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红红说要是能承蒙妹妹带着回天朝，那还能看看天朝的人物盛况，至于考试，她早就心灰意冷了，不会再妄想什么了。若花说这事到了天朝再慢慢说，说不定还由不得姐姐不去。她又问起亭亭姐姐一起去考试没中吧，红红说亭亭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只是个秀才还去世了，家里没钱财没势力的，所以落榜了。但亭亭落榜后却是雄心不减，总是痴心妄想，之前跟红红说过，要是外邦开女科，再远也会去试试，不中才女就不服。现在天朝开了女科，可远隔重洋去不了，只能望洋兴叹。
闺臣问亭亭家里还有谁，最近有没有远出。红红说她没兄弟，只有寡母缁氏在家，靠教几个女童读书过日子，最近并没远出。闺臣说既然亭亭有志赴考，将来路过黑齿国，不如约她一起走，这多好。红红说约她一起去天朝参加考试确实是好事，但亭亭仗着自己学问好，目空一切，看不起人。闺臣去约的话，她不知道闺臣学问深浅，怕被玷污名声，肯定不肯去。红红觉得得先跟她聊聊学问，让她心里佩服，再约她才行。
闺臣说：听说亭亭学问渊博，自己可不敢在她面前班门弄斧，要是被考倒了这多难堪。若花说闺臣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她倒不怕，到时候跟闺臣一起去，不信两个还敌不过一个。闺臣说姐姐有这兴致，自己就勉力陪着，但得告诉舅舅才行。随即，她就把这事告诉了林之洋，林之洋说君子有成人之美，甥女成全亭亭功名是好事，不用跟他商量。不过他又说，那个黑女很厉害，九公之前跟她谈文都吃了亏，所以担心闺臣和若花也会吃亏。若花说她也就是个普通人，没什么好怕的。林之洋说她伶牙俐齿，谈文比三头六臂还厉害，九公现在提起来都头疼，还说她可能是“铁嘴”。他还说要是顺风的话，很快就能到黑齿国，期间让闺臣她们多记些典故，到时免得被难住，像九公那样出丑。林之洋还说自己在歧舌国学会了音韵，想找知音聊聊，就让闺臣她们到时候举荐一下。这两天大家吃了清肠稻不饿，到黑齿再买米，耽搁半天，正好让她们跟亭亭谈文。
大家说着话，第二天清晨就到了黑齿国，水手把船停好。林之洋就托多九公带着水手去买米。闺臣想让红红一起去约亭亭，红红说林叔叔知道亭亭住处，不用她去，她去的话亭亭可能勉强会答应，不过还是会被她轻视。就让闺臣以送还扇子为名去跟亭亭聊聊，亭亭愿意来最好，要是推脱的话，她再去说也不迟，这样才不会被她轻视。闺臣听后也是忙点头同意，随后就带着扇子和若花让林之洋领着进了城。到了大街上，闺臣和若花从左边走，林之洋从右边走。没多久就进了小巷，到了亭亭门口后，就见门上写着“女学塾”。敲了两下门，就有一个紫衣女子开了门，林之洋一看，认出眼前女子就是前年谈文的那个黑女。闺臣从袖子里拿出扇子说：“姐姐请了：
闺臣上前说，前年她们那里有位多老翁在您这里带了一把扇子回去，现在托她们将扇子带来还回，不知道是不是您这里的东西。亭亭接过扇子看了看，说这扇子正是她先父的。紧接着，她就邀请二位姐姐要是不嫌弃她家简陋，就请进去喝杯茶。闺臣和若花一起说正想登门拜访，于是就一同进了屋，林之洋则在旁边的小房坐下。
亭亭把两人让进书馆，行礼后就按顺序坐了下来，还有两个梳着垂髫的女童也上来行了礼。彼此问过姓名后，闺臣说自己一直仰慕姐姐的才学，去年路过贵邦时就想登门请教，只是惭愧自己知识浅薄，怕被笑话，所以没敢冒昧前来，今天能见到姐姐，真是三生有幸。亭亭说自己只是浪得虚名，不值一提。她又问起前年多老翁来的时候，有位唐大贤一同前来，是不是和闺臣有什么关系，闺臣说那是她父亲。亭亭一听，赶忙站起身来又向闺臣行了一礼，说原来唐大贤是令尊，姐姐出身于有学问的家庭，自然也是学问渊博。前年承蒙令尊多番指教，我的学问才能进步如此之快，可惜他匆匆离去，自己还有些问题没来得及请教，至今都觉得很遗憾，还说如今除了令尊，再没其他人能一起谈论学问了。
