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的“诉苦大会”如同一剂强效的黏合剂，将曾被地域、职业等次要矛盾分割的无产者们，重新凝聚在“阶级苦难”的共识之下。
司马懿安插的细作传回的消息，让这位毒士第一次真正感到了棘手。
他意识到，简单粗暴地挑动底层互害，在已经初步觉醒的阶级意识面前，效果正在迅速衰减。
“陈烬……你竟用这最朴素的共情，破了我的离间之计。”靖安司密室内，司马懿指尖敲打着案几，眼中寒光闪烁，“既然如此，便莫怪我将这水，搅得更浑一些。”
他铺开新的绢帛，开始勾勒一条更为阴险、旨在从内部结构上进行瓦解的毒计。此计，名为——“特权分化”。
司马懿的视线，首先投向了曹魏控制区内，那些数量最为庞大、也最不安分的贫农。
“传令各郡县，”他对心腹吩咐道，“从那些最底层的佃户、自耕农中，挑选少数看似‘老实本分’、‘懂得感恩’者，不必有才，只需‘听话’。授予他们‘副亭长’、‘税赋协理’、‘乡巡’等微末官职。”
命令迅速下达。
很快，在谯郡的某个乡里，昔日里和众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户刘三，只因在官吏下乡时表现得格外恭顺，并“积极”举报了邻居藏粮的行为，便被破格提拔为“副亭长”。
虽然并无实权，却每月能多领三斗“禄米”，见了寻常农户，也能挺直腰板，享受旁人一声略带敬畏的“刘亭长”称呼。
刘三起初还有些惶恐，但很快便在那一斗斗额外的米粮和旁人羡慕畏惧的目光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面”。
他开始主动配合官府催缴赋税，对往日的穷兄弟也端起架子，甚至为了表现“尽职”，在丈量田亩时，对普通农户刻意苛刻几分。
“看见没？”司马懿对曹操解释此策的妙处，“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比我们的鞭子更疼。我们给予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特权，会成为他们背叛自身阶级的投名状。他们会为了维持这点特权，主动去维护我们的秩序。”
与此同时，司马懿将目光投向了规模较大的官营工坊。
在邺城的将作监下属某大工坊，技艺精湛的老匠人周师傅被提拔为“大工头”，不仅俸禄翻了几番，配给了单独的工舍，其家眷甚至能免去部分徭役。
而他的职责，便是“督促”其他工匠加快进度，严格管控物料消耗。
起初，周师傅还念着旧情，对工匠们的怨言有所包容。但上官的压力、自身利益的捆绑，让他逐渐变了。
他开始克扣学徒的伙食，以“损耗”为名盘剥普通工匠的例钱，对稍有懈怠者厉声斥责。他俨然成了工坊里的“小老爷”，与昔日一同流汗的工匠们，隔阂日深。
“工匠与工匠，亦非铁板一块。”司马懿冷笑道，“给予工头远超常人的待遇，使其脱离工匠群体，与我们的利益绑定。他们便会成为我们扎在工匠内部的钉子，既能提高效率，更能从内部分化其心。让普通工匠的怒火，不再只对准官府，也对准这些‘工人贵族’。”
此策推行开来，效果立竿见影。
在曹魏境内，底层民众之间原本因《告无产同胞书》而稍有缓和的关系，再次变得微妙而紧张。
人们不仅防备着官府的爪牙，也开始警惕身边那些突然“得势”的邻居、工友。一种“凭什么是他不是我”的嫉妒，以及“他会不会为了保住位置出卖我”的猜疑，如同无形的瘟疫，在人群中蔓延。
“工贼！”一些觉醒的工匠，私下里已经用上了这个充满鄙夷的词语。
司马懿的目的正在于此：他要在无产阶级内部，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依附于旧体系、享受些许残羹冷炙并甘愿为其效力的“工贼”阶层。
这个阶层的存在，将模糊阶级界限，混淆敌我识别，从根本上瓦解那种刚刚萌芽的、跨越出身的“阶级认同”。
他看着各地报上来的、关于基层因新特权阶层而产生的新矛盾的报告，嘴角泛起一丝冰冷的笑意。
“陈烬，你能用‘诉苦’凝聚人心，我便能用人性的弱点，将那凝聚的人心，再次撕开一道道裂痕。且看是你的‘大同’理想坚固，还是这‘利’字刻成的凿子，更为锋利。”
一场针对人性与制度弱点的、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攻防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北疆即将面临的，不再是外部的刀剑，而是内部悄然滋生的、足以腐蚀根基的毒菌。
司马懿的“特权分化”之毒，如同细密的蛛网，开始在北疆乃至曹魏治下的社会肌理中蔓延。
那些新晋的“副亭长”、“大工头”们，像一颗颗毒钉，楔入了原本开始凝聚的阶级阵营，制造着猜忌与裂痕。
