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二十七，从公元383年（癸未年）到公元384年（甲申年），共二年。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癸未年）
开春正月，前秦的吕光从长安出发，让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窴当向导，带着大部队开拔。
三月丁巳这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到了夏天五月，桓冲带着十万大军讨伐前秦，攻打襄阳；还派前将军刘波等人去打沔水北岸的各个城池；辅国将军杨亮进攻蜀地，拿下了五座城，接着又去攻打涪城；鹰扬将军郭铨则去攻打武当。六月，桓冲的另一支部队攻下了万岁和筑阳。前秦王苻坚派征南将军巨鹿公苻睿、冠军将军慕容垂等人率领五万步兵骑兵去救襄阳，兖州刺史张崇去救武当，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苌去救涪城。苻睿的军队驻扎在新野，慕容垂的军队驻扎在邓城。桓冲只好退守到沔水南岸。秋天七月，郭铨和冠军将军桓石虔在武当打败了张崇，还掳掠了两千户人家回来。巨鹿公苻睿派慕容垂做前锋，进军到沔水边上。慕容垂夜里让士兵每人拿十个火把，系在树枝上，火光照亮了几十里地。桓冲一看这阵仗，心里发怵，就退回了上明。张蚝从斜谷出兵，杨亮也带兵撤回。桓冲上表请求让他哥哥的儿子桓石民兼任襄城太守，驻守夏口，自己则请求兼任江州刺史，朝廷下诏批准了。
前秦王苻坚下诏书要大举进攻东晋，规定老百姓每十个成年男子中要派一个去当兵；那些家世清白的子弟，年龄在二十岁以下，有才能和勇气的，都任命为羽林郎。他还说：“我要任命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看这形势，胜利凯旋不会太远，可以先给他们盖好官邸。”家世清白的子弟来报到的有三万多骑兵，苻坚任命秦州主簿、金城人赵盛之为少年都统。当时，朝廷大臣都不希望苻坚出征，只有慕容垂、姚苌和那些家世清白的子弟劝他。阳平公苻融对苻坚说：“鲜卑、羌人，是我们的仇敌，他们常常盼着天下大乱，以便实现他们的野心，他们所提出的策略，怎么能听从呢！那些家世清白的少年都是富家子弟，不熟悉军事，只是随便说些阿谀奉承的话来迎合陛下的心意罢了。现在陛下相信并任用他们，轻易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担心不仅不能成功，还会有后患，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苻坚不听。
八月戊午日，苻坚派阳平公苻融统领张蚝、慕容垂等人的二十五万步兵骑兵作为前锋；任命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统领益州、梁州的各项军事事务。苻坚对姚苌说：“从前我就是凭借龙骧将军这个职位开创了大业，从来没有轻易把这个职位授予别人，你可要好好努力啊！”左将军窦冲说：“君王说话不能开玩笑，这话可是不祥的征兆啊！”苻坚听了沉默不语。
慕容楷、慕容绍对慕容垂说：“主上太骄傲自大了，叔父您建立复兴燕国的大业，就看这次行动了！”慕容垂说：“是啊。除了你们，还有谁能和我一起成就这件大事呢！”
甲子日，苻坚从长安出发，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旗帜和战鼓前后相望，绵延千里。九月，苻坚到达项城，凉州的军队才刚到咸阳，蜀、汉的军队正顺流而下，幽州、冀州的军队到了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运输粮草的船只多达上万艘。阳平公苻融等人的三十万军队，先到达了颍口。
东晋朝廷下诏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和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人的八万军队一起抵抗前秦；派龙骧将军胡彬率领五千水军去援助寿阳。谢琰是谢安的儿子。
当时，前秦的军队声势浩大，东晋都城的人都震惊恐惧。谢玄进宫，向谢安请教对策，谢安神色平静，回答说：“已经另有旨意了。”接着就没再说什么。谢玄不敢再问，就派张玄再去请示。谢安于是下令驾车去山间别墅游玩，亲戚朋友都聚集在那里，他就和张玄下围棋，以别墅为赌注。谢安的棋艺平时不如张玄，这天，张玄因为心里害怕，就成了不相上下的对手，最终谢安赢了。谢安接着又去登山游览，到了夜里才回来。桓冲非常担心京城的安全，派三千精锐士兵去援助京城。谢安坚决拒绝了，说：“朝廷的安排已经确定，士兵和武器都不缺，你应该留在西边镇守防地。”桓冲对辅佐他的官吏感叹说：“谢安有宰相的度量，但不熟悉军事谋略。现在大敌就要到了，他还在忙着游玩闲谈，派那些没经历过大事的年轻人去抵抗，兵力又少又弱，天下的事已经可想而知了，我们恐怕要沦为外族的臣民了！”
