）、鄂交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2 居住着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等2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大，且各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化习俗。这些少数民族中，苗族还有自己的语言。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特别深重，苗族同胞饱受反动政府和军阀推行的“赶苗夺业”暴政的压榨，他们是黔东各民族中受苦最深，遭遇最惨的民族。在苦难的日子里，为了民族的生第七章 统战、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生存，他们铸就了顽强的反抗精神。早在清朝咸丰年间，松桃猫山苗民举起义旗，聚众数千，反抗清王朝的暴政。他们攻营汛，杀官兵，打得清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这次苗民暴动，虽然被清军镇压下去，但是反抗精神则根深蒂固地留在广大苗族人民的脑海里，直到1934年，这里一直没有“净化”过。北伐时期，贺龙部队曾驻防黔东，与松桃苗族同胞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为以后贺龙所率工农红军在苗族地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颁布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族解放工作。早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的主张；192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又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931年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中又强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这些方针政策在黔东苏区得到大力贯彻和实施。
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在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时，结合黔东实际，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把民族工作问题特别对苗族工作问题摆在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同等重要位置。1934年7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把苗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交大会研究，大会作出了六项决黔东革命根据地史议，其中一项就是《关于苗族问题决议》。
《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指出：“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完全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关于少数民族的态度，特别反对国民党军阀白崇禧、王家烈、陈渠珍等对于苗族的屠杀。因此对居住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与自由。”代表会议宣布执行以下的政治纲领：“联合苗族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之土司等的压迫；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国家的土地（如屯田）由贫农中农平均分配；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文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住居在苏区的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
从《决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受苦受难的苗族群众，是红军联合的对象，是革命的同盟军。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解放与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期民族政策的核心和目的，也是红军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项任务和目标。要使苗族同胞获得彻底的解放和自由，“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文化”既是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也是苗族同胞自己的任务。千百年来，黔东苗族在长期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但由于他们处在原始的生活状态下，没有能力去创造自己的文字。“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成了黔东苗族同胞的千古憾事。《决议》把使用苗族文字、发展苗族文化作为红军和苏维埃的一项任务提出，表明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尊重少数民族，并真心实意地帮助，使之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于各民族之林的民族，无疑深得苗族同胞之心，深得黔东各族人民之心。因此，这一任务的提出，对于实现黔东“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民族的界限和嫌隙”，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正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体现。
三、《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实施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颁布后，在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首先，红军宣传队在根据地范围内书写和张贴了大量的标语。“实行民族平等”、“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和屠杀”、“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等标语到处可见。松桃苗族自治县永安乡一农户的墙上至今还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红军践行了“全力帮助苗族得到解放与自由”的诺言。其次，红军所到之处，尊重苗族风俗习惯。参与对歌时，遵循苗家“同姓不对歌”习俗，“恭喜嫁娶，多送粮食、祝贺添丁，多带鸡酒”的习俗，红军驻地及其附近适逢举行“农涅”、“颇果”、“然绒”等苗家特有的祭祀活动，苏维埃都要派代表前往恭贺。红军行军过寨，始终遵照贺龙军长发布的“途经苗寨不准开枪，不准随意进门”命令，成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表率，苗汉人民实现了“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的局面。第三，帮助苗族同胞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卫组织。红军派出姜昌芝、李庚开、黄家文等干部到苗族聚居地，经过短暂时间的发动，成立了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和猫山、寨地、大土坪、麻阳、天堂、坝木、钟鼓坡、黄泥堡、浑泉、五官坝等10个乡苏维埃，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游击队和自卫队，实现了“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和“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的目标。
第四，组织苗家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土地革命运动的旗帜下，苗家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土地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严格执行了苏维埃颁布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在苗族聚居地打土豪52户，没收土地挑，每人平均分得土地5至7挑不等，苗家贫苦农民从地主土豪那里收回了自己开垦的土地，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的目标。第五，选拔培养苗族领导干部。“政治路线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各级区、乡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之际，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非常明确地指示，在苗族聚居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要从当地苗族同胞中推举担任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严家坡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特区革命委员会任命苗族农民郎永章担任主席，苗族农民胡兴奎担任副主席，所辖10个乡苏维埃政权中，苗家工农优秀分子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就有34人，占这里干部总数的50%以上。另外，所成立的猫山、浑泉等游击队，多数队员是苗族青年，而田坝、岩柯两支游击队，队长、副队长是优秀苗族青年，且全部队员都是苗族青壮年，这些地方建立的苏维埃自卫队的干部和队员，绝大多数是苗族。实现了“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的目标。第六，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红军在军事行动中，得到当地少数民族支持和帮助。1934年8月7日，贺龙决定消灭对苗族地区苏维埃政权有极大威胁的盘踞在玛瑙洞的反动区长及其武装。玛瑙洞处在玛瑙山山腰，洞深且宽，还有岔洞，能容下2000多人，周围还可周旋，反动区长胡兴魁裹胁了40多个群众，妄图凭借自己有100多人武装和天险，且战且躲，扰袭苏区。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消灭胡兴魁武装，红七师主攻部队找来当地苗族同胞作向导，苗族同胞详实介绍了山上、洞中的情况后，红军选派精悍战士由洞口中顶悬索吊人炸掉洞口，进而占领洞口，搜索前进，一举全歼了守敌，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
这次胜利是红军和当地苗族同胞并肩战斗的结果。贺龙在战斗胜利后站在玛瑙山上感慨地说：“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啊！”
四、《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重大影响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总结工作指出：“开展苗族中的工作，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人，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土司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与苗族苏维埃共和国，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和平与自由。”由此可见，《决议》的颁布与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决议》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黔东的具体体现，是黔东各族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千百年来深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获得翻身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决议》规定了苗族同胞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各项权利，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苗族工作，而且为黔东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地的开创与拓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于黔东各民族创建苏维埃政权，跟着红军闹革命发挥第七章 统战、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他事业的发展了指导作用。虽然《决议》的内容是关于苗族的问题，但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同样的，提出“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苏维埃在帮助苗族的同时，按照《决议》的精神，也帮助了黔东土家、侗等其他少数民族。
《决议》规定了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其他地位问题。少数民族只有有了政治地位，才谈得上翻身解放；只有有了土地，才谈得上经济地位，也才能挖掉穷根；只有有了自己的武装，才能保卫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只有有了文化，才能保证本民族的文明与发展，乃至独立于各民族之林。
《决议》忠实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指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的《报告》指出：“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
由此可见，帮助少数民族“得到解放与自由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贯主张和始终坚持的民族政策，同时又是全力奋斗的工作目标。《决议》是黔东第一个关于苗族问题的法规，它在黔东破天荒地提出苗族及黔东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和根本前途，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苗族问题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仅在苗族中产生影响，而且在黔东内外黔东革命根据地史的广大地区和所有民族中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