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持续了数日，最终，最直接、最符合帝国陆军传统的思路占据了上风，大本营的决策天平还是倾向了“武力粉碎”派。
板垣征四郎的拳头理论赢得了多数支持。
尽管冈村宁次关于战略收缩的建议被采纳，但其内核被彻底修改。
收缩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全面调整战略，而是为了 攥紧拳头，打出更致命的一击。
毕竟，对帝国陆军而言，在战场上寻求最终解决方案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那些关于“知识战争”、“政治诱降”的迂回策略，听起来不仅见效慢，更缺乏皇军应有的“气魄”。
但现实制约也无法忽视。
关东军主力绝不能动。
北面那个庞大的红色帝国始终是心腹大患，更何况，已经消化了整个抗联、实力暴涨的“东山”二十万大军正在旁边虎视眈眈。
一旦关东军精锐南调，谁也不敢保证北面会不会出大乱子。
于是，压力再次重重压回了冈村宁次和多田骏的肩上。
“命令！”大本营最终决议形成，“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根据实际情况，在确保主要交通线及核心城市安全的前提下，可放弃部分边缘、难以维持之占领区，收缩兵力。”
“但是！”命令语气一转，变得异常严厉，“此次收缩，旨在集结精锐，组建至少两个以上的‘特设打击兵团’，兵团需配属最强之炮兵、战车及航空兵力量！”
“首要战略目标：寻机歼灭八路军太行山主力，尤其谢毅峰之第九路军，并尽可能摧毁其‘东山’后勤与生产基地，此战，关乎华北乃至整个支那战局之走向，务求必胜！”
命令同时下发至华南方面，要求其加强对桂系等活跃势力的监视与打击，策应主要方向的作战。
当这份经过“东京式”修改的战略指导传到华北司令部时，冈村宁次看着电文，脸上没有任何喜悦。
他想要的是更灵活、更根本的战略转变，而东京给他的，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突击计划。
“也罢……”他叹了口气，对参谋长道，“既然大本营决心已定，那就执行吧。立刻着手拟定兵力收缩与集结方案，同时，命令情报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太行山共军主力的确切位置和其核心工厂的坐标！”
就在日军开始艰难地调整部署，试图将分散的五指攥成拳头时，柯明义和延安方面，也并未因宜昌的胜利和表面的团结而放松警惕。
“鬼子吃了亏，绝不会就这么算了。”在太行山基地，柯明义对左玉波和各技术部门负责人强调，“他们下一次的反扑，只会更凶猛，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军工生产，尤其是高射炮、反坦克火箭筒和‘风暴’机枪的产能，必须再提升一个台阶！”
他看向张泽远和朱建平，“原料不够，就想办法找替代品，或者加大回收力度，工人不够，就从根据地里招募识字青年，加紧培训！”
“空中力量是我们的短板，也是生命线。”柯明义转向负责航空事务的葛振民，“‘风啸’和‘山魈’的产量要保证，飞行员的训练更不能停，告诉小伙子们，艰苦一点，下次空战，会比以前更残酷。”
与此同时，延安也发出了“巩固胜利，准备迎接更艰苦斗争”的号召。
各级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加紧整训，消化吸收“出山战役”的经验教训。
地方政权则加速推进土改和基层建设，进一步发动群众，囤积粮秣，准备应对日军可能到来的疯狂扫荡。
重庆的军事检讨会议最终不冷不热地收场，各方代表带着各自的打算和从中央那里争取到（或没争取到）的些许补给，返回了各自的驻地。
表面上，全国抗战力量进行了一次“协同”，但内在的裂痕与猜忌，并未因一场胜利而消弭。
傅作义忙着消化从包头抢运回来的机器，扩建自己的兵工体系；阎锡山继续在他的地盘上精打细算；李宗仁、龙云则一边警惕着日军的动向，一边盘算着如何在下一次博弈中获取更多利益。
整个中国战场，进入了一段暴风雨来临前的诡异平静期。
日军在默默地收拢力量，磨砺刀锋。
“东山”体系和延安在争分夺秒地壮大自身，加固堡垒。
而其他势力，则在观望，等待着下一次风暴的降临，看看这脆弱的平衡将被推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