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壬申年）
春天，二月，前秦老板苻坚安排清河人房旷当尚书左丞，还喊来房旷的哥哥房默、清河人崔逞、燕国人韩胤当尚书郎，北平人阳陟、田勰、阳瑶当着作佐郎，郝略当清河相。这些都是关东地区的知名人士，全是王猛推荐的。阳瑶还是阳骛的儿子。
冠军将军慕容垂对苻坚说：“我那叔父慕容评，就是燕国的‘恶来’（上古暴君手下的奸臣，相当于“坏得流脓”），实在不配在咱们大秦朝混，恳请陛下为燕国百姓除掉这祸害。”苻坚于是把慕容评外放到范阳当太守，燕国的各位王爷全被安排去边境城市任职。
司马光吐槽：古代人消灭别人国家，被灭国的人还挺开心，为啥？因为帮他们除掉了祸害啊！那个慕容评，蒙蔽君主、独揽大权，嫉妒贤能、打压功臣，又蠢又贪还暴虐，把自己国家作没了。国家亡了还不死，跑路被抓。苻坚居然不拿他开刀，反而给官做、给好处，这是偏爱一个人而不爱一国人啊，太失人心了。所以后来他对人好，别人不领情；掏心窝子对人，别人不当回事。最后事业黄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都是因为没按套路来啊！
三月，戊申日，朝廷派侍中王坦之去请大司马桓温回中央辅政，桓温又给拒了。
苻坚下诏书：“关东地区老百姓里，有精通一部儒家经典、掌握一门手艺的，所在郡县要好好招待送过来。当官的（俸禄百石以上），要是经书不通、手艺没有，直接开除回老家。”
夏天，四月，把海西公（司马奕，被桓温废黜的前皇帝）迁到吴县西柴里，命令吴国内史刁彝看着他，又派御史顾允监督。刁彝是刁协的儿子。
六月，癸酉日，前秦任命王猛当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之前的特进、常侍、持节、将军、侯爵头衔保留；阳平公苻融当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庾希、庾邈和前青州刺史武沈的儿子武遵，拉了一群人半夜冲进京口城，晋陵太守卞眈翻墙跑到曲阿。庾希谎称接到海西公的秘密指令，要诛杀大司马桓温。建康城顿时炸了锅，朝廷内外全戒备起来。卞眈调集各县两千兵力攻打庾希，庾希战败，关起城门死守。桓温派东海内史周少孙去平事儿。秋天，七月，壬辰日，周少孙攻破京口，活捉庾希、庾邈和他们的亲信党羽，全砍了。卞眈是卞壶的儿子。
甲寅日，皇帝（东晋简文帝）身体不行了，急召大司马桓温回朝辅政，一天一夜发了四道诏书。桓温还是不来。当初，简文帝还是会稽王时，娶了王述的堂妹当妃子，生了长子司马道生和弟弟司马俞生。司马道生性格暴躁、品行不行，母子俩都被关起来弄死了。剩下三个儿子司马郁、司马朱生、司马天流，都早夭了。后宫嫔妃十年没怀孕，会稽王让相面大师看，大师说：“都不是对的人。”又让看那些婢女，有个叫李陵容的，在织布坊干活，又黑又高，宫女都叫她“昆仑奴”（当时对黑皮肤人的称呼），相面大师惊了：“就是她！”会稽王召她侍寝，生下司马昌明和司马道子。己未日，立司马昌明为皇太子，这时候他都十岁了。封司马道子为琅邪王，兼管会稽国，负责祭祀简文帝的老妈郑太妃。简文帝留下遗诏：“大司马桓温按周公的例子摄政。”还说：“小儿子能辅佐就辅佐，不行的话，你自己来当皇帝。”侍中王坦之拿着诏书进宫，当着简文帝的面把诏书撕了。简文帝说：“天下这东西，本来就是碰巧得来的，你有啥好忌讳的！”王坦之说：“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打下的天下，陛下哪能自己说了算！”简文帝就让王坦之改诏书：“国家大事全听大司马的，就像当年诸葛亮、王导辅政那样。”当天，简文帝去世。
大臣们都懵了，不敢立太子当皇帝，有人说：“得等大司马拍板。”尚书仆射王彪之严肃地说：“天子驾崩，太子继位，大司马凭啥不同意！要是先去请示他，肯定要被他拿捏。”朝廷才定下主意。太子继位，大赦天下。崇德太后下令，因为新皇帝年幼，还在守丧，让桓温按周公的例子摄政。这事都要执行了，王彪之说：“这是天大的事，大司马肯定会假意推辞，搞得国家大事停摆，连皇帝下葬都耽误了，我不敢执行这命令，特意封还回来。”这事就黄了。
桓温本来指望简文帝临终把皇位禅让给他，不行的话至少能摄政。结果没达到预期，气得不行，给弟弟桓冲写信说：“遗诏居然只让我学诸葛亮、王导那套！”桓温怀疑是王坦之、谢安搞的鬼，心里记恨上了。朝廷下诏让谢安去请桓温回朝辅政，桓温又拒绝了。
【内核解读】
