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被困在雍丘，曹操围攻得特别紧，张超说：“也就臧洪会来救我。”众人说：“袁绍和曹操现在关系挺好的，臧洪又是被袁绍举荐任用的，他肯定不会破坏关系给自己招祸。”张超说：“子源（臧洪字子源）那可是天下闻名的义士，肯定不会忘本。我就怕他被袁绍强力控制，没办法赶来救我。”当时臧洪担任东郡太守，听说张超被困，光着脚大哭，向袁绍请求派兵，他要去救张超，袁绍不答应；臧洪又请求自己率领手下的兵去，袁绍还是不答应。最终雍丘城被攻破，张超自杀，曹操把张超三族都杀了。臧洪从此怨恨袁绍，和他断绝了往来。袁绍发兵围攻臧洪，过了一年都没打下来。
袁绍让和臧洪同县的陈琳写信劝臧洪投降，臧洪回信说：“我本就是个小人物，本来也没什么大志向。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得到主公（袁绍）赏识，对我恩重如山，我才有机会当上郡守。我怎么会愿意像今天这样，和主公兵戎相见呢！当初我刚接受任命的时候，一心想着成就大事，一起尊崇王室。哪能想到本州遭到侵犯，郡守（张超）陷入困境，我向您请求援兵却被拒绝，请求带兵去救也被阻拦，最后导致我的旧主（张超）覆灭。我这小小的忠义之心，没办法实现，又怎么能再保全所谓的交友之道，而让忠孝之名受损呢！这就是我忍着悲痛拿起武器，擦干眼泪和您绝交的原因。行了，孔璋（陈琳字孔璋），你在外面为了利益奔波，我却要为了君主和故友舍命；你投靠了盟主袁绍，我却一心想着向长安的朝廷尽忠；你觉得我死了就会声名俱灭，我还笑你活着却默默无闻呢！”
袁绍看了臧洪的信，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就增派兵力猛攻。城里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外面又没有强大的救兵，臧洪自己觉得肯定在劫难逃，就叫来将士和百姓，对他们说：“袁氏不讲道义，图谋不轨，而且不救我郡守（张超），从大义上来说，我不得不死。我不忍心大家白白跟着我遭这场祸，你们可以在城还没被攻破的时候，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众人都哭着说：“大人您和袁氏本来没有仇怨，现在因为本朝郡守的缘故，自己陷入困境，我们这些官吏和百姓怎么忍心丢下您离开呢！”刚开始，大家还挖老鼠、煮皮革制品吃，后来实在没东西可吃了。主簿打开内厨，发现还有三升米，就请示臧洪，能不能稍微煮点粥喝。臧洪叹息说：“我怎么能独自享受这个呢！”他让人把米煮成稀粥，分给众人，还把自己的爱妾杀了给将士们吃。将士们都感动得流泪，不忍心抬头看。城里男女老少七八千人，最后相互枕靠着死去，没有一个人叛逃。城被攻破后，臧洪被活捉。
袁绍召集众将，让他们看着臧洪，对臧洪说：“臧洪，你为什么这么辜负我！今天服不服？”臧洪坐在地上，瞪大眼睛说：“袁家对我，四代有五人位列三公，可以说对我有大恩。可现在王室衰弱，你们没有扶持的意思，却想趁机谋取非分之想，还杀害很多忠良来树立自己的淫威。我亲眼看到你称张邈为兄，那张邈也是我的郡守，理应像兄弟一样，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为国除害。可你却拥兵自重，看着别人被屠杀。只可惜我力量薄弱，不能为天下人报仇，谈什么服不服！”袁绍本来挺欣赏臧洪，想让他屈服，然后饶了他；但看臧洪言辞激烈，知道他终究不会为自己所用，就把他杀了。
臧洪同县的陈容，年轻的时候就很钦佩臧洪，当时他也在袁绍那儿，站起来对袁绍说：“将军您要干大事，想要为天下除暴，却先杀忠义之士，这怎么能符合天意！臧洪起兵是为了郡守（张超），为什么要杀他！”袁绍很羞愧，让人把陈容拉出去，说：“你又不是臧洪那样的人，何必这样！”陈容回头说：“仁义哪有固定标准，践行它就是君子，违背它就是小人。今天我宁愿和臧洪同一天死，也不愿和将军您活在同一天！”于是陈容也被杀了。在座的人无不叹息，私下里说：“怎么一天之内杀了两位烈士！”
公孙瓒杀了刘虞之后，占据了整个幽州，变得更加得意，他仗着自己有才能有武力，根本不关心百姓死活，只记得别人的过错，却忘了别人的好处，哪怕是一点点小事得罪他，他都要报复。那些有身份地位的好人，名声比他高的，他一定会找借口用法律手段陷害；有才能出众的人，他一定会打压，让人家身处困境。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公孙瓒说：“这些有身份的人都觉得自己就该富贵，不知道感谢别人的恩惠。”所以他宠信的，大多是些商贩、平庸之辈，还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结成了亲家。这些人到处欺负百姓，老百姓都很怨恨。
刘虞的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人，联合率领州里的军队，打算一起为刘虞报仇。因为燕国人阎柔向来有恩义、有信誉，大家就推举他为乌桓司马。阎柔招来胡人和汉人几万人，和公孙瓒任命的渔阳太守邹丹在潞县北边交战，斩杀邹丹等四千多人。乌桓峭王也率领本族人以及鲜卑七千多骑兵，跟着鲜于辅南下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与袁绍的将领麹义会合，总共十万兵力一起攻打公孙瓒，在鲍丘把公孙瓒打败，斩杀两万多人。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地都杀了公孙瓒任命的官员，又和鲜于辅、刘和的军队会合，公孙瓒的军队屡战屡败。