闺臣让亭亭有什么见解不妨大概说说。亭亭说自己对《春秋》有些疑问，我听说前人议论，说孔子常在记载的日月、名称、爵号之类的地方，暗含褒贬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本来想请教令尊，没成想他匆匆离开，自己真是没福气。
闺臣刚要说话，若花就接过话头，说关于《春秋》的褒贬之义，前人议论很多。她根据自己对经旨的理解，谈些浅见，觉得主要有三点：一是明分义，二是正名实，三是着几微，其他的书法虽多，大概这几点是最主要的。
亭亭问什么是明分义。若花说，就比如《春秋》记月份时写“王正月”，写“王”字，是为了表明正朔的由来，也就是理清君臣之间的道义。还有记载“陈黄”“卫絷”，是为了表明兄弟之情；记载“晋申生”“许止”，是为了表明父子之恩。另外像记载“曹羁”“郑忽”，是为了明确长幼顺序；记载“成风”“仲子”，是为了明确嫡庶区别，这些都是明分义。
亭亭又问什么是正名实。若花说，比如《传》里说隐公是“摄政”，但圣人在《春秋》里写他为“公”；《传》里说许止没给父亲尝药，圣人却写他“弑父”；卓刚立为君不到一年，圣人就正式称他为“君”；夷皋被弑，罪魁祸首本是赵穿，圣人却写是“赵盾”所为，这些都是正名实。
亭亭再问什么是着几微。若花说，像“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会同诸侯讨伐秦国”，这是表明因为要会同讨伐秦国才去京师；“天王在河阳狩猎，壬申日，公在天王住所朝见”，这是表明因为狩猎才去朝见；“公子结送女子陪嫁，于是和齐侯、宋公结盟”，这是突出公子结自作主张；“公在中邱会见齐侯、郑伯，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讨伐宋国”，这是突出公子翚擅自行动的，这些都是着几微。
若花接着说，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都害怕”。当时周王朝的纲纪松弛，篡权夺位的事接连发生，孔子没职位来行使权力，于是就依据《鲁史》编写了《春秋》，大概主旨就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尊崇王室、轻视霸主。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孔子就先抑制诸侯来尊崇王室；到了诸侯衰落、楚国强盛时，又抑制楚国来扶持诸侯，扶持诸侯其实也是尊崇王室的意思。圣人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观点，时代变化无穷，圣人挽救时弊的方法也无穷，他随时救世的心意就是这样。
有人说《春秋》里常在日月、名称、爵号中暗含褒贬，若花说自己不敢确定是不是这样。但要说称人是贬，可被称的人未必都该被贬，地位低的人也会被称人；称爵是褒，可被称爵的人未必都该被褒，该被讥讽的人也会被称爵。失去封地的君主会被称名，可卫侯逃到楚国却没被称名；没即位满一年的君主该被称子，可郑伯讨伐许国时却没被称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若花认为，《春秋》是圣人依据《鲁史》修成的，要是说用日月来褒贬，假设某件事该记日，可《鲁史》只记了月份，某件事该记月，《鲁史》只记了年份，圣人难道能跑到各国去查具体的日和月吗？要是说用名号来褒贬，假设某人该被褒，可旧史只记了他的名，某人该被贬，旧史只记了他的号，圣人又能跑到各地去查他的名和号吗？