公元372年这一年，前秦和东晋就像两台走在不同轨道上的机器：前秦在苻坚、王猛的操盘下忙着“搭班子、整秩序”，却悄悄埋了颗“仁厚过度”的雷；东晋则在桓温的野心和士族的制衡中，上演了一场“傀儡皇帝的遗诏保卫战”，每一件事都透着乱世里的权力逻辑——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该不该”的政治抉择。
前秦：苻坚的“仁”与王猛的“明”，差了点政治狠劲
前秦这年的操作，一半是“明君贤臣”的典范，一半是“养虎为患”的伏笔。
苻坚让王猛推荐关东名士当尚书、着作佐郎，本质是在做“战后整合”——前秦刚吞了前燕，拉拢关东地区的精英，既能削弱旧势力的反抗，又能补充自己的治理团队，这步棋走得很稳，也看得出王猛的识人眼光（连前燕名臣阳骛的儿子阳瑶都敢用，就是在传递“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信号）。
但苻坚对慕容评的处理，就暴露了他“政治天真”的一面。慕容垂都说慕容评是前燕的“恶来”——这人蒙蔽君主、贪腐暴虐，是把前燕作没的直接责任人，按常理说，要么杀了立威（给前燕百姓一个交代），要么圈禁起来杜绝隐患。结果苻坚倒好，把他外放到范阳当太守，还让前燕王爷去边境任职。司马光的吐槽戳中了要害：政治里的“仁”不是“无差别宽容”，而是“对多数人有利，对少数害群之马无情”。苻坚看似“大度”，实则寒了前燕百姓的心，也给后来慕容垂复国（建立后燕）留了根——这些前燕旧贵族没被清算，一旦前秦实力弱了，立刻就会反咬一口。
后来淝水之战前秦大败，慕容垂等人趁机叛逃，其实早在这一年就埋下了伏笔：苻坚把“收买人心”当成了“无底线纵容”，忘了“除恶务尽”才是乱世里的生存法则。
东晋：桓温的“野心戏”与士族的“护盘战”
东晋这年的核心矛盾，就是“桓温想当皇帝，士族不让他当”，简文帝夹在中间，活成了个“工具人”。
先看桓温的操作：朝廷三次请他回中央辅政，他三次拒绝——不是不想来，是“架子要端足”。他要的不是“辅政大臣”的头衔，是“周公摄政”甚至“禅让皇位”的名分。简文帝一开始写遗诏，说“不行你就自己当皇帝”，其实是被逼到绝境的妥协——他本来就是桓温废了海西公后立的傀儡，手里没兵没权，只能顺着桓温的意思来。
但王坦之和王彪之的“硬刚”，救了司马家一命。王坦之当着简文帝的面撕诏书，说“天下是司马懿、司马睿打下来的，你没资格送出去”，这话不是“忠臣护主”那么简单——东晋的本质是“门阀共治”，桓温要是篡位，就打破了“王、谢、桓、庾”几家士族共享权力的平衡，王坦之（太原王氏）、王彪之（琅琊王氏）作为士族代表，必须站出来阻止。后来王彪之反对“桓温摄政”，理由更现实：“桓温肯定会假意推辞，耽误皇帝下葬和国家大事”——潜台词是“不能让他拿‘摄政’当跳板，把朝廷攥在手里”。
庾希的叛乱，更像这场权力游戏的“小插曲”。庾氏是东晋前期的大族（庾亮、庾冰曾掌权），庾希拉人反桓温，本质是旧士族对新权臣的反抗，但很快就被平定了——这说明桓温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地方（能调动东海内史平叛），但也反映出东晋内部的“裂痕”：旧贵族不甘心退场，新权臣想独吞权力，皇权夹在中间毫无存在感。
最后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昌明能顺利继位，不是因为桓温“心软”，是士族的“制衡”起了作用——王彪之说“天子驾崩，太子继位，大司马凭啥不同意”，其实是拿“士族共识”压桓温：你要是敢反对，就是和所有士族为敌。桓温再横，也没底气同时得罪所有大族，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这一年的“伏笔”：南北格局的转折点
公元372年看似只是平常的一年，但两件事悄悄改变了后续的历史走向：
对前秦来说，王猛这年被封丞相，权力达到顶峰，他还能帮苻坚“纠错”（比如压制旧贵族），但王猛两年后（公元375年）就去世了——没了王猛的约束，苻坚的“仁厚”会彻底失控，为淝水之战的大败埋下隐患；
对东晋来说，桓温的野心没实现，两年后（公元373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桓冲没那么大野心，谢安趁机崛起，后来淝水之战能打赢，其实是这年“士族制衡桓温”的延续——谢安（陈郡谢氏）接过了“护盘”的担子，继续维持门阀共治的平衡。
说到底，公元372年的南北双局，讲的都是“权力的边界”：苻坚没守住“宽容”的边界，养了隐患；桓温没突破“士族制衡”的边界，丢了野心；王坦之、王彪之守住了“门阀共治”的边界，保住了东晋。乱世里没有“绝对的正确”，只有“符合现实的选择”，而这一年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