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丁巳年）
春天，正月辛丑日，大赦天下。
夏天，四月，发生大旱灾，七个州还闹起了蝗灾。
皇帝下令让三公列举上奏那些苛刻残酷、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然后将他们罢免。平原相渔阳人阳球因为施政严酷，被征召到廷尉受审。不过皇帝想到阳球之前担任九江太守时讨伐贼寇立有功劳，就特别赦免了他，还任命他为议郎。
鲜卑又来侵犯边疆的三个地区。
集市上有几十个小老百姓凑在一起自称是宣陵的孝子，皇帝下诏把他们都任命为太子舍人。
秋天，七月，司空刘逸被免职，任命卫尉陈球为司空。
当初，皇帝喜欢文学，自己写了《皇羲篇》五十章，还把那些擅长写文赋的书生都召集到鸿都门下等待诏令。后来，只要是擅长写书信和工于鸟篆书法的人，也都被征召，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趁机引荐了好多品行不端、趋炎附势的人，这些人老是讲些乡里的琐碎小事，皇帝却特别喜欢，还破格给他们很高的职位。而且皇帝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去郊外祭祀天地、到宗庙祭祀祖先了。正好赶上皇帝下诏让大臣们各自陈述政治上的重要事务，蔡邕就呈上密封的奏章说：“在五郊迎接节气、在清庙祭祀祖先、在辟雍举行养老礼，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事，是祖宗恭敬奉行的。但有关部门却多次因为藩国有人去世、宫中有人生产，或者官吏士兵有小的不洁之事，就废除这些礼仪，忘了礼敬的重要性，只知道相信那些讲禁忌的书，拘泥于小事情，结果损害了重大的典礼。从今往后，斋戒等礼仪应该按照旧有的典章制度进行，这样或许才能回应狂风雷霆、灾异现象。
“古时候选拔人才，一定会让诸侯每年进贡。汉武帝的时候，郡里举荐孝廉，还有贤良、文学等选拔方式，于是名臣不断涌现，文臣武将都很出色。汉朝得到人才，主要就是通过这几种途径。而书画辞赋，不过是小才能罢了；对于匡正国家、治理政事，它们没什么作用。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先学习经术，处理政务之余，看看文章，不过是当作一种消遣，就像下棋一样，不能把这个当作教化和选拔人才的根本。可现在书生们为了利益争得头破血流，写文章的人多得像开锅一样。其中水平高的，还能引用一些经书中的道理来讽喻，水平低的，就只是用些俗语对句，和演戏的差不多，有的甚至抄袭别人的文章，假冒别人的名字。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令，为他们评定等级，那些没达到标准的，也跟着其他人一起被提拔任用。既然已经给了他们恩惠，就很难再收回改变，但让他们拿着俸禄，在情义上已经很优厚了，不能再让他们去治理百姓或者在州郡任职。以前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众儒，汉章帝在白虎观集合学士，一起讨论经书、解释经义，这才是大事，文治武功的道理，都应该效仿这个。如果只是有点小才能，就算看起来不错，孔子也说过这种小才能走远了就行不通了，君子本来就应该志向远大。
“还有，之前一下子把那些自称宣陵孝子的人都任命为太子舍人，我听说汉文帝规定守丧三十六天，就算是继位的君主，父子之间是最亲的关系，公卿大臣们受恩深重，也都克制感情服从制度，不敢逾越。现在这些虚伪的小人，和先帝又没有血缘关系，既没有特别的恩情，也没有实际的官职，他们所谓的恻隐之心，根本没什么依据，甚至还有奸诈违法的人混在里面。桓思皇后出殡的时候，东郡有个偷别人妻子的人，就混在这些孝子里面，本县去追捕，他才伏法。这种虚伪杂乱的情况，说都说不完。太子的属官，应该挑选品德高尚的人，怎么能只选这些在墓地装样子的丑类呢！这太不吉利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下，以揭露他们的欺诈行为。”