《春秋》有通例，有特笔。像旧史记载的日月就沿用其日月，记载的名称就沿用其名称，以及结盟就写结盟、会盟就写会盟之类，都依照旧史，没什么增减，这是通例；而旧史没记载、圣人写上以表明意义，或者旧史有记载、圣人删掉以表示告诫的，这就是特笔。比如“元年春正月”是旧史的原文，加上“王”字就是圣人的特笔。晋侯召见天王，这事在先儒的《传》里有记载，圣人却写“天王在河阳狩猎”，是为了维护天下的礼法；宁殖把君主赶出去，诸侯的史册里都记了他的名字，圣人却写“卫侯出逃”，是为了给君主提个醒；不只写仲子，而写“惠公仲子”；不只写成风，而写“僖公成风”；不写陈黄，而写“陈侯之弟黄”；不写卫絷，而写“卫侯之兄絷”；阳虎是家臣，却写他是“盗”；吴楚僭越称王，却称他们为“子”；还有像纠不写“齐”，小白却写“齐”；突不写“郑”，忽却写“郑”；立晋君却写“卫人”；立王子朝却写“尹氏”，这些都是圣人的特笔。
所以说：“《春秋》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文字是史书的写法，其中的义理是孔子私下采用的。”学者看《春秋》，就必须知道什么是通例、什么是特笔，才能明白其中的大义。总之，《春秋》这本书，圣人写得光明正大，不过是直接记载事情，好的坏的，都清清楚楚。而救世的心意，才是这本书的主要宗旨。若花说自己是妄加议论，不知道对不对，还请亭亭指点。
亭亭说若花姐姐讲的深得《春秋》的主旨，她只有佩服的份。接着又说自己还有件事想请教，问闺臣和若花肯不肯赐教。闺臣让她详细说说。
亭亭说：她听说古代的《礼》遭受了秦代的焚书之祸，现在留存的只有《周礼》《仪礼》《礼记》，世人叫它们“三礼”。要是论古《礼》，恐怕没有比这更古老的了。但从汉、晋到现在，历朝都各自撰写了礼制，不知道这些是各自创新的礼制，还是都依据旧有的典籍？至于三礼各家的注疏，到底哪一家的好呢？希望能给我详细讲讲。
若花听了，暗暗吐舌头，心想这黑女怎么突然抛出这么大的题目！三礼各家的内容就够说一阵了，她还加上历朝的礼制，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都不知道从哪说起，恐怕今天要出丑了。若花心里头正琢磨着呢，闺臣就开口回答了。
闺臣说：她听说《宋书·傅隆传》里讲：“《礼》是三千根本，是人伦的最高准则。用在国家层面，君臣能因此相互尊重亲近；用在婚礼冠礼上，年少年长的能因此有仁爱之心，夫妻能因此义顺相处；用在乡里，朋友能因此获得三种益处，宾主能因此相互敬让。《乐》的五声、《易》的八象、《诗》的《风》《雅》、《书》的《典》《诰》、《春秋》的劝惩、《孝经》的尊亲，这些都是在《礼》的基础上才确立的。唐、虞时期，祭天之类的是大礼，祭地之类的是地礼，祭宗庙之类的是人礼。所以舜命令伯夷掌管三礼，好用来统括天地，规划阴阳，治理万物，修饰六情，这些都是用礼来节制。”
但《魏书》里说“三皇的礼各不相同”，又说“时代变了礼也会变”。所以殷代在夏代礼制的基础上有所增减，商纣无道，雅章湮灭。周公挽救乱世，大力制定礼仪，用吉礼敬鬼神，用凶礼哀悼国家的不幸，用宾礼亲近宾客，用军礼讨伐不虔诚的人，用嘉礼促成婚姻；这就是“五礼”。到周昭王南征之后，礼崩乐坏，上行下效，所以那些败坏操守、失身的人，必定先废弃礼：比如昭公避讳孟子的姓，庄公结割臂之盟，这是婚姻之礼废了，淫乱之事也就由此产生；齐侯因为喜欢妇人而怠慢客人，曹伯看人家的肋骨来轻慢宾客，这是宾客之礼废了，傲慢的情绪也就由此而来；文公在五庙进行逆祀，昭公不为母丧而哀恸，这是丧祭之礼废了，骨肉恩情也就由此淡薄；天子下堂，河阳召见君主，这是朝聘之礼废了，侵凌的苗头也就由此出现。孔子想消除当时的弊病，所以制定了礼、端正乐，以此来挽救败坏的风气。到了战国，继承周、孔学说，讲究礼法的只有孟子一人。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收集各国的仪礼，将它们都归到咸阳；只采用那些尊君抑臣的礼仪，掺杂自己的意思，供当时使用，其余的礼都废了。