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马道子为录尚书六条事。
【内核解读】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一系列事件，如同一部紧凑的历史短剧，不仅铺陈了淝水之战的完整背景，更浓缩了前秦与东晋两大政权的命运密码。从军事调动到人心向背，从决策博弈到人物群像，这段记载揭示的远不止是一场战争的前奏，更是权力运作中“傲慢必败、清醒难能”的深刻规律。
前秦：扩张狂想下的致命隐患
前秦天王苻坚的一系列操作，精准展现了一个强盛政权如何在巅峰期埋下覆灭的种子，其核心问题在于“战略盲动”与“内部失衡”的双重叠加。
在战略层面，苻坚的军事决策完全被“大一统”的狂热执念裹挟。年初派吕光西征西域，五月面对桓冲北伐才仓促调兵驰援，尚未彻底稳固西线与南线战局，便在八月悍然发动对东晋的全面战争。这种“多线作战”的布局，使得前秦兵力被极度分散——从长安出发的主力与凉州、蜀汉、幽冀的军队绵延万里，调度协调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为后续的指挥失灵埋下伏笔。更致命的是其决策逻辑的非理性：战前竟提前为东晋君臣规划官职、修建官邸，将战争视为“囊中之物”，这种极致的傲慢让他完全无视军事行动的不确定性。
在内部治理上，前秦的“表面统一”早已千疮百孔。苻坚对鲜卑慕容氏、羌人姚苌等降将的“宽容”，本质上是对潜在威胁的漠视——慕容垂、姚苌劝战的背后，是借战争混乱复兴故国的野心，而苻坚却将其视为“心腹之臣”。阳平公苻融的劝谏堪称精准预警：“鲜卑、羌人，是我们的仇敌”“少年子弟不熟军事，只会阿谀奉承”，可惜这一清醒认知被苻坚的自负彻底淹没。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苻坚对姚苌的任命：以“龙骧将军”这一自己的“发迹之职”相授，既违背了“君无戏言”的政治禁忌，更暴露了其用人决策的随意性，这种对权力符号的轻慢，实则是对统治秩序的自我消解。
东晋：危局中的冷静坚守
与前秦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晋的“被动中求稳”，其核心优势在于“权力共识”与“关键人物的定力”。
东晋虽长期面临“门阀共治”的内部张力，但在亡国危机面前，以谢安为代表的门阀势力与朝廷形成了罕见的统一战线。面对前秦百万大军，东晋的军事部署展现出极强的针对性：谢石、谢玄统领八万主力扼守关键防线，胡彬率水军援助寿阳控制水路，桓冲镇守西线牵制前秦兵力，形成了“水陆配合、内外相援”的防御体系。这种部署虽兵力悬殊，却避免了兵力分散的弊端，为后续的战术机动保留了空间。
谢安在危局中的表现，成为东晋稳定人心的“定海神针”。面对谢玄的急切问策，他以“另有旨意”从容应对；与张玄围棋赌墅时，借棋局消解众人的焦虑；坚决退回桓冲的援兵以稳固西线，展现出对全局的精准把控。这种“外松内紧”的姿态，看似“不谙军事”，实则是最高决策者稳定军心的关键策略——若主帅自乱阵脚，前线将士更会士气崩溃。桓冲的感叹虽凸显了时人的担忧，却恰恰反衬出谢安“以静制动”的政治智慧。而谢玄、谢琰、桓伊等将领的协同作战，更体现了东晋军事力量虽弱但“精干高效”的特点。
历史的伏笔：细节中的命运转向
这段记载中的诸多细节，早已预示了淝水之战的最终结局。慕容楷、慕容绍与慕容垂“复兴燕国”的密谋，揭示了前秦内部的“定时炸弹”——一旦战事不利，这些降将必然倒戈；苻坚任命的“少年都统”赵盛之，统领三万缺乏实战经验的富家子弟，这支被寄予厚望的“精锐”实则不堪一击；而东晋一方，谢玄麾下的北府兵虽未在文中详述，但其由流亡北方的汉人组成，实战经验丰富，恰是前秦“少年兵”的克星。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前秦的失败与东晋的胜利，本质上是“同质化政权”对“异质化政权”的胜利。前秦看似疆域辽阔，却未完成对鲜卑、羌、汉等民族的文化与制度整合，只是靠军事征服维系的松散联盟；而东晋虽偏安一隅，却延续了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与文化认同，内部凝聚力远超前秦。苻坚的“大一统”野心，终究败给了“急于求成”的现实，而谢安的“以守为攻”，则守住了汉文化的延续火种。
这场战前博弈留给历史的启示尤为深刻：一个政权的强大，从来不是兵力与疆域的简单叠加，而是内部治理的稳定、决策机制的理性与人心向背的凝聚。苻坚的傲慢与谢安的清醒，共同书写了这段“以少胜多”的历史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