奏章呈上去后，皇帝这才亲自到北郊迎接节气，还举行了辟雍之礼。又下诏把那些因为自称宣陵孝子而当上舍人的，都改为丞、尉。
护乌桓校尉夏育上奏说：“鲜卑侵犯边境，从春天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次了，请征调幽州各郡的兵力出塞攻打他们，用一冬二春的时间，肯定能把他们消灭。”在此之前，护羌校尉田晏因为犯事被判刑，后来被赦免，他想立功赎罪，就请中常侍王甫帮忙，得以担任将领。王甫趁机提议派兵和夏育一起合力讨伐贼寇，皇帝就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们大多不同意这个提议，于是皇帝召集百官在朝堂上商议。蔡邕发表意见说：“征讨外族，由来已久。但时代不同，形势也不一样，所以谋划有得有失，事情有成功有失败，不能一概而论。像汉武帝那样神武，手下将帅勇猛，国家财赋充实，开拓的疆域广阔，可经过几十年，官府和百姓都变得匮乏，汉武帝后来都感到后悔。何况现在人力和财力都很缺乏，事情比过去更难办呢！自从匈奴逃走后，鲜卑变得强盛起来，占据了匈奴原来的地方，拥有十万兵力，实力强劲，智谋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关塞防守不严，禁令漏洞百出，精良的金属和铁器，都被贼寇得到，还有逃过去的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他们兵器锋利、战马迅疾，比匈奴还厉害。以前段颎是良将，熟悉军事、善于打仗，对付西羌，还花了十多年时间。现在夏育、田晏的才能策略不一定超过段颎，鲜卑的兵力也不比过去弱，却空想两年就能成功，如果战争不断，怎么能中途停止呢？到时候又得征调更多人，运输物资没完没了，这是在耗尽中原的力量，去和蛮夷拼斗。边疆的祸患，就像是手脚上的小疥疮，而中原的困境，就像是胸背上的恶疮，现在连郡县的盗贼都没办法禁止，更何况这些可恶的外族，怎么能制服他们呢！以前汉高祖能忍受平城之耻，吕后能不顾匈奴书信中的侮辱，和现在相比，哪个情况更严重呢？上天设置山河，秦朝修筑长城，汉朝建立边塞，就是为了区分内外，区别不同的风俗。只要没有让国家内部受辱的祸患就行，何必和这些如虫蚁般的外族计较往来的次数呢！就算偶尔打败他们，又怎么能把他们消灭干净，还让朝廷为此忙得顾不上吃饭呢！以前淮南王刘安劝谏讨伐越国时说：‘如果越人拼死抵抗，我们哪怕有一个小卒没有回来，就算得到越王的首级，对大汉来说也是羞耻的事。’现在想用普通百姓去和外族拼命，让皇威在外族面前受辱，就算像他们说的能成功，都已经很危险了，更何况成败还难以预料呢！”皇帝没有听从蔡邕的建议。八月，派夏育从高柳出兵，田晏从云中出兵，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单于从雁门出兵，各率一万骑兵，分三路出塞两千多里。檀石槐命令三部大人各率部众迎战，夏育等人被打得大败，丢失了符节、辎重，各自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回来，士兵死了十分之七八。三位将领被用囚车押回京城下狱，后来花钱赎罪成为平民。
冬天，十月癸丑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尉刘宽被免职。辛丑日，京城发生地震。
十一月，司空陈球被免职。
十二月甲寅日，任命太常河南人孟彧为太尉。
庚辰日，司徒杨赐被免职。
任命太常陈耽为司空。
辽西太守甘陵人赵苞到任后，派人去接母亲和妻子儿女，眼看就要到郡里了。路过柳城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万多鲜卑人入侵抢劫，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就被劫持当作人质，鲜卑人用车载着她们来攻打辽西郡。赵苞率领两万骑兵与贼寇对峙，贼寇把他母亲拉出来给赵苞看，赵苞悲痛大哭，对母亲说：“儿子没本事，本想靠这点微薄的俸禄早晚侍奉您，没想到却给您带来灾祸。以前我们是母子，现在我是朝廷的臣子，从大义上讲不能顾及私情，损害忠义的节操，只能以死谢罪，也没法弥补我的罪过。”母亲远远地对他说：“威豪（赵苞字威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怎么能因为顾及我而损害忠义呢，你努力吧！”赵苞立刻进军交战，贼寇被打得大败，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了。赵苞自己上书请求回家安葬母亲，皇帝派使者去吊唁慰问，封他为鄃侯。赵苞安葬完母亲后，对同乡人说：“拿着俸禄却逃避危难，这不是忠诚；为了大义牺牲母亲，这不是孝顺。像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吐血而死。
评论
熹平六年的史事，进一步暴露了东汉末年统治危机的深化，从政治决策的短视到社会伦理的撕裂，呈现出王朝加速坠落的轨迹：
天灾与治理失能的恶性循环
灾荒与吏治的双重困境：这一年正月大旱、七州蝗灾，灾情覆盖范围极广，而朝廷应对仅停留在“令三公条奏罢免苛酷贪污长吏”的表面功夫。即便对以严酷闻名的平原相阳球，也因“讨贼有功”特赦，可见所谓“整肃吏治”实为空谈。灾害加剧了民生凋敝，而吏治腐败又让赈灾实效大打折扣，形成“灾荒—民困—动荡”的死循环。
“宣陵孝子”事件的荒诞：数十名市井小民伪装成“宣陵孝子”，竟被皇帝直接任命为太子舍人，暴露出皇权的昏聩与选官制度的崩坏。这些毫无德行根基的“伪孝子”混入储君官属，不仅玷污官僚体系，更向社会传递出“投机可获利”的恶劣信号，与蔡邕强调的“搜选令德”背道而驰，折射出统治阶层价值观的扭曲。
文化政策与政治现实的割裂
蔡邕的封事直击时弊：皇帝沉迷书画辞赋，将文学侍从置于高位，甚至让“类徘优”的弄臣参与政事；同时荒废郊庙祭祀等国家大典，以“宫内产生”“吏卒小污”等借口规避礼制义务。这种“重末轻本”的倾向，使得王朝赖以凝聚人心的精神内核（礼制与经术）不断弱化。尽管蔡邕的劝谏促使皇帝短暂恢复郊礼，并将“伪孝子”改任低职，但并未改变皇权对“小道”的沉迷与对治国根本的漠视，文化举措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
军事决策失误与边疆溃败
盲动的北伐与惨败：护乌桓校尉夏育主张讨伐鲜卑，声称“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实为虚夸；而田晏为赎罪求官，联合宦官王甫推动出兵。蔡邕的反对理由极为透彻：东汉国力远逊武帝时期，鲜卑实力却远超往昔，且有汉人叛逃者相助，强行出征只会“耗竭诸夏”。但灵帝执意派三路大军北伐，最终被鲜卑首领檀石槐击溃，死者十之七八，三将沦为庶人。这场惨败不仅折损兵力、耗费钱粮，更暴露了朝廷在军事决策上的轻率——仅凭个人野心与宦官操控便启动大规模战争，全然不顾国家实力与民生承受力。
赵苞事件的伦理悲剧：辽西太守赵苞面对被鲜卑劫持的母亲与妻子，选择“义不顾私恩”出战，最终亲人遇害、自己呕血而死。这一悲剧的核心，是乱世中“忠”与“孝”的撕裂：赵苞的“尽忠”源于对朝廷的责任，却不得不以“杀母”为代价；其母的遗言“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更凸显出传统伦理在残酷现实面前的崩塌。这种个体的道德困境，本质上是王朝统治失序的缩影——当国家无法保护子民，却要求子民以极端牺牲践行忠义时，其合法性已岌岌可危。
统治阶层的集体迷失
从皇帝到大臣，这一年的决策始终围绕“短期利益”与“权力博弈”：灵帝凭个人喜好任免官员、推动北伐；宦官王甫借战争安插亲信；大臣或如蔡邕徒有谏言而无力改变，或如夏育、田晏以国事谋私利。整个统治集团既无长远规划，也无担当精神，在天灾、边患、民怨交织的危局中，仍在消耗着王朝最后的元气。
综上，熹平六年的事件清晰地表明：东汉的衰落已非局部问题，而是从顶层决策到基层治理、从价值观念到制度运行的全面崩塌。鲜卑的胜利、赵苞的悲剧、“伪孝子”的投机，共同构成了一幅王朝末年的乱世图景，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