面对这更为隐蔽的攻势，陈烬并未急于出台硬性规定，而是再次祭出了他最信赖的武器——民主讨论，思想启蒙。
一场主题为 “谁是我们的兄弟？” 的全民大讨论，在赤火公社的组织下，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北疆核心区的公社议事堂，到曹魏境内秘密活动的学习小组，所有人都在思考、辩论这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讨论的焦点，迅速超越了简单的出身论。
在赤火公社内部的一次高级别研讨会上，一位来自河北的干部痛心地说：“我们村那个新提拔的税吏赵四，他家祖上三代都是佃农，穷得叮当响！可他现在催起租来，比原来的胥吏还狠！这……这还算我们的兄弟吗？”
陈烬引导着讨论：“同志们，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过去吃什么饭，更要看他现在端谁的碗，办谁的事。一个人的阶级属性，不仅由他的出身决定，更由他现实的立场和行为来决定！”
他环视众人，语气铿锵：“一个出身贫农的税吏，如果他利用职权，盘剥百姓，为虎作伥，那么，无论他血管里流的是谁的血，他都已经站到了压迫者一边，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反之，一个出身士族的人，如果他认同我们的理念，投身解放事业，那他就是我们的同志！”
这番论述，如同拨云见日，让许多困惑的干部豁然开朗。
讨论深入到基层，道理变得更加朴素而深刻。
在黑山公社的讨论会上，老农赵石头站起来，大声说道：“乡亲们！咱们得把眼睛擦亮！司马懿那老小子，就是想用几个‘工贼’，让咱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咱们不能上当！”
“对！”王栓柱接口道，“咱们要团结大多数！那些只是暂时被蒙蔽，或者为了口饭吃不得不应付差事的，咱们要尽力争取，让他们醒悟过来！就像……就像咱们当初在诉苦大会上一样！”
“那对于那些死心塌地给官府当狗，专门欺负咱们的呢？”有人问道。
卫恒总结道：“对于极少数冥顽不灵、甘为鹰犬、罪行累累的‘工贼’，我们必须坚决打击，以儆效尤！但要记住，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曹操，是司马懿，是那个旧制度！不能因为几只苍蝇，就乱了我们的阵脚，忘了我们真正要推翻的是谁！”
讨论形成的共识，迅速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在北疆控制区，一场针对“工贼”的公审大会召开。被审判的，正是那个谯郡的“副亭长”刘三。他面对的不再是官府的审问，而是昔日乡邻的血泪控诉。
然而，与曹魏刑场不同的是，审判的目的并非单纯的惩罚。
主持公审的干部严肃地对刘三说：“刘三，你看看台下这些乡亲，他们和你一样，都是苦出身。你现在穿着这身皮，吃着那几斗‘禄米’，可你想过没有，你这点好处，是踩在多少兄弟的脊梁上得来的？是曹操和司马懿施舍给你的残渣！他们今天能给你，明天就能收回去，甚至要了你的命！”
刘三在铁证和舆论面前，涕泪交加，幡然悔悟，当众揭露了官府如何利诱他、如何让他监视乡里的内情。
最终，法庭依据其悔过态度和罪行轻重，给予了相应的惩处，但也给了他一条改过自新的出路——通过劳动和学习教育，重新回归集体。
此举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既严厉惩戒了叛卖行为，扞卫了阶级纪律，又昭示了赤火公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与曹魏政权纯粹依靠恐怖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些尚在观望或被胁迫的“工贼”，听闻此事，内心开始动摇。
通过这场全民大讨论，北疆乃至更多地方的民众，对“同志”与“敌人”的识别能力大大增强。
他们不再简单地以出身划界，而是学会了用“立场”和“行为”这面照妖镜。
司马懿企图用“特权”制造分裂，而陈烬则用“思想”和“政策”铸就了更坚韧的团结。
当无产阶级学会了不仅看清谁把自己关进笼子，还能识别出笼子里哪些是甘心为看守驱使的“同类”时，这个阶级，便真正走向了成熟。
“谁是我们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血与火的洗礼和思想的碰撞中，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