汉高祖刚平定秦末的战乱，没时间制定朝廷礼制，群臣喝酒争功，有的还拔剑击柱，高祖对此很担心，叔孙通于是撰写朝仪，胡广在此基础上编辑旧礼。到了汉末，天下大乱，旧的典章消亡。到了三国时期，魏有王粲、卫觊一起创建朝仪，吴有丁孚收集汉代的旧事，蜀有孟光草拟各种典章。西晋刚刚建立，荀觊就根据魏代以前的事撰写晋礼。南朝刘宋有何承天、傅亮一起撰写朝仪。南齐有何佟之、王俭共同制定新礼。到了梁武帝时期，又命令众儒修成大典，恢复周公五礼的旧制。南陈武帝即位后，礼制虽然依据前梁，但还是命令江德藻、沈洙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斟酌取舍，以适应时宜。到了前隋，高祖命令辛彦之、牛宏等人采用梁的旧仪，制定五礼。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历代对礼制的增减不同，都是参考旧典，不是古礼不存在了，只是取其适应时代变化的部分。所以《宋书·礼志》说：“任凭自己心意而不效法古代，秦氏因此而灭亡；效法古代却不适用，王莽因此身死。”
至于注释《礼》的各家：汉代有南郡太守马融、安南太守刘熙、大司农郑元、左中郎将蔡邕、侍中阮谌；魏有秘书监孙炎、卫将军王肃、太尉蒋济、侍中郑小同；蜀有丞相蒋琬，吴有齐王傅射慈；晋有太尉庚亮、太保卫瓘、侍中刘逵、司空贺循、给事中袁准、益寿令吴商、散骑常侍干宝、庐陵太守孔伦、征南将军杜预、散骑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环济、谘议参军曹耽、散骑常侍虞喜、司空中郎卢谌、安北将军范汪、司空长史陈邵、开府仪同三司蔡谟；宋有光禄大夫傅隆、太尉参军任预、中散大夫徐爱、抚军司马费沉、中散大夫徐广、大中大夫裴松之、员外常侍庚蔚之、豫章郡丞雷肃之、谘议参军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齐有太尉王俭、光禄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刘瓛、给事中楼幼瑜、散骑郎司马瓛、御史中丞荀万秋、东平太守田憎绍、征士沈麟士；梁有护军将军周舍、五经博士贺玚、散骑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书左丞何佟之；陈有国子祭酒谢峤、尚书左丞沈洙、散骑常侍沈文阿、戎昭将军沈不害、散骑侍郎王元规；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隋有散骑常侍房晖远、礼部尚书辛彦之。
他们注释的书，有的见解不同，各有取舍；有的师徒相传，就如同同一树枝分出不同枝干。其中有的注重典制，不讲义理；有的注重义理，不讲典制。在闺臣看来，典制本就从义理产生，义理也通过典制体现，二者原本是互为表里的。可他们各执一词，未免有些片面了。近来盛行的书只有三家：一是大司农郑康成；二是露门博士熊安生；三是散骑侍郎皇侃。但熊氏常常违背本经，多引用外在的义理，就像往南却往北走，马跑得再快离目标也越远；皇氏虽然章句详细正确，只是稍显冗长繁琐，既然遵循郑氏，却又时常违背郑义，这就像水流落了却不回源头，狐狸死了头不朝着巢穴；这是两家的弊端。只有郑注内容丰富，考证精确详细，几百年来，研究《礼》的人钻研不完，自古以来注释《礼》的善本，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闺臣说自己也是冒昧妄谈，还请亭亭指教。
亭亭听了，连连点头说，这样的议论，才见得读书人有独到的见解，真是家学渊源，她甘拜下风。还亲自倒了两杯茶，端了上来。
两人喝完茶，闺臣心里就暗暗想：她的学问，要是用平常的经书难她，恐怕没用。好在她远居外邦，我们天朝历朝的史鉴，她或许没怎么留意；就算稍微知道些，其中的年岁也很繁杂。不如就用史鉴考考她？
亭亭最终会跟着进天朝参加考试吗？我们下回再说。