之前有童谣唱道：“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觉得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易县，于是就把治所迁到易县，在周围挖了十层壕沟，在壕沟里面堆起土山，都有五六丈高，上面还建了楼；在中间的壕沟里也堆了个特别高的土山，有十丈，他自己住在上面。他用铁门把自己围起来，赶走身边的人，七岁以上的男人都不许进门，只和姬妾住在一起。文书之类的东西，都用绳子往上吊。他还让女人练习大声喊话，能让几百步外都能听见，用来传达命令。他疏远宾客，没有亲信的人，谋臣猛将也渐渐都离开了他。从这之后，他很少再出去打仗。有人问他原因，公孙瓒说：“我以前把胡人赶到塞外，在孟津扫平黄巾军，那时候，我觉得天下只要我指挥就能平定。可到了今天，战争才刚刚开始，我看这局势，不是我能决定的，还不如停止战争，努力耕种，来应对灾年。兵法上说，有百楼的城池难以攻克。现在我各个营寨的城楼有几十层，囤积的粮食有三百万斛。等这些粮食吃完，天下的局势也该有个结果了。”
南单于于扶罗去世，他的弟弟呼厨泉继位，住在平阳。
评价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东汉末年的乱世图景，其中人物的忠义抉择、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引人深思。从现代视角来看，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读：
臧洪：乱世中的“忠义孤绝者”
臧洪的故事是这段记载的核心，其行为在现代视角下呈现出复杂的价值张力：
“义”的极致与局限：他为报答张超的知遇之恩，不惜与袁绍决裂，坚守孤城直至粮尽城破，甚至杀妾飨士，展现了对“私义”的绝对忠诚。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在儒家伦理中被奉为典范，但以现代人权视角审视，“杀妾飨士”无疑暴露了封建时代对女性的物化，其悲壮背后是人性被乱世扭曲的残酷。
理想主义的悲剧：臧洪在与陈琳的书信中，反复强调“忠孝”“大义”，试图以道德对抗强权，却最终败于袁绍的兵力碾压。这揭示了乱世的残酷逻辑：道德理想在绝对实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但他的坚守仍为黑暗时代保留了一丝人性光辉。
群体认同的力量：城中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既源于臧洪的人格感召，也反映了乱世中个体对“共同体”的依赖。这种凝聚力在绝境中爆发，却终究无法逆转历史洪流，更显悲壮。
袁绍与公孙瓒：权力游戏中的失败者
袁绍的“伪义”：他以“盟主”自居，却因私怨坐视张超覆灭，后又因臧洪不从而灭其城。其行为暴露了军阀的本质：所谓“大义”只是争夺权力的工具，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便弃如敝履。他对臧洪的“爱”与“杀”，实则是对“可控忠诚”的渴求——凡不能为己所用者，再忠义也必除之。
公孙瓒的“短视”：他凭借武力割据幽州，却因猜忌贤能、亲近小人而失尽人心。从“欲定天下”到“筑楼避世”，其心态的转变折射出乱世军阀的普遍困境：缺乏长远战略，迷信武力与壁垒，最终在孤立中走向灭亡。童谣“唯有此中可避世”的讽刺，恰是对其逃避现实的绝妙注解。
乱世伦理的撕裂与重构
这段记载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展现了东汉末年“旧秩序崩塌、新规则未立”的伦理混乱：
忠孝的冲突：臧洪既想忠于“故君”张超，又需受制于“主公”袁绍，最终选择以死践行“私义”，反映了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势力崛起后，个体忠诚对象的碎片化。
成败的悖论：臧洪、陈容身死名灭，却被称为“烈士”；袁绍、公孙瓒一时得势，终因失德而败。这种“失败者的胜利”，暗示了乱世中人们对“道义”的隐秘渴望——即便现实被强权主导，精神层面仍在为“正义”保留位置。
人性的极端表现：从臧洪“分糜与士”到“杀妾飨士”，从军民“誓死不离”到公孙瓒“拒人千里”，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呈现出两极分化：既有超越生死的共情，也有弱肉强食的残酷。这正是乱世的缩影：文明秩序解体后，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都被无限放大。
结语
这段史料如同一个乱世切片，让我们看到：当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个体在权力与道义、生存与尊严之间的挣扎，既是悲剧，也是人性的试炼。臧洪的“愚忠”、公孙瓒的“狂悖”、袁绍的“伪善”，共同构成了东汉末年的时代群像——他们都是乱世的产物，也都是乱世的祭品。而那些在绝境中坚守的“义”与“信”，虽未能改变历史走向，却成为后世回望这段黑暗岁